楊佩昌:我的信念為何發生了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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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與楊恆均博士有相似的背景和經歷:都是黨員、都曾經在體制內工作,後來有機會到國外長期學習和生活。不同的是本人來自貧困山區,且父母都是不識字的農民。

當時出國的動機很簡單:學習德國的文化、管理和技術,「師夷之技以制夷」。通俗點來說就是學成後報效祖國。

剛到德國的時候,我簡直是個暴怒的刺蝟,也可以用「憤青」來形容。

在施密特博士的課堂上,聽到他談中國XX狀況是如何的糟糕,我立即舉手駁斥:「博士,這是我們的內政,您沒有權力干涉!」

在哈瑟教授的課堂上聽他說:「中國的經濟體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我回答說:「德國也並非完美。你們不是也有國營的聯邦鐵路嗎?」

德國的一家網站上有一篇文章說:「中國人都崇洋媚外,見到歐美人都喜歡拉他們一起合影,中國女人都喜歡嫁歐美人。」我氣不打一處來,立即回信:「我就是那種喜歡拉外國人來照相的人。這是因為我來自農村,從來沒有見過歐美人,以為全身長毛的是一種半人半猴的動物,很好奇,所以想照張相給家鄉的人看。如此而已。」

後來與施密特博士私下聊天,他告訴我:他來過中國很多次,而且很愛中國。我問他:「你既然愛中國,為何在課堂上攻擊中國?」他回答說:「假如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共同的村莊里,有這麼一戶人家,男主人經常毆打他的妻子和孩子。旁邊一個人走過去說:喂,你不能這樣干!難道你認為旁邊說話的人是干涉其內政?」「如果村裡還有另外一個人,見此情況一言不發,也不去制止。你認為這個反而比那個管閑事的人更友好?」我聽後無言以對。

經過後來的學習才知道,德國聯邦鐵路是一個虧損的機構,私人企業沒有興趣參與,政府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才接手。其原因是德國高速公路太發達:不限速、不收費、個個城市通高速!於是公路衝擊了鐵路,導致一列火車有時只有幾十個人乘坐。飛機票更便宜得出奇:有時29歐元就可以買到一張優惠的飛機票。當年德國還沒有使用歐元,我用300馬克就買到中國~德國的大折扣往返飛機票,這相當於1200元人民幣!

對德國經濟進行了深入研究之後,我開始對自己國家的發展模式產生了疑問:戰後德國經濟發展,經濟增長了15年時間,國民平均收入就邁上了一萬馬克大關。而中國經濟增長了將近三十年,而國民平均收入才兩千多美元。普通工人的工資還在1000~3000元人民幣區間徘徊,相當於100~300歐元。那麼,經濟發展的成果跑到哪裡去了呢?經濟發展了,為什麼普通人並沒有明顯受益呢?

對這一奇怪的現象進行了研究之後才恍然大悟:德國政府的大致開支如下:50%用於保險、救濟和補貼,20%用於安全、國防、外交,20%用於教育和科研,只有不到10%用於公務員開支。這樣合理的財政支出,人民不富裕都難。

如果說上述分析太抽象的話,我在法蘭克福機場、戴高樂機場免稅店看到的情景就是最生動的注釋:明顯比普通商店貴得多的免稅店,中國人人頭攢動,到處是講漢語的中國同胞。就連金髮碧眼的售貨員都會說漢語。然後是每個售貨員都會說的一個詞:「發票。」我經常糾正她們:不是「fabiao」,而是「fapiao」。

在德國生活期間遇到的事情更讓我對自己的信念產生懷疑。

有一次,一個外國鄰居晚上放的音樂聲音太高,我干涉無效後報警。警察來後給他警告。之後警察來敲門,告訴我處理事情的經過,並問我這麼處理是否滿意。天啊,我在國內真的沒有享受過這樣的待遇。

人們到政府機構辦事,官員的第一句話不是「我能幫您辦什麼?」而是「您想喝點什麼?咖啡還是水?」

我幫一個朋友去萊比錫稅務局,詢問有什麼方法可以減稅。稅務局的官員耐心聽完後認真幫我分析,然後提出了具體的建議。按照他的方法,還真的減了不少稅,朋友的心情大悅。如果我用這個問題去問中國稅務局官員,可能是找抽了。

一次我帶一個代表團去訪問法蘭克福附近的里德巴赫市市長。這位女市長原來是搞出版的。當她聽說代表團汪中求先生的書籍《細節決定成敗》賣了400萬冊時,睜大了眼睛,然後堅定地表示:「我得趕緊離任,然後重新去做出版。」我心想:難道一個市長還沒有出版商油水高?

無論在德國任何一個城市,遇到的官員都很耐心,也發現他們其實很窮。無論你走到哪裡,沒有明顯的區域發展差異,沒有明顯的貧富差距,看不出城鄉差別。於是我真正動搖了: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好像比我們更社會主義啊。

如果說德國的這一切是萬惡的資本主義制度,那我只能說:這樣的資本主義也不錯。

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我的感受的話,那麼這句話就是:「什麼主義不要緊,還是人民幸福和富裕最重要。」如果為了堅持某種主義而犧牲人民幸福,那這種主義不要也罷。

──轉自《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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