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轟動一時的兩個「大膽和坦率」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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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6年05月22日訊】(新唐人記者李慧心報導)1966年文革開始,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共黨總支書記聶元梓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因此躍陞為紅衛兵領袖。一年後聶元梓就被判刑17年。而另一位女人王容芬,20歲那年因為目睹了天安門廣場上紅衛兵對毛澤東的瘋狂崇拜後,寫了一封署名信給毛,導致了被判無期徒刑的無妄之災。這兩個「大膽和坦率」的女人,在文革中都曾轟動一時。50年後,又是怎樣的感受和心情?

提起聶元梓,相信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無一例外的都記得她幹的一件事。她在發表了一篇批評毛澤東的政治對手的文章後,在北大校園貼了一張大字報,稱北京大學當時處於資產階級控制之下。毛澤東則命令電台播送這張大字報,對她攻擊權威人物表明讚賞的態度。由此文化大革命拉開了序幕。

當時是北京外國語學院德語系的學生王容芬,年僅20歲。因為參加了天安門廣場上的一個群眾集會,目睹了人們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瘋狂,在經歷了教師自殺,學生互相舉報,母親被勞教後,她鼓起勇氣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大膽地提出了她的批評:「您在幹什麼?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甚至她還點出了文革的實質「是一個人在用槍杆子運動群眾。」

當然,王容芬向毛澤東說了這番話,付出了相當沉重的代價。她被判無期徒刑,蹲了12年半監獄後才獲得自由。改變她命運的毛澤東在她被放出來之前死亡了,文革也隨之結束了。

這兩位「大膽和坦率」的女人在《紐約時報》5月20日發表的署名傅好文的文章中,追溯了文革的經歷,以及對這場浩劫的思考。

聶元梓認為要從文革中吸取的是「教訓」。她提出,應該要促進民主,允許所有人表達自己對國事和他人工作的觀點。包括不對的觀點。

聶坦然承認,有些人因她而蒙受苦難,比如北京大學的一些官員,也就是她的大字報攻擊的對象。這些人被戴上高帽,掛上牌子,在校園裡遊行示眾。還有些人被定為反動派,遭到紅衛兵毆打或折磨。

她表明,不管是現在還是當時,國家體制是罪魁禍首。她說,「當時我們認為,黨是偉大、高貴、正確的,你必須服從黨的指揮,指哪兒打哪兒。」在她為自己貼的大字報所引發的惡果而後悔時,當她提出不再做紅衛兵領袖時,江青堅決不同意。聶元梓隨即在幾個月後被捕。

現在,聶元梓的書和文章都不能在大陸出版和發表。中共對文革的沉默,讓她不滿,因為「它擔心失去政權」,所以中共更希望人們遺忘文革。

王容芬評價聶元梓是一個被人利用的悲劇人物,「紅火過一兩年,但在之後的十年裡處境悲慘。我很高興她能活下來講述自己的故事。」

王容芬在文革中差點失去生命。1966年,她在北京的蘇聯大使館門階上喝了四瓶農藥自殺。被捕時,她攜帶在身上的一張紙片中寫著這樣一句話:「可憐的祖國,你變成了什麼?」

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的那場屠殺後,王容芬離開中國,定居德國。她唯一怨恨的是毛澤東。「政治清洗把中國帶到崩潰的邊緣,無數人因此死去——這些是不可原諒的。這些不是錯誤,是罪行。」這是她對毛澤東的評價。

責任編輯:凱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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