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檔案】傅作義親人的悲慘遭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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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12月12日訊】【導讀】傅作義原為國民黨高級將領,1949年1月底中共軍隊佔領天津后,接受中共的條件,率25萬北平守軍投诚。然而,他的親人的悲慘命運令人唏噓。

傅作義之女傅冬菊是中共「地下黨」

策反傅作義的功臣

1946年國共談判破裂,中共的生存發生危機,急需了解蔣介石的全面部署,傅作義將軍當時是華北地區的最高指揮官,經常去南京開會,從他入手無疑是唯一的辦法。傅作義長女傅冬菊是「地下黨」,奉中共密令回北平「看望父親」,準備竊取傅作義寢室保險櫃裡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機密。雖然傅作義開保險櫃從不迴避女兒,傅冬菊也知道保險櫃的密碼,但保險櫃的鑰匙,裝在父親的上衣口袋裡,白天不離身,晚上放在枕頭下。為了拿到這把鑰匙,傅冬菊把腦筋動到同父異母的5歲小弟弟身上,她買了幾塊價格昂貴的巧克力糖和小弟弟做了一筆交易,讓他從父親上衣口袋取出鑰匙交給她。傅作義下班回家,得寵的小兒子爬到爸爸懷裡,撒嬌要爸爸講故事,並乘機拿走爸爸上衣口袋裡的鑰匙,交給了大姐傅冬菊。

就在傅作義又去開會時,傅冬菊進了父親的臥室,用密碼和鑰匙打開保險櫃,拿起照相機,將最重要的軍事材料拍攝下來。隨後,把鑰匙還給小弟弟,讓他放回父親的上衣口袋。任務完成後,傅冬菊又送他幾塊巧克力,並讓弟弟拉勾發誓,保證永遠保守這個秘密。中共很快得到這個膠卷,稱之為「這是解放戰爭初期最重要的軍事情報」。傅冬菊出賣了父親,也出賣了國民政府。

傅作義對共產黨並無幻想,他曾公開說共產黨會帶來殘酷、恐怖與暴政。後來,中共軍隊逼近北平時,是否把華北和60萬軍隊交給中共,這個責任感和現實狀況使傅作義心情非常矛盾,他痛苦到「經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頭撞牆,咬火柴頭想自殺」。而傅冬菊不但無動於衷、毫無罪惡感,而且著急催促父親趕快向共黨投降。

當時,中共安排傅冬菊任天津《大公報》副刊編輯,讓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過設在天津黃家花園的「華北剿總」辦事處,將傅作義的大量軍事情報秘傳給中共,讓傅作義的許多軍事行動屢屢失敗。她在勸阻父親傅作義不要率部南下、不要再為蔣介石賣命的同時,還把父親兵力部署、戰略意圖等情報及時匯報給中共,以致使中共根據取得的情報掌握戰機,下令東北野戰軍提前入關,將傅作義及其所率部隊困在華北。

中共通過傅冬菊提供的重要軍事情報,一直掌握著和談主動權。傅作義接受和談的基點是為了北平千萬百姓免遭塗炭及北平這座五朝古都大量稀世文物得以保存。根據傅冬菊匯報的傅作義的思想、動態,中共最終作出和平解決北平的決定。秘密和談階段,傅作義與毛澤東及中共中央的聯繫,利用的基本都是傅冬菊這條聯繫通道。傅作義以為中共只是找到大女兒傅冬菊來做中間聯繫,哪裡知道女兒是個背叛父親和國民政府的叛徒。

秘密和談結束後,毛澤東以勝利者的姿態,起草了一個《平津前線司令部首長致傅作義的公函(最後通牒)》。這封公函措詞極為強橫、嚴厲。信中說:「……貴部軍行所至,屠殺人民、姦淫婦女、焚毀村莊、掠奪財物、無所不用其極……在貴將軍及貴黨統治之下,取消人民一切自由權利,壓迫一切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在北平城內逮捕無辜人民……貴將軍自身為戰爭罪犯……即應在此最後時機,遵照本軍指示,以求自贖……」在傅冬菊接到鄧寶珊與中共代表蘇靜轉來的這封信時,深怕「士可殺,不可辱」的父親臨時改變主意。於是,故意將這封公函放在了傅作義在中南海居仁堂辦公室的文件堆下面,讓傅作義看不見。

1949年2月1日,即解放軍入城儀式的第二天,生米已經煮成了熟飯,《人民日報》才公開發表了給黨塗脂抹粉的《平津前線司令部首長致傅作義的公函(最後通牒)》,此時傅冬菊才不得不把此信原件從文件堆下面拿出來交給父親。傅作義看過,當即痛罵女兒不忠、不義、兩姓家奴。

最終,傅作義的五十萬雄兵不戰而降,林彪兵不血刃,所部不僅沒有虧損,反而一夕之間變成了「百萬大軍」。北平被宣布「和平解放」,從此成為紅都,讓毛住進了中南海。 「和平解放北平」的第一功當然是傅冬菊,她當時的個人作用在意義上遠遠超過了林彪的五十萬大軍,然而她得到的報答卻是不可思議的。在其後的歲月中,傅冬菊的境遇十分淒慘。

淒慘的晚年

北平和平解放後,《大公報》停刊,傅冬菊仍用「傅冬」筆名。並隨劉鄧大軍南下,當了一名戰地記者。後來隨軍輾轉到昆明。並受到老熟人鄧小平的接見。鄧小平把她編入宋任窮的「西南服務團」。 1951年,陳賡將軍將傅冬菊由昆明帶回北京,並準備派她到朝鮮前線做英語翻譯工作。在北京,傅冬菊見到了中共老資格革命家帥孟奇。帥孟奇以朝鮮前線不安全,不適合傅冬菊為由,把她留在了人民日報社,從此,傅冬菊一直擔任人民日報記者,作新聞工作。

後來,傅冬菊感到在政治上越來越遭受歧視。北平和平解放後,北平黨組織的有關人員,曾要傅冬菊填一張入黨申請表,說:「填完表你就是中共黨員了」,傅冬菊很感意外,說:「我早就是黨員了,這個表我不填……」後來還是在崔月犁的證明下,才作罷。

「文革」期間,傅冬還是被作為「反黨」的「階級異己分子」,給揪出來,遭到殘酷批鬥。她又去「探望」父親(文革初期,傅作義名列周恩來的「黨外人士保護名單」),自身難以保全的傅作義對她說:「從今往後,你不要再來了。」傅冬非常痛苦,她不理解,自己背叛家庭,背叛父親,入黨、鬧革命。這些即便沒有功勞,怎麽也不會有罪吧?怎麽倒成了「反革命」了?甚至連當年自己為避免中共公函給傅作義帶來負面作用的「扣押公函」事件,也被說成是「扣押最高指示」、「反對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了。這讓傅冬尤其接受不了。於是她給毛澤東接 連寫了兩封信。後來才獲自由。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窘迫,微薄的退休金幾乎讓她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前些年房改,需要個人將公房買下來,而這象徵性的不多的錢,她都拿不出,以致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實際上傅作義上交了多處私人房產,退回一處給他女兒住,完全合情合理,但沒人理這事。

傅冬菊臨終那年是2007年,此時她已經臥床2年多,貧困交加,當年平津戰役時期求她辦事的許多人早已在中共裡身居高位,還有不少是家屬子女在西方民主國家享受贓款的裸官,哪個人說句話都能夠改變她的處境,但直到臨終也沒有人去看望她。

她曾說,想寫一本父親的回憶錄,但最終沒有動筆,她說直到現在才發現自己對父親的了解實在太少了。她還說,隨著歲月的流逝,她慢慢的可以理解父親當年的做法。但已經為時太晚。傅冬菊到了晚年,身體每況愈下、多次被報病危,沒有資格住公費的高幹病房,只能住「特需病房」,這種病房只要付錢,是個人就能住,每天住宿費400元,護理費自己出,兩個護理員每天12小時一換班,每個護理員每月工資數千元。

只有退休金的傅冬菊負擔不起「特需病房」的開銷,護理她的人因為嫌付的錢少,關鍵時刻甩手走了。後來又找了幾個乾護理的,開口要價月薪5000元,兩個護理員每月工資要支付一萬元,傅冬菊及其家人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而「組織」呢?沒有因為她曾說服父親放棄抵抗,讓共產黨沒放一槍就「解放」了北平,立了特殊戰功,而免了她的病房費,而是任她自生自滅。

最後,躺在病榻上的傅冬菊已經不能說話了,在2007年7月2日,「黨的生日」的第二天,她終於解脫了一切煩惱。不知她在嚥氣之前是如何反思的。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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