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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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11月7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前言:永久的墓碑

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我改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一九五九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三千六百 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三,為造成大飢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第四,在寫這本書寫到一半時,北京宣武醫院在為我體檢中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於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度,下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一個墓碑――有幸複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當然,主要還是前三種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製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一)

一九五九 年四月底,我正在利用課餘時間為學校共青團委辦「五四」青年節牆報,我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小名車子)從灣里匆匆趕到浠水第一中學找我,急急忙忙地說:「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里的人把他抬回來的。」

我當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團委書記兼班主任趙純烈老師請假,併到食堂科停伙三天,取出了三斤大米,立即趕回家——睡虎下灣。走到灣里,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浠水稱之為油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幹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乾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吃的。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呆在家裡出不來。灣里一片死寂。

走進家門,真是家徒四壁,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水缸里連水也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

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鬆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只是動了動。這隻手和上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一層乾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一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隻手,我心裏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裏嘟啷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兩個月以前他還是好好的(其實當時他腿上已經浮腫,可我不知道是餓的)。父親在生產隊里負責放牛。那頭水牛很可愛,經父親精心照料,它壯實而清潔。這頭小水牛雖然不會講話,但它的眼神會說話:或是親近,或是憂傷,或是渴望,或是惱怒。它通過眼神可以和父親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從學校回來,總要騎著它在山坡上溜溜。兩個月以前,父親託人叫我回家。生產隊里把這頭牛偷偷地殺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學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進屋,就聞到誘人的肉香。父親不吃。他說這牛跟他關係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實是找借口,讓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來,他在旁邊看著,眼裡露出慈祥的光。我後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於餓成這個樣子!

我捏了捏父親的手,就趕緊拿起水桶和扁擔,把水缸挑滿了。我又扛起鋤,提上筐,到去年種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長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據說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們刨得差不多了)。我刨著,刨著,心裏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麼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麼不早點請假拿點米回來呢?

懊悔和自責無濟於事。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後就與世長辭。

父親楊修身,字毓甫,號洪源,生於一八八九 年(光緒十五 年)農曆六月六 日。他實際是我的伯父,也是養父。從我出生三個月起他把我養大成人,他和我的母親(養母)對我勝過親生兒子,他們對我超出常人的疼愛在家鄉傳為佳話。後來我從鄉親那裡得知,不管颳風下雨,父親總是抱著我踏著鄉間小道到四鄉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鄉八鄰。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輩在神龕前磕破了頭皮后長跪不起,直到我蘇醒。我頭上長了一個大膿皰,母親硬是用觜吮吸出膿頭,才得以痊癒。他們對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農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貧困,卻千方百計供我讀書。對我的品行要求極為嚴格。

在鄉親們的幫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親。父親已經靜靜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卻在我的大腦里活躍起來。他健在時,我怎麼沒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樁樁往事卻在我的大腦里浮現。

一九五零年,我們所在的麻元鄉鄉政府經常召開鬥爭地主、惡霸的大會。有一次,一場大型鬥爭會在棗刺嶺召開,父親帶我去參加。會場是一個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處臨時搭了台,山坡上站滿了農民。口號震天,荷槍的民兵耀武揚威。被鬥爭的人五花大綁拖到台上,每一位訴苦的人說完話后,都有人湧上台對被斗者一頓暴打。打到後來,已經沒有氣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槍斃。這一次就槍斃了十四人。我看到父親自始至終沒有說話。我和幾個小夥伴從會場回來后,玩起了斗地主的遊戲。沒想到父親看到后把我拖到家裡,狠狠地打了一頓屁股。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麼挨打。後來我聽他說,被槍斃的不全是壞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從此以後他再沒有帶我去看鬥爭會。

我母親(養母)一九五一年去世后,我就和父親相依為命。母親剛去世時,我一度失學在家。他不讓我干農活,騰出家裡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學習。可是,有一次交公糧,他卻讓我挑兩小袋稻穀和他同行。他說,過去沒有田,現在分了田,交公糧是大事,要讓我體驗體驗。誰知到半路,我走不動了。他就把我連同兩小袋稻穀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糧站。土地改革時,我家分得了十二擔谷的田(相當於三畝)。當時分得土地時他是多麼高興啊,我小小的年紀也分享到快樂,可是沒過兩三年,土地又收歸集體了。

一九五四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於沒有錢交伙食費,我得走讀。從家裡到學校二十華里。為了縮短我上學的路程,父親在離縣城十 里路的麻橋,找了一間舊房子,開了一間小茶鋪。這十里路全是大馬路,為我走讀創造了條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發我去學校趕早七點鐘的自習。有一天下起了暴雨,這間舊房子的山牆倒了,差一點把他壓在下面。後來學校給我助學金,我能寄宿讀書了,父子才結束了這種艱難生活。

父親餓死,我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麼關係。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有什麼關係。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那時,黨團組織灌輸什麼,我沒有任何懷疑,都全盤接受。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小學考初中獲得全縣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學加入少先隊隊,初中加入共青團,從小學到大學一直當學生幹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時,黨組織說右派分子壞,我就認為壞。一九五八 年大躍進,我也是學校里的積極分子。我寫的讚美大躍進的詩曾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當時我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學校《青年共產主義者》油印小報的主編。白天參加勞動,晚上編報紙。一九五九年元旦,我為這張報紙寫《元旦獻詞》,熱情地歌頌「大躍進」。在全校慶祝新年的大會上,校長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作為向全校師生的獻詞。

我做這些都是真誠的,沒有絲毫功利目的。父親的死,雖然我很悲痛,但沒有減弱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當時大批青年人也積極地投入了「大躍進」,他們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餓但沒有怨言,他們也是真誠的,共產主義在鼓舞著他們,他們中的很多人願意為共產主義這個偉大的理想而獻身。

我之所以真誠地支持「大躍進」,除了共產主義理想的鼓舞以外,還因為無知。我的家鄉是一個偏僻的小村,遠離公路。信息十分閉塞,農民不知道大山以外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聽到一位老農民對我父親說:有人看到宣統了,有可能重新出來做皇帝。他們不知道溥儀在天津和東北這一段經歷,也不知道溥儀當時已經當作漢奸被關押。農民懷念皇帝。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發生的大事他們也不知道。村幹部黃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鄉里開了會。第二天,他兒子(小名賴子)對我說:「毛主席坐殿了。」我問:「什麼叫坐殿?」 賴子說:「就是當皇帝。」他說這是他父親告訴的。我們那裡絕大多數農民終生最大的活動半徑不超過五十公里。我們家鄉雖然離漢口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對農民是遙不可及的。人們對漢口的嚮往只能停留在兒歌里:「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漢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橋」。縣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縣城來回也得花一天的時間,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嶇的羊腸小徑。很多人一年僅去縣城一兩次。夏夜洗完澡后乘涼,是農民最愜意的時候。有的一家幾口人坐在自家門前,一邊喝著自產的粗茶,一邊搖動著自家用麥秸編織的扇子,談起家長里短。愛熱鬧的人則圍坐在一起,一邊乘涼,一邊聊天。或談從說書人那裡聽來的「桃園三結義」,或談幾十年前從武漢傳過來的「興漢滅旗」。但這些已經聽過很多次了,使人膩煩。如果誰談起縣城裡發生的新鮮事,大家都豎起耳朵聽。談論縣城情況的人會引起人們的尊敬。

鄉村的閉塞雖然使農民無知,但卻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純真。父親對一九五零年鬥爭會的反感,不是來自理性的判斷,而是出於人性的自然。

我一九五四年離開鄉村進入縣城上學時,是帶著一片空白的頭腦離開農村的。

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權以後,一方面封鎖了來自境外的一切理論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標準。政府既壟斷了信息,又壟斷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權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都全力論證共產黨政權的正確性;一切文化藝術團體,都竭盡全力地歌頌中國共產黨;一切新聞機構,都發布證實中國共產黨英明、偉大的新聞。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把樹立學生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當作第一要務。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文藝團體、新聞機構、學校,都成了中國共產黨壟斷思想、壟斷精神、壟斷輿論的機器,都在時時刻刻地塑造著青年人的靈魂。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也為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閉的條件下,中央政府利用這些壟斷機器,長期灌輸共產主義價值,排除和批判其它價值。這樣,在無知青年的頭腦中造成了一種鮮明而強烈的是非和愛憎,形成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強烈渴望。這時,如果有反對這種理想或與這種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現,必定受到群起攻擊。

除了社科、新聞、文藝、教育的強力灌輸以外,組織灌輸更為有效。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圍又有一批骨幹分子,一層控制一層,一層效忠一層。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成百上千次的大小會議,表彰和批評,獎勵與懲罰,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單一的軌道。一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消滅在萌芽狀態。當時我真誠地相信,近百年來受帝國主義欺凌的、積貧積弱的中國,通過「三面紅旗」,能夠進入社會主義,進而實現人類最高的理想――共產主義。為了這個崇高的理想,眼前的問題算得了什麼?

我不懷疑「三面紅旗」,除了無知以外,還有一原因,這就是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我不敢懷疑。很多殘酷事實在我眼前發生。萬尚君,是比我高一屆的同學,因稱讚鐵托一篇批評「社會主義陣營」的長篇講話,失去了考大學的機會。他考初中時是全縣第一名,我是繼他之後的第一名,所以我們很熟悉。他學習成績優異,讀書多而勤於思考,僅十七歲因獨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一九五九 年春天,有人在廁所的隔板上發現了「打倒毛」三個粉筆字,驚恐萬狀,急忙報告學校領導,學校急忙報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偵破,原來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寫的,他因飢餓而不滿,藉此發泄。我親眼看到他帶上手銬被投進了大獄。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人們像避開熾熱火焰一樣而避開政治危險。

在皇權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國度里,人們本來視中央政府的聲音為權威,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央政權這個「神器」,向全民灌輸單一的價值。經歷簡單的青年人真誠地相信這些灌輸,而那些有一點閱歷的家長,或是對「神器」的迷信,或出於對政權的恐懼,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現與政府不一致的思想,總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順從,聽話。

一九六零年我考上了北京清華大學。一進學校,就參觀清華大學反右派展覽,進行忠誠教育。接著下鄉勞動五十 多天,一方面接受勞動教育,一方面開展保衛「三面紅旗」的辯論。雖然我們飢腸轆轆,但不懷疑「三面紅旗」。這所歷來以思想開放著稱的大學,卻十分封閉。清華大學歷來有很多名教授,但我們只是從毛澤東的著作中知道聞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陳寅恪,不知道吳宓。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很多,但我們能借到的書,除了工程技術書籍以外,只有與共產主義有關的書。清華的兩位校友楊振寧和李政道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學校不僅對這件事秘而不宣,還在團幹部會上吹風:這兩個人思想反動,不要像他們那樣走「白專」道路。在大學期間我還是很聽話,一直擔任團支部書記,一九六四年五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時的人們認為我們這些青年很單純。是的,我們的「單」,是指腦子裡只有輿論機器所灌輸的信仰,信仰是單一的;我們的「純」,是除了當時輿論所灌輸的思想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

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把在新政權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塑造成這個政權的忠實信徒。如果在這幾十年內不發生什麼大事,這個政權能穩固存在,我們這一代人就終生持有這種信念。

使我認識最初發生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華大學成千上萬張大字報揭發出來的情況使我震驚:我多年來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敗,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一九六六 年八月到十二月,我和同班幾位同學一起到二十多個城市「串聯」,各地的大字報也揭發出高官的腐敗和特權。我開始不迷信權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報紙上所說的一切。我開始懷疑中國共產黨多年來向我灌輸的神話。我和多數普通群眾一樣,是以反對高官的特權的心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的一句話使我震驚:湖北省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三十 萬人!這時我才知道,發生在我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象。

大學畢業以後,我分配到新華社。新華社記者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我不僅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生活。作為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製造出來的,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思想禁錮比過去鬆動了不少。一些真實的歷史開始透露出來。過去黨教導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只有共產黨抗日,國民黨一味投降妥協;現在才知道,國民黨支撐著抗日的主戰場,有一兩百位將軍為國捐軀。過去黨教導我們,由於自然災害,少數地方發生了飢荒;現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禍,幾千萬人飢餓而死......我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歷史,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

一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矇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矇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實。我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採訪新聞中努力了解真實的過去。我親身經歷的一九八九 年北京風波,更使我大徹大悟。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里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一盡。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道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矇騙的更多人。

在擺脫矇騙和追求真實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親死去的社會背景。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我對父親死因的思考卻日益深入,對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進入八十年代,家鄉興起了為先人修建墓碑的風氣。特別是在外面當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氣派。親戚朋友也曾勸我為父親修建一個墓碑。我想,我雖然沒有當什麼大官,我為父親立的墓碑一定要比當大官的更氣派。然而,我想到了一九五八年家鄉那些墓碑的命運。有的被拆來修建水利設施,有的在大鍊鋼鐵中用來做土高爐的底座,有的則鋪在路上任千人踩、萬人踏。墓碑越氣派,被拆除的危險就越大。父親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須立在心裏。立在心裏的墓碑,不會遭人踐踏,也不會被人拆除。

在我心裏的確為父親修建了一座墓碑。這本書,就是我心中墓碑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圖書館中,存留在讀者心中。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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