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21日訊】中共沒有別的末日選擇，就像當年「蘇共沒有別的末日選擇」的道理一樣。一個背離正道的政黨和政權，剛一出生就能預知其結局。共產黨國家的末日如何，歷史規律誰也無法逃避，只是時間早晚問題。蘇聯共產黨統治早就垮台了，原因是被逼公開化和政治改革，導致提前垮了。中共呢？當然吸取教訓，死也不肯公開化和政治改革。結果呢？互聯網時代逼著你公開化，政治上的局勢也逼著你無法倒退，即使不搞政治改革，也沒有別的出路，不是等死，就是找死，結局和蘇共的命運不會有不同。

蘇聯共產黨末日前的例子在今天還是值得思考的，並且是有趣的，1988年，戈爾巴喬夫比較有看點的是他的「新的政治思維」，無論是外交，還是內政，蘇共要求告別僵化，黨內外實行「公開性原則」。戈爾巴喬夫曾說過：「在導彈核時代，全人類的利益高於階級的利益」，意思是指尊重和遵守普世價值原則，比如在存在著毀滅性的核武器的情況下，全人類的利益無可爭議地高於國家、階級、民族和意識形態的利益。按照今天的話說，人權高於主權，法治取代專制，自由替換奴役。這樣才是對全世界文明社會的貢獻。公開化原則下，必須進行選擇的就是接受新聞自由，比如蘇聯媒體開始如實報導西方國家政治領導人、活動家、學者、以及新聞工作者同蘇領導人和蘇記者的對話。過去有時也報導此類對話，但往往只寫兩三個問題和對問題的回答，然後就以，「還回答了其它問題」結束。蘇聯公眾對此多有抱怨，認為最重要的東西對外國人可以說，對自己的公民卻掩蓋起來。《真理報》的一位讀者來信指責這是「半真半假和說一半留一半的報導。」中共也是如此，在互聯網時代，中共主導的「兩會」，外國記者提問的就是尖銳或敏感問題，可中共的記者卻一如既往地「掩耳盜鈴」或「指鹿為馬」。中共的會議報導也是如此，政治局「會議還研究的其他事項」，至於什麼事項，卻不公開，比如中共最敏感的人事選舉，候選人的信息在海外中文網站上基本都有準確的名單，可對自己的民眾卻故意保密。如此，和蘇共統治末日期間驚人地一致。

在蘇聯1987年先後停止了對幾家過去視為反動電台的西方電台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之音等西方電台俄語廣播的干擾，還停止了具有長達幾十年的對「德國之波」、「以色列之聲」和設在慕尼黑的「自由」電台的干擾，1988年決定從1989年起公開出售西方國家報刊，近八千多種禁書全部開放。過去的蘇共中央不想讓民眾接受反蘇宣傳和聽到有關蘇聯消極現象的報導。蘇聯現領導改革後不再背道，而是正視現實，相信人民的鑑別能力。當然，信息開放，必然提早葬送專制，1991年蘇共垮台，蘇聯解體，戈爾巴喬夫是有特大貢獻的人，是真男兒，其後又有開放黨禁和報禁的台灣領導人蔣經國，認識到歷史規律不可阻擋，果斷決策，接軌普世價值，都是真男兒。可是在中國，黨如今依然控制民間輿論，禁止外電輿論傳播，比如中共電子干擾部隊一如既往地干擾英國BBC和美國VOA等電台的干擾，而且其網絡防火牆對其電台網站進行屏蔽，比蘇聯末日時還瘋狂。中共的媒體上不能出現「趙紫陽」、「劉曉波」等敏感詞，有「五毛黨」稱謂的中共黨的多數新聞工作者對此封鎖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看看中共宣傳部控制下的媒體，對外國報導多數是政府醜聞和社會負面消息，對於國內新聞多數歌功頌德，難怪人們說報紙和電視新聞，「只有日期和天氣預報是真話，其餘都是謊言。」蘇聯時代早就有《真理報》的主管「真理部」負責控制意識形態，這個部門就像「用厚厚的城牆圍起來的堡壘部門，無論如何也進不去。」可如今20多年過去嗎，中共宣傳部控制輿論還是如此，整天靠著密令來封鎖真正的新聞，這就是共產黨國家靠謊言統治的末日徵兆。

中共的《人民日報》、新華社、央視《新聞聯播》比當年的蘇共《真理報》還像「真理報」，封鎖真相，容不下異議者的聲音，所謂中共的媒體批評報導有變化，但依然有多重限制，頂多有自上而下的批評，卻沒有自下而上的批評，對中共黨中央的批評，從來沒有一個媒體敢有這樣的膽子（1957年「反右」前的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過是「引蛇出洞」的幌子，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和批評自由）。曾任蘇聯新聞工作者協會理事會主席、《真理報》總編輯阿法納西耶夫面對公開化，曾承認說：「對於新聞傳播媒介來說，今天已不存在原來被視為『不可侵犯的』或『不允許』批評的『被禁』的題材、領域和現象；批評的禁區減少了，被批評的等級提高了。」而在中共統治下，處處都是這樣的禁區，問題都是中共統治造成的，但誰也不能公開批評，中共自身也不能承擔責任，只等末日降臨。

中共自十八大以來選舉了新的領導人，但其執政的路線依然和前任沒有多大的區別，對封鎖信息和打壓異議人士一如既往。對於專政的一黨獨大的國家，衡量一個新任領導人與其前任有沒有區別，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對待政治反對派或異議人士的態度，這當然包括有沒有再抓人，但更重要的是有沒有放人，或放鬆對異議人士的監控。二零一零年中國著名異議人士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北京當局對劉霞的非法監控升級，自十八後至今依然沒有降低，還有對宗教和政治異議人士范亞峰等人的暴力毆打和非法監控，對中共前黨內高官鮑彤、張祖樺等政治異議人士的非法軟禁和監控，對於律師界異議人士的監控，都是武裝到牙齒，給他們家人生活帶來了嚴重影響，甚至對他們生活和身體都有不同程度的傷害，中共的這些「非法工程」，並沒有因為新任領導人而改變，其惡劣做法還不如古代新加冕的皇帝，更不如蘇聯末日前的開明。當然，這些末日徵兆證明，其依然和前任一樣，其不是戈爾巴喬夫，也不會成為大家所期待的蔣經國和昂山素季所面對的軍政府。他不過是同一雙鞋子的「鞋樣子」，前有毛鄧，後有江胡，一步一個腳印，都是同一雙鞋子，同樣的腳印。毛殘暴，鄧粗暴，都是家長作風。江會是維持會，習就是新任維持會長。獨裁者的末日選擇，還能選擇什麼呢？一個謊言的國度，他只能選擇繼續謊言；一艘巨輪失控了，只能成為鐵達尼號撞上冰山，此外別無選擇，那麼他的現在會有什麼兩樣呢？

所以，不要幻想某個新任領導人，以為當他黃袍加身的時候就能大赦天下，不會的，古代皇帝能做的事情，今天的獨裁者不會做；蘇聯總統願意做的事情，今天的獨裁者不願意做——除非形勢逼著他不得不做。從中國歷史上看，規律都是一樣的，自從老皇帝死了，號稱「新政」的新皇帝，從來都比前一任皇帝更壞，一代不如一代。古代皇帝雖然「家天下」，但他沒有拆你家的房還逼你自焚，沒有征你家的地還不讓你到京城上訪，沒有計劃你家的生育還強迫洗你的腦袋讓你對他歌功頌德，「早請示晚匯報」；雖然古代皇帝處處大興「文字獄」讓你道路以目，但今天的獨裁者讓你幾代人都得不到「免於恐懼的自由」；這樣的「黨天下」，甚於「家天下」，你指望他會公佈官員的財產嗎？當然，這些都是黨國機密，他們的房產、家庭收入、任職情況，從來不對外公開，這不是中央幾百人不公開，而是從上到下不公開，從中央到地方，各個省市區縣，幾乎縣級以上政權頭號人物就是當地的「地頭蛇」和權貴集團，這些人誰會把自己的財產對公眾公開？不但不公開，而且他們大權在手，說一不二，可以壓制民間的異議，可以在當地網上設置敏感詞，可以天天上自己所在地電視台的「新聞聯播」頭條，可以派公安跨省抓捕，可以到北京設置黑監獄，這些人如同各地的成千上萬的「新皇帝」，大權之下有各自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人民看守所，不高興誰就抓誰，它們還大興土木，甚至可以把辦公大樓建成白宮樣式。

而那些手握「槍桿子」和「刀把子」的公安便是當權者的鎮壓工具，公安抓人後，法院和檢察院就參與背書，生米「搞」成熟飯，非法變成合法化，警察、檢察官、法官看著縣委、市委書記的顏色行事（市委書記薄熙來、公安局長王立軍就是典型案例），做壞事理所當然，依法辦事卻是不敢，政府部門成為最大的違法主體和人權侵犯者，甚至地方勢力的權力比國務院還大，在薄熙來、王立軍之流眼裡，國務院算什麼？即使溫家寶來了，照樣欺騙，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國務院知道誰在騙他，他卻拿他們沒有辦法。古代皇帝儘管有指鹿為馬，但卻沒有這樣一級接一級的指鹿為馬，如此習慣成自然。古代皇帝還不願把江山丟在自己這一代手裡，現在的新皇帝自毀長城，他們希望早亡黨亡國才好，然後他們好早日到美國加拿大以及歐洲福利國家過人上人的富貴日子（當然，他們已經提前按照家屬及兒女子孫過上移民生活了）。這就是黨國的末日徵兆，也是黨國的末日選擇，所以說他們的統治不過是維持會，維持一天算一天，所謂的「兩會」和「某某大」不過是走過場，最多十年又換一任維持會長，只是不知道哪一天會突然掉鏈子，當然這時刻會在一夜之間發生，那時就是他們最後一次、真正的末日選擇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