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9日訊】一、習近平雖強調依法治國，但實行的仍是以黨治國。

據網媒報導，繼1月22日習說「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之後，2月23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要求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習近平強調，要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各級組織部門要把能不能依法辦事、遵守法律作為考察識別幹部的重要條件。

對於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來說，一直是人治重於法治，明君、清官情結根深蒂固。雖說「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但那不過是安撫民眾的幌子。如果沒有嚴厲的懲罰機制，誰會不濫用權力而去「依法治國」？如果執政者不畏懼司法權，居於法律之上，再好的法律也不能阻止「惡治」。

其實，據筆者觀察，作為一向用謊言欺騙民眾打天下且長期坐天下的中共，一向都是說的遠比唱的好聽，但實質和結果又怎麼樣呢？這可以根據中共歷屆領導人的言論中完全可以看出。

畢竟習近平所在的國家，仍然堅守的是人治和黨治的傳統，人治的最大溫床和土壤就是中共一黨獨裁專制本身，雖然此邪惡制度已引起越來越多人民群眾的不滿與堅決反抗，但當局依然頑固執守，還繼續花費高昂代價為這種殭屍制度維穩著。這應是習之說法絕不可能落實到位的根本原因所在。習近平所在的統治集團的全體成員，全部都是通過黑箱操作跑上層路線，依靠行賄受賄爬台階艱難爬上來的，對於這些本身就是犯罪分子的人講依法治國，這無異就是對豺狼虎豹們說，你們不應食肉，這有可能嗎？

因此，可以這樣說，如果習近平在掌握大權之後，不採取實際措施真正實行依憲治國，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即便說得再好，也還是謊言，甚至還是助紂為虐的欺騙，其禍國殃民的程度，未必遜色於直接作惡者。

二、只有真正落實1937年毛澤東的改變一黨專政的獨裁體制和開放黨禁言禁的講話，習近平的講話才不會淪為空話。

據作者唐洲雁著《毛澤東的美國觀》一書中指出，促進民主改革，改組國民政府，是毛澤東和中共一直堅持的政治主張。早在抗戰前夜，毛澤東就提出「實現依據民主綱領而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1937年5月，他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指出爭取政治上的民主，乃是「保證抗戰勝利的中心一環」，「看不清民主任務的重要性，降低對於爭取民主的努力，我們將不能達到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在會議的結束報告中，他又提出：「歷史給予我們的革命任務，中心的本質的東西是爭取民主。」而要爭取民主，必須進行兩方面的改革：一是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體制，改變為各黨各階級的民主政體；二是實現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此後，在抗戰、民主與團結的旗幟下，中共與國民黨展開了反覆的合作與鬥爭。特別是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最終形成，借助蘇英美國際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把爭取民主、改組政府的鬥爭，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194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紀念抗戰5週年宣言草案。經過毛澤東修改的這一宣言於7月7日發表，指出戰後的中國，應當是獨立的、統一的、和平的、民主的、民生幸福的、經濟繁榮的中國，應當是各黨派合作、經過人民普選的共和國。此後，民主建國成為毛澤東反覆強調的宣傳方針。

歷史我們尚且不論，無論如何已經既成事實，無可改變，我們沒有必要與歷史糾結不清，但事實就是事實，我們只要把歷史事實充分全面詳盡徹底地暴露在世人面前即可。

今天，當我們再次翻開歷史，看看真實的中共鼻祖毛澤東當初的言論時，無疑是值得肯定的，因為那是真正可以為國為民謀取永恆福祉的。但是，作為今天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先生看到這種說法會作何感想？是否切實以身作則，從自身做起，從自己的團隊開始，先建立一個純粹為國為民真誠謀永福的領導團隊，再然後陸續加強與各黨派合作，尤其是我們這些異議異見的人士們合作，先確定一個試點的直轄市搞直選，如上海、北京、天津或重慶，再開放兩禁，為結束一黨專政的獨裁體制打下堅實基礎。只要一黨獨裁體制結束了，又何愁所有黨官不依法治國？又何愁新上任的黨官還會耍流氓呢？

但在眼下，這些號稱黨的領導幹部的人們，基本上都是犯罪分子，甚至很多人還是累教不改的慣犯，屬於罪大惡極的。你能指望這樣一些人也依法治國依法行政嗎？

三、應實行縣市長直選，允許普通公民獨立競選縣市長

網媒介紹，台北市市長是中華民國台北市的行政首長，也是台北市政府的最高領導者。該職務最早設置於台灣日治中期的1920年，與台北州轄市同時設置，當時均由官方派任。1945年台灣歸屬中華民國後，台北市成為省轄市，市長從1951年起隨著地方自治的實施而改為市民直選，當選者多為台灣本省籍的黨外人士。台北市在1967年改製為直轄市後，市長改由中央政府派任；惟仍多由本省籍人士出任；至1994年起再度改為市民直選。

在中共領導下，中國沒有任何城市實行過直選。實際上，即便按照共產黨的憲法規定，如果要切實一絲不苟的貫徹和落實賦予國民的選舉與被選舉權，在某市搞直選也是合法的。這種直選的候選人，肯定不是中共一家推薦，而是中共自己推薦一人，民間社會推薦一人，完全走陽光法治路線，由全體市民票決，這才是真正的直選。

目前的中國，在任何城市搞試點都可以，影響力及其試驗效果最佳的沒過於北京、上海、天津和重慶等四大直轄市。如果習近平在今年的兩會上正式擔任國家主席之後，能夠在直轄市的試點直選方面下功夫，這應是落實以憲治國，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切實達到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真正舉措，而且還是史無前例的，是切合世界民主大潮及國民迫切需要的。

四、允許民間成立監政組織，從地方開始，首先徹底斬斷黨官腐敗的根子。

如果搞直選暫時不可能，那麼就退一步，允許民間成立獨立社團組織，專門負責監督政府及其官員的一切違法犯罪行為，把中共中央的好政策切實在地方全面貫徹和落實到位，而不至於總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致使習總書記的話也出不了中南海。長此以往，而把地方腐敗黑惡勢力養成無限大，形成尾大不掉，屁股指揮腦袋的局面就更為可怕。這種監政的舉措，固然對於習李新政，絕對是最大的好事。當然也是完全符合中共一系列方針、政策和制度本身的。

民間監政社團的作用是：

1、無形中的普法活動，公民權利意識和素質的自覺培養與提高。

2、官民守法意識的加強。因為監政必須按照現行法律、制度和政策監督，這便迫使官民都去尋找法律依據，而認清法律本質，讓官民本身首先自我約束，不再違法犯罪。

3、監政權是公民社會的常態，公民監政，深入人心，官權懼怕，人民主動，官權才不會再濫權，或繼續有恃無恐大搞特搞腐敗和不正之風。

4、公民監政從地方開始，地方政府和官員完全徹底地變清廉了，中央自然也清廉了，不清廉也不可能。因為地方官員搜刮不到巨額款項行賄上級領導人。也許還有，一定就是微乎其微的了。

總之，公民監政是實現憲政民主政體的最原始狀態，是邁開民主憲政步伐，衝破一黨專政的第一步。當然，無論直選還是監政，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開放報禁，讓言論首先自由起來。否則，直選毫無意義，監政的效果也微乎其微。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