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11日訊】自1937年開始的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中最慘酷最壯烈最艱苦也是最光輝最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為滅亡我民族國家的大規模侵略，我中華兒女抱著不做亡國奴的決心，奮起抗戰，萬眾一心，以血肉之軀對抗擁有先進武器的強敵，不怕犧牲，前赴後繼，歷經八年苦戰，終於獲得勝利，收復失地，並使中國躍居世界五強之一，走上民族復興的光明大道。
可是抗戰勝利不久，國共兩黨爆發內戰，結果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失敗，退出大陸，中共在中國大陸建政，隨著毛澤東獨裁專制制度的不斷加強，封建的皇國史觀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在文化領域佔據統治地位，對抗戰歷史極盡歪曲醜化隱瞞掩飾之能事，使一部抗戰史成了謊話史，這就對傳承中華歷史文化和發揚民族精神造成極大損害。
本人是親歷八年抗戰的新聞記者，曾在國共兩方從事抗日宣傳，對雙方均無政治偏見，特別是曾兩次遭日偽特務暗殺而倖存，多次在戰場炮火下差點犧牲。這些經歷，使我對國共兩黨和蔣介石、毛澤東在抗戰中的表現和作用有了更深的認識。為了響應中共「求真務實」的號召，我根據親見親聞，結合眾多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參考共產國際和蘇聯派駐延安代表弗拉第米諾夫的4年《延安日記》（以下簡稱蘇共代表弗氏）撰寫此抗戰記事，給久經洗腦對抗戰矇昧無知的人們，提供一幅真實的抗戰圖景，以存真史，為建設只說真話的文明社會略盡綿力。以下就長期有爭議的一些問題加以述評。
（接上期）和平談判
日寇侵華，正如俗話所說：貪心不足蛇吞象，它的財力軍力均不可能并吞中國，於是採取「以戰養戰」、「和談誘降」等毒計，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曾與日寇和談，由於兩人對抗戰的態度和立場不同，他們與日寇談判的結果也大不相同。南京淪陷后，日寇派人向蔣介石談判誘降，蔣介石起先拒絕，由於黨內外不少高層人士（如於右任、胡適等）對抗戰前途悲觀，向蔣介石施加壓力，蔣介石遂派曾任北平、天津市長的秦德純赴香港與日使談判，蔣的要求是完全恢復蘆溝橋事件前的領土主權，日方則提出苛刻條件：承認偽滿州國，賠償戰爭損失，訂防共條約、經濟合作條約，華北駐軍等，蔣認為喪權辱國，不予理睬，日又降低條件，不談賠償和偽滿州國，其他大體不變，蔣拒不接受，日又請德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又被蔣拒絕，蔣在《日記》中稱：「倭寇亡我之心不死，無和平可言也。」日寇惱怒，公開宣布不再承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孔祥熙，以財力己難支撐抗戰，暗中派人赴港與日談判，蔣獲知后嚴詞批評，后悉孔仍在與日談判，大為震怒，下令：「今後再有人與日寇談和，以漢奸論處，殺無赦！」於是徹底關閉了和談大門。
毛澤東則不同。為了實現他的「三國志」謀略（聯日反蔣），他主動派人與日方談判。據中共領導人之一的王明在《回憶錄》中記載：「毛澤東不經政治局委員們同意，由軍委秘密電台發電給新四軍政委饒漱石，要他派人代表毛去與日汪商談合作反蔣事宜，同時停止中共對日汪的軍事行動。」又據蘇共弗氏記載：「我看到一份新四軍參謀部的報告，它確切地表明，中共領導層與南京日本派遣軍參謀部之間有著長期不斷的接觸，雙方情報傳遞的終點是南京和延安。」隨著眾多知情人的揭露，毛澤東與日汪的合作關係逐漸清晰了。
原來饒漱石接到毛的指令后，就把中共與日汪商談反蔣合作的任務交給了新四軍情報部長潘漢年。其實潘早在1939年起就與日寇駐香港和上海二個總領事館特工建立了針對國民政府的「情報交換」關係，接到毛的指令后，潘輕車熟路到上海，找到密友袁殊（留日共產黨員，因參加共產國際情報活動被國民黨逮捕，成為軍統特工，后又成為日寇特工，當時任日本特務機關「岩井公館」負責人）即偕同去見日外務省在中國的情報頭頭岩井英一，岩井見潘己不是一般情報員而是毛澤東特使，刮目相看，優禮有加，當即發給潘「特別通行證」（各地通行無阻），讓他利用「岩井公館」秘密電台與延安和新四軍通報，並在上海最豪華的匯中飯店租一套房，供他居住，又讓潘以「胡越明」的假名每月在「岩井公館」領取大量活動費，隨後就帶領潘去見日寇在華最高特務機關「梅機關」頭頭影佐偵召少將。影佐對毛澤東特使也熱烈歡迎，隆重接待，經幾次商談，商定了合作辦法。接著影佐批准潘去見汪精衛 （影佐是汪偽政府太上皇，汪的一切行動須得影佐批准）。這樣潘就與另一位好友李士群（留蘇共產黨員，被捕后成軍統特工，后又成為汪偽政府特務頭子——調查統計部長及江蘇省主席）赴南京會見汪精衛。汪原是毛澤東的恩師（早年汪任國民黨宣傳部長，曾提拔毛任副部長）對潘更顯親切，即邀請毛派人參加他的議會和政府，潘則對汪表示：如汪與日合作有困難，歡迎汪到新四軍來。潘與汪也談妥了合作辦法。
潘漢年與日汪商談雖未簽訂書面協議（原因是毛澤東的抗日言論喊得比蔣介石響，日寇懷疑毛心中有詐，暫時不敢輕信）但仍取得多項重要默契：（1）日軍與八路軍新四軍互不攻擊，保持和平共處；（2）中共部隊不再破壞鐵路，保持交通順暢；（3）中共可到日佔區採購戰略物資（藥品和通訊器材等）不受查禁；（4）中共人員物資可順利通過汪偽管理的長江封鎖線，不予阻撓查扣。以上合作辦法使日汪與中共均獲得極大好處：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隊抗擊和威脅，得以騰出大量兵力來進攻蔣介石的抗日部隊，同時因平漢、粵漢等鐵路不再受中共部隊破壞和威脅，日本國內和在朝鮮、東北的兵力可順利經鐵路送往東南亞進攻盟軍 （海運受英美海軍所阻），並把在東南亞掠奪的物資運回國內。至於中共，它得到日寇不再掃蕩的保證，可以放手大胆地搶佔國民黨的敵後根據地和擴充軍隊，為推翻國民黨政府打下堅實的基礎，這樣就實現了毛澤東「聯日反蔣」的「三國志」謀略。
潘漢年的活動為中共力量的壯大發展立了大功，可是新中國成立后他卻遭到殘酷鎮壓，從上海副市長任上撤下，長期投入監獄，直至病死在湖南勞改農場，官方宣布的罪狀是：「瞞著黨中央會見汪精衛，違反黨紀，造成不良影響。」但毛去世后，黨中央成立專案組對潘的歷史審查了幾年，發現他的一切活動都經毛澤東批准，根本沒有「瞞著黨中央」和「違反黨紀」，而且他也主要是與日寇商談而不是與汪精衛商談，可見他的罪狀隱瞞了重要的情節。
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對這位功臣如此狠毒呢？顯然因為潘掌握了毛澤東勾結日寇、破壞抗戰的罪證，毛擔心潘對此有所泄露，毛就會被扣上「漢奸賣國賊」的罪名遺臭萬年，為了他的「名譽」，他才下狠心對潘栽贓和滅口，正象他後來對彭德懷、劉少奇、高崗、饒漱石等栽臟滅口一樣，反映了他殺功臣的陰險毒辣的一貫手段。
俗話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為」，毛的賣國罪行昭然若揭，能掩蓋得住嗎？
中流砥柱
中共和國民黨都自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據《辭海》解釋，中流砥柱是指支撐危局，擔當重任的人。是否中流砥柱，要用一些條件來衡量，不是誰自己說說就算數的，用什麼條件來衡量呢？就是看誰參加的戰役多和大，誰殺傷敵人的數量多，誰的犧牲大，誰對抗戰的作用大。現在就這幾項作個對比：
參加戰役數——蔣介石的國軍參加10萬人以上的會戰22次，大型戰鬥（如台兒庄戰役）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部隊打了平型關伏擊戰和「百團大戰」兩場小仗后再無戰鬥記錄。
殺傷敵軍數—— 國軍殺傷日軍198萬4千人，其中日軍戰死48萬人，其餘為戰傷。中共部隊殺傷日軍：平型關戰役1千多人，「百團大戰」1千多人。這兩次戰役以後，再無任何記錄。殺傷日軍將領為：國軍殺死日將領126人，中共部隊殺死日軍將領3人。
國共兩軍犧牲人數——國軍中陸軍陣亡131萬9千人，加上失蹤和負傷共321萬1千人，空軍陣亡4300人。中共部隊在平型關戰鬥中死傷千餘人，在「百團大戰」中傷亡1萬1千人。自這兩次戰役后再無傷亡記錄。國共兩軍陣亡將領：國軍陣亡211人，其中上將8人，中將45人，少將158人。中共陣亡團級以上軍官5人 （大部分為內戰中陣亡）。
（中共平型關戰役是山西會戰的一部分，是伏擊日寇的一支輜重車隊和護衛隊，繳獲日汽車80輛與一些物資，消滅日護衛隊約千人；「百團大戰」為破壞正太、同蒲鐵路和車站及礦山，遭日軍掃蕩，犧牲萬餘人）
以上數字表明，國軍作戰次數、殺傷日軍數、犧牲人數均超過中共部隊千倍以上，國軍為抗戰主力，貢獻最大，事實俱在。但毛澤東為掩飾真相，竟謊報戰績，捏造數字，聲稱中共斃傷日軍百多萬，消滅偽軍近百萬，牽制侵華日軍的大部分，但卻拿不出戰役的時間、地點和戰役經過的具體證據，實屬偽造顯無疑議。毛澤東經常把這類「戰績」交蘇共弗氏向斯大林報告邀功，弗氏每次都在毛的報告后批註：「這是不真實的，是向外宣傳用的」弗氏又寫道：「毛澤東弄虛作假的數字，掩飾八路軍新四軍作戰的真相及抗日統一戰線的真實性，歪曲了歷史真相，隱瞞他的真實意圖」。「誇張是延安軍方和黨的負責人無例外地使用的手法，在這裡是沒法聽到真話的。由於毛澤東的領導，說謊話成為一個策略，毛用他的假數字策略，向莫斯科報告。」中共拿不出對日作戰的具體證據，就大事宣傳「地雷戰」、「地道戰」，用來欺騙世人，實際上地雷戰、地道戰不過是中共為逃避作戰而採取的消極自衛措施，是在和日軍玩捉迷藏遊戲，根本殺傷不了幾個日本兵。
國共在抗戰中的作用——蔣介石領導的國軍負責正面戰場，擔負著抗戰的主要責任，日寇以人數最多和戰鬥力最強的部隊進攻國軍，企圖以速戰速決戰略消滅國軍，蔣介石深知日寇的經濟和軍力均難支撐長期戰爭，就堅持持久戰拖跨日寇。在日軍飛機大炮坦克的進攻下，裝備落後的國軍節節敗退，但仍尋找機會與日會戰，以削弱其兵力；徐州、漢口等處會戰均殺傷日軍三四萬人。國軍犧牲雖超過日軍三四倍，但蔣介石以不畏怯、不投降的堅強意志，率領國軍浴血奮戰，雖經多次嚴重危機 （1944年日軍攻到離貴陽不遠的獨山，蔣曾準備遷都西康），均轉危為安，使抗戰堅持到底，終獲最後勝利。
在抗戰中，國軍以血肉長城阻擋敵人進攻，發揚了不屈服不投降的偉大民族精神，譜寫了一曲曲氣壯山河可歌可泣的史詩——在戰鬥中，整師整團整營全部戰死的事比比皆是。抗戰剛開始，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等軍長就在戰場英勇殉國；台兒庄戰役打得十分慘烈，連日寇《戰鬥詳報》也大讚國軍的英勇：「中國軍隊的戰鬥精神、決死勇敢的浩氣，無愧於蔣介石對他們的信任。該敵在狹窄的散兵壕內力戰而死，屍體層層相疊，觀其壯烈之態為之感嘆！」如此壯烈情況，在國軍中數不勝數，正是他們的英勇獻身，才使抗戰堅持到勝利，他們是民族英雄，抗戰勝利的豐碑是他們用生命和血肉鑄成的，他們發揚了偉大的民族精神，永遠值得後人敬仰和紀念！
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部隊的表現怎樣呢？中共部隊承擔較輕的游擊戰任務，如果中共用游擊戰與國軍的正面作戰密切配合的話，日寇決不可能侵佔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也不會遭受長達八年的苦難。毛澤東在抗戰一開始就在延安「坐山觀虎鬥」。太原會戰時國軍受到挫敗，蔣介石要求毛澤東開展游擊戰支援，毛竟回答說：「目前游擊戰尚無執行的條件，要讓敵人更深入后，後方空虛時才能進行。」也就是說，耍等日軍消滅或逐出國軍后才能進行游擊戰，這是團結抗日嗎？這是見死不救，故意陷害抗日的兄弟！1944年，日寇全力發動侵佔中國全部鐵路線的「一號戰鬥」時，國軍不斷敗退，蔣介石要求毛澤東用游擊戰破壞鐵路進行配合，毛又置之不理。毛的目的就是讓日軍消滅更多的國軍，為他奪取政權創造條件。同時他卻積極發動內戰，進攻國軍，侵佔國軍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建立16個中共抗日根據地，擴展部隊從抗戰之初的3萬人到1943年的50萬人，增長十多倍，更發展到抗戰勝利時的120萬和民兵200萬。這些根據地和部隊抗日嗎？不抗日，而是與日寇和平共處。1942年日陸軍省發言人秋山在東京公開宣布：日軍與中共部隊從不互相攻擊。國民黨曾為此不斷批評毛「游而不擊」「遇敵即退，遇友則擊」，毛毫不在乎，我行我素。蘇共弗氏寫道：「毛澤東的計劃不是為抗日，而是發動內戰，奪取政權。」其實早在1941年他就與日寇合作，破壞抗戰，他把一黨私利超過民族利益，他己走上了出賣民族利益的可恥道路了。 ，
根據上事實，你認為誰是抗戰中流砥柱？誰領導和打贏抗戰的？
「上山享福，下山摘桃」
毛澤東和官方書刊都指責蔣介石抗戰時期在峨眉山上享福，抗戰勝利后，下山「摘桃」（搶佔抗戰勝利果實）。事實是否如此呢？
事實是：抗戰期間，蔣介石從未上過峨眉山。他曾親臨上海、漢口戰場督戰，在其後的多次戰役中，他都是冒著生命危險赴戰區開會和指導作戰，他在武昌、柳州、桂林等地召開軍事會議，曾因消息泄露，日寇派大批飛機跟蹤轟炸，他的衛兵被炸死不少，蔣多次幸免於難，而他到戰區督戰的習慣不改，反映了他寧死不屈的精神。他還忙於處理外交內政，作為同盟國中國戰區總司令，他要處理中印緬戰區國軍與盟軍的調度配合，軍援物資的分配，還曾到印度、緬甸視察。每晚入睡前總要寫一篇日記，檢討當天工作思想的得失和今後如何改進。即使在工作緊張的戰時，他也保持著樸素的生活習慣，不喝酒、不抽煙、不喝茶、只喝白開水。他的夫人宋美齡在他影響下，也多次冒險赴戰地壕塹慰問將士，一次還翻車受傷。她在後方主持慰問救濟傷病士兵和戰爭孤兒的活動，還曾赴美國訪晤羅斯福總統和在美國國會與各地演講，呼籲美朝野援助中國抗戰。
至於毛澤東，據蘇共弗氏記載，毛抗戰期間從未離開延安清涼山，從未到部隊去視察和慰問，他幹些什麼呢？他不斷向部隊髮指令，指導部隊創建根據地，擴充軍力，消滅抗日的國軍，卻從不對抗日作任何部署。在黨內，他發動「搶救運動」，把從各地投奔延安的青年和學生，幾乎全部扣上國民黨或日本特務的罪名，施以酷刑，投入監獄，製造恐怖氣氛，使大家對他害怕。他長期開展整風運動，把對他有不同意見的王明、博占、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加以殘酷批鬥，逼他們承認自己的罪行，承認只有毛的主張是正確的。對一般幹部，則要求學習毛的著作，把毛的思想作為自己的思想。通過整風，扼殺了黨內民主，樹立了毛的絕對權威。王明不服批鬥，毛就對他下毒手，一次王明患病，毛派醫生為王開方治病，王服藥后病情越來越重，竟致生命垂危，經弗氏把藥方送莫斯科檢查，才發現藥物中含有甘汞，久服會送命。經弗氏干預，王明改服蘇聯醫生開的葯，才救了王一命，毛的謀殺王明的陰謀終於敗露。對此蘇共弗氏說：「毛澤東是沒有感情的，他專心致意的熱情，只是為奪取權力，這使他成了一個危險的巧取豪奪的人，沒有一點人性，凡是與他權力相背的事，就當作反對中共的事，這是毛的最終信條。」
毛的私生活也很糜爛，他經常喝酒，喝得面孔通紅，他是每周跳舞會的常客，他不斷與一些漂亮的女人調情，與吳莉莉、江青等隨便上床。一次他的夫人賀子珍闖迸他的房間，發現他正與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調情，賀就與史撕打，反被史摔倒在地，賀哭喊：「你看著老婆被洋姨子欺侮，你是什麼共產黨員！」毛叫衛兵把賀抬出去。賀不斷為這些事吵鬧，毛說她有精神病，就把她送蘇聯去治病，隨即與第三者江青結婚。江青在毛的影響下，也從未去過部隊，除了唱歌、拍照、騎馬，過悠閑的日子，就是與「特務頭子」康生一起監視眾多的蘇聯同志，阻撓他們與高幹們接觸，封鎖信息，防止他們把中共內部情況向斯大林報告。
究竟誰在山上享福，不幹抗日的事，抗戰勝利后卻下山「摘桃」？不就一清二楚了嗎！
人民站起來了
毛澤東在中共建政大典上大聲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意思是從這天起，由於他的功勞，使中國人民終於站起來了。其實這話是毛自吹自擂的混賬話，因為中國人民早在1945年抗戰勝利時就站起來了。站起來的標誌是：
1、帝國主義國家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全部廢除；
2、收回被帝國主義國家侵佔的所有領土 （只有被沙俄和蘇聯侵佔的約佔我國現有領土三分之一的300萬平萬公里沒有歸還）；
3、收回被侵奪的主權 （如租界、治外法權等）；
4、中國成為世界五強之一，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中國人從此揚眉吐氣，廣受世人尊敬。
可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不久，在中共建政后，在毛的專制獨裁的淫威下，中國人民卻在他的神象前跪下了。
除此以外，官方書刊還說毛澤東實現了中國統一，這也是不符事實的。在抗戰以前，中國軍閥林立，內戰頻仍，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經過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的努力，在全國人民對團結抗日的迫切要求下，全國分裂的各省各黨派為挽救民族危亡，終於團結起來對付共同敵人，在1937年抗戰開始時就實現統一了。
無論是「人民站起來」和全國統一，主要是蔣介石的功勞。蔣介石致力保衛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為此堅持抗戰到底，並參加反對法西斯的世界大戰，同時不斷與英美法蘇等有關國家嚴正交涉，要求收回侵佔的領土主權。是蔣介石通過不斷的外交交涉才實現這些「人民站起來」的各項條件的。全國統一也主要是蔣介石努力與各省軍閥及各黨派說服談判的結果。毛澤東竊取蔣介石頭上的光環戴在自己頭上；是不光彩的不道德的行為。正如弗氏所言：「毛澤東是不講道德的，為了達到目的，他不惜採取任柯手段。」
結束語：功罪任人評說
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是實行「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專制獨裁者，他們對國家民族有功也有罪。對他們的全面評價不是本文的任務，本文只是對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和歷史事件——八年抗戰作簡略的述評。通過種種事實，現在不少公正不阿、重視史德的歷史學家和觀察家，對蔣和毛在抗戰中的作用作出如下的評判——蔣介石是領導中國人民堅持抗戰獲得最後勝利、挽救國家民族危亡的民族功臣（也有人稱他為民族英雄），毛澤東是勾結敵人、破壞抗戰的民族罪人 （這也符合蘇共弗氏的看法）。
如果有人認為這個評語對毛不公正，是歪曲醜化毛，那就請看毛的「自我坦白」吧——中共建政后，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等政要來中國訪晤毛澤東，對毛說：「日本侵略中國，給中國造成很大傷害，我謹向您道歉，對不起啊！」毛澤東回答說：「不要對不起啊，你們有功啊！要不是你們發動侵路，我們共產黨怎麼能夠強大？怎麼能夠打敗蔣介石奪取政權？倒是我們要感謝你們啊！如何感謝？我們不要你們的戰爭賠款！」這段話使田中吃驚，更使中國人民吃驚——在抗戰八年中，日寇在中國姦淫燒殺，無惡不作，殺害中國軍民3千萬人，殘酷屠殺578萬人，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各地一片焦土，廬舍為墟，國家財產損失1千多億美元，民間財產損失5千多億美元（摺合現值約數萬億美元）。在當時全國四億人口中，1億人成為流離失所的難民，1億多人在日佔區內過著受壓迫榨取的亡國奴生活，其餘的人也都吃盡苫頭，對於日寇的血海深仇，大多數中國人無不切齒痛恨，永世難忘。可是也有極少數人對敵人不感痛恨，反而感激涕零，因為他們認賊作父，認敵為友，他們充當敵人的幫凶，從而獲得敵人的賞賜和好處，他們是誰？不就是漢奸賣國賊嗎？難道還是愛國者嗎？毛的「自我坦白」實際是把他自己歸入秦檜、石敬塘、吳三桂、汪精衛一類人中了。
最後要指出的，許多歷史學家和觀察家的評語不是憑空臆造，都是有根有據的。至於蘇共弗氏，他是中共盟友，更不會隨意給毛潑髒水。為了防止讀者對他的記載懷疑其真實性，他特地在《日記》中鄭重聲明：「我必須只把真實的事說出來。我決不對自己說假話，我的責任是寫出真話，我對成千成萬在與法西斯鬥爭中死亡的人負有這個責任。」他的真誠的表白，使人們不能不對他的記載為之信服。
總之，歷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不是任何人可以改變的；正如美國總統林肯說的：「你可以愚弄別人於一時，也可以愚弄部分人民于永遠，但你無法愚弄全體人民于永遠。」真是：一手遮天徒枉然，千秋功罪有公論啊！我衷心希望中共當局不要再用「瞞和騙」的手法（魯迅語）對待抗戰史，不要再隱瞞掩飾毛澤東的罪行，應該勇敢地說真話，徹底拋棄毛澤東愛說謊話的壞傳統，樹立誠信的形象，只有這樣，才能取得人民的諒解和信任。
【作者顧雪雍簡介】1920年出生於常州。抗日戰爭時期參加中國遠征軍，開赴緬甸作戰，擔任隨軍記者，親歷了炮火硝煙的洗禮。抗戰勝利后，繼續從事新聞工作。中共建政后，曾任《旅大人民日報》、《大連日報》記者、編輯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9年被下放到錦西煤礦「勞動改造」。此時，正值「三面紅旗」導致的「大飢荒」時期。歷經飢餓和繁重的體力勞動的磨難，九死一生，得以倖存。「文革」結束后，落實政策，調回故鄉常州，擔任《常州日報》編輯、高級編輯。退休后，撰寫了《奇才奇聞奇案——惲逸群傳》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