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王丹一代和薄瓜瓜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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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11月10日訊】我至今清晰記得,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首都知識界組織了一次「飛行集會」,就是自行車遊行,我隨一群作家騎在第一排。我看到幾個學生蹬了一輛三輪車,跟我們後面緊追不捨。其中有一個男生,發育太快的瘦高麻桿身材,挑著一顆娃娃臉的腦袋,臉上又架著一副鏡框巨大的眼鏡,給我印象比較深刻;行進間他還不小心從三輪車上掉下來一回,就更叫我忘不掉他。風暴過後,我才從新聞照片上認出來,他就是王丹。

王丹從小就是一個好學上進的男孩,台灣市井裡稱為「乖寶寶」。他說上小學時,老師曾深情地稱讚他:「要是學生都像王丹這樣,共產主義早就實現了。」這個細節,到今天已經讓他覺得「想起來真是不好意思,因為要是我那一代人都像我一樣,共產主義應該早就滅亡了」。

其實連王丹自己都沒有意識到,他回憶錄裡的這個描寫,具有非常豐富的政治學意味,涉及了中國大陸至今令中共頭疼的「政治參與」這個尖銳問題,也透視了一個中國青年,無論他(她)是在「五四時代」、還是在「九一八」、五七年、文革、「八九」乃至時下「腐敗盛世」,他們所具有的政治選項是怎樣被時代所籠罩;也再次證明,「青年運動」在中國政治生活裡永不顛簸的歷史作用;甚至詮釋「學而優則仕」這個傳統,在現代社會裡必定異化為政治參與。

社會優秀分子永恆的叛逆傾向

無論王丹怎樣強調他五六歲就貼過「第一張大字報」、「毛澤東死的時候我笑了」、「十二歲就因為組黨而被公安部審訊」等等,他基本上不是一個被主流社會排斥、跟時代格格不入、淪落到社會底層的青年,總之不屬於廖亦武「底層系列」中的人物;相反,他小學擔任少先隊中隊委員,俗稱「兩道槓」;到高中竟也有了「團派背景」——年級團支部書記、參加區團代會、參加團中央的懇談會、一九八七年「北京市市級優秀團幹部」,以至校黨委「也向我交底,準備發展我入黨」。

問題是,像王丹這麼一個「跟體制親和」的青年,怎麼會轉變成「反體制」的異議分子、且成為最重要的領袖人物呢?王丹說「應當反思的恐怕不是我,而是中共自己」,顯示他其實未解其中緣故,這卻是我想做點分析的地方。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王丹是個很優秀的多才多藝的青年,這無疑跟他的天資、家教、成長環境的濃厚人文氛圍等等分不開。他從小的自信,給人印象深刻,在高考那個關口,「我記得我當時的心情頗為放鬆」,還去看電影,結果以全校最高分考進北京大學。他心儀北大之強烈,因為父母都是北大出身,自我詮釋為「有一種近乎血緣性的認同和親切」,但這也可以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壓力——我猜大多數北大出身者的後代,都會終身背負這種壓力。

北大自「五四」以來就是中國政治風雲的發源地,說「數風流人物,還數北大」,也不過分,那麼是不是北大塑造了一個反叛的王丹?有沒有一個所謂「北大精神」?反觀北大今天這幅墮落相(非指政治冷感,指迎奉體制、學術腐敗),你又會很沮喪。我認為,「北大精神」並沒有多少政治學上的意義,或者說,也做不了多少「政治」、「社會運動」的圖解。

「北大精神」的正宗,只是一種學術精神,即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容納信奉馬列的陳獨秀、自由主義的胡適、守舊的陳漢章、主張清帝復辟的劉師培。正是這樣的自由氛圍,讓北大在學術、思潮、政治等諸方面,領先群倫,也在「五四」等重大歷史關頭鶴立雞群。扼殺蔡元培精神,也就殺死了北大,這也許反倒可以歸納為一種「反北大精神」,在八九六四以後,逐漸臻於完備。

我非常欣賞王丹在第三章「北大:我的精神聖土」中,以強烈的筆觸,寫出了八十年代北大那種思想活躍、思潮激盪的醉人氛圍,他也由此描繪出他自己獨特的精神旅程,刻畫了他的叛逆傳奇——傾心各種講座、追隨「青年導師」,第一次到天安門廣場靜坐,迷戀、參與、主辦勺園塞萬提斯像下的「草地沙龍」、「民主沙龍」,編輯民辦系刊《燕園風》、校刊《新五四》??一個優秀的人,只要置身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氛圍,他(她)就會吸收、思考、懷疑,一句話,變得更「優秀」。

這正是百年前「五四」那個北大、五七年「大鳴大放」時那個北大的光輝所在。這也證明了人類社會的一個法則:凡優秀分子,注定會懷疑體制、質疑多數、反抗潮流,唯此這個社會才有希望進步、大多數人的權利才有保障;反過來,這也注定了專制制度的存活前提,是必須扼殺社會優秀分子,對整個社會實行逆淘汰,輸送形形色色「腦殘」、平庸甚至卑劣之徒,至權力樞紐中,那麼它的運作代價和殺傷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理想主義」可能是一個陷阱

王丹作自傳,回眸心路歷程,將自己的「造反心跡」歸因於理想主義,並以此詮釋「八九一代」。以我閱讀的範圍而言,這是多數學運領袖所見略同的一個看法。但我認為,這是一個未經剖析和分殊的籠統之見,期間暗藏著許多思潮的陷阱;「八九一代」也以「理想主義」來區分他們跟「後八九」的政治冷漠,顯示了某種代際緊張。

凡政治參與,都仰仗理想主義,文革中的「紅衛兵」恐怕是最極端的「理想主義」。「六四」屠殺後,中共痛定思痛,決意泯滅青年學子的政治參與企圖,不惜放縱娛樂化,以抵消理想主義,這大概是「理想主義話語」的一個主要觀點。其實,這不過是在重複所謂「法蘭克福學派」對「發達資本主義」的批判,即消費和享受,取消了人的批判和否定的能力。這種理論的缺陷一望而知,難道禁慾和清貧,就維持得住批判能力?

由於中國社會的政治發育程度極低,公民社會基本空缺,民間政治參與渠道徹底堵死,在這樣的社會裡,「關心國家大事」就是最大的理想主義了,這基本上就是「八九學運」的歷史前提。實際上,他們能夠承受的遺產很有限,唯有模仿文革的靜坐、絕食。假如用「理想主義」,可以同時解釋文革造反運動和「八九學運」的動機、驅力,這不是有點尷尬嗎?

王丹毫不諱言諸如「紅色經典情結」、建構於「國家主義」「集體主義」的責任感、民族主義的體育狂熱、閱讀馬列經典等「理想主義」要件,引出一個頗具張力的問題:「八九一代」的理想主義,發育在中共意識形態背景下,集體、國家、民族等巨獸徹底壓倒個體,如何支撐他們自由主義的反體制立場?這個悖論,甚至導致了他們與體制之間關於「愛國不愛國」的滑稽歧義。我們其實很難判斷,距離所謂「喝狼奶」的一代只有幾步之遙的「八九一代」,未被洗腦的程度究竟多少?王丹的客觀描述並不錯。「八九一代」未被解構的「民族國家」意識,使得「關心國家大事」的舊式政治參與難以長久,終究要被「個體」、「維權」等意識取代。

前不久中國在「釣魚島」爭端中爆發的反日狂熱,表演了一種由官方操縱的民間「政治參與」模式,令全世界跌破眼鏡:中共二十年來、尤其是茉莉花運動以來,最忌諱街頭運動,不惜耗費高於國防費的巨額資金來防堵,今天居然肆無忌憚地「自我導演」一場群眾抗議、砸店燒車、蔓延一百多個城市,規模空前。他們要向國際社會證明,他們用「民族主義」就可以把人民玩於股掌之間。慘不忍睹的是,民間鬱積的憤怒,借由「刺刀對外」的官辦臨時孔道而發洩,人們竟也自得其樂。

「仕途」在今日中國

王丹或是一個做學問的好苗子,卻此生注定要「以政治為志業」了,這使我自然有興趣梳理一番今日中國的「仕途經濟」。

中國官場今日的路數有二:是「太子黨」須得混文憑,是平民擁有高學位也須得入「團派」,捨此二途,做官無門。所以我們來設想一番王丹,假如「八九學運」未曾發生,當初以他頗為看好的「團派背景」,又是北大出身,也夠機靈,而今以他四十出頭的年齡,興許當上省委書記了;假如他的「學長」李克強肯提攜,進政治局也說不定。

如今在中國高等學府裡,對「團派」仕途,一定趨之若鶩,平民「學而優則仕」,唯循此徑,跟「官二代」分享權力。網上曾風靡一個視頻,薄熙來跟來自全國的一群大學生骨幹座談,恰好可以拿來作「官二代」、「團二代」兩廂的應證,所以特別有趣。(見OPEN網站)

薄熙來接見新一代紅衛兵

話說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一○九所全國知名高校的學生會或研究生會的主席,共一百六十二人,二○一○年來重慶參加「中國大學生骨幹培養學校」,由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盧雍政帶領,跟薄熙來座談。這些學生骨幹在重慶「上山下鄉」、參觀考察,卻在座談會上,一律穿著紅色polo(馬球)衫,極為諷刺。這段視頻的跟貼評品,最為精彩:

這些學生幹部是將來官僚體系的中堅力量,是最善於鑽營的一個群體,目前我們的官員系統主要培養的就是這種人,唯長官意志是從,有個性的有為青年被排除在外。

當代這些學生會頭頭也是學生中的「人精」啊。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合,學會官場中那一套,他們年輕,卻並非心智不成熟,而是過度投機於政治,不知道薄案發的今天,再看這段視頻他們作何感想?他們還想玩政治,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

就在視頻接近尾聲、全體人員起立鼓掌時,畫面突然閃過主席台,赫然出現薄瓜瓜,他站在薄熙來右邊的位子上,前面並未擺放名牌。網友感嘆這段影片如今看來格外諷刺:

看看這個視頻,我更加堅信這廝若是當上一把手,必然重演文革,國家走向納粹式的極權萬劫不復之地。注意:視頻最後十三分三十秒起立時,薄身邊那個年輕小夥像誰?而且他台上是沒擺放名字牌的,奇怪,政府會議竟然帶兒子參加,什麼用意?扶持上路?

不厚非常神往當年毛賊城樓一揮手百萬紅衛兵山呼萬歲的那個場景,非常神往紅海洋,非常想玩毛賊那個味。看了這個視頻,可以確認這廝正在重走毛賊曾經走過的道路,幾乎沒有區別。可怕的是,這些激情發言的名校大學生領袖跟當年的紅衛兵領袖幾乎一個腔調,他們隨時可能揮舞紅寶書,衝向不厚指向的戰場。

團二代聽命於官二代的前景

最讓人擔心的不是薄家少爺的出現,最可怕的是中國的年輕菁英們如此輕易的放棄了信仰,主動向權力靠攏。年輕菁英不再是社會進步的力量,已經徹底淪為權力的附庸,成為現行體制的接力維護者。這應該就是錢理群先生十分擔心的所謂「精英利己主義」吧。悲觀了,進步的動力在哪裡?

不過我並沒有網友們那麼「氣憤填膺」,因為薄熙來的架勢,與其說叫「團二代」跟「官二代」(薄瓜瓜)見個面,不如說他要讓「團二代」明白,你們都要聽命「官二代」。這不僅就是眼下中南海裡的戲碼,也將成為中國政治的長期內容。那情形,頗像滿清王朝,有滿員漢員之分,位高權重而顢頇的一定是滿員,精幹而不被信任的多為漢員,此亦大清覆亡之因。

由此,王丹暫時在台灣邊教書邊歷練取經,實為上策。他將要去中國走一條全新的參政之路。其實他有一個更親密的北大「學長」王軍濤,也是他最服氣的人,比他有更深的「團派」背景,卻在紐約流亡環境下,作更艱辛的試煉。據說,他常常站在時代廣場,衝著川流不息的熙攘人潮,用中國話大聲演說,到了「如入無人之境」的境界。有一次我從王丹的手機屏幕上看到,王軍濤磨練完了從紐約回新澤西家中去,深夜一個人孤零零站在路燈下等長途汽車。我忽然非常感動。

文章來源:《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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