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14日訊】 釣魚島（尖閣列島）問題在日中間爭吵劇烈，沒完沒了。這個糾紛的細節固然繁雜，但是史料之中還是有史觀和觀念主導，並延續各自的歷史拖拽迄今。在日本方面，十九世紀日本晚到的殖民主義，逐漸在明治維新以後呈現征韓論，佔台論和處理流求群島與中日之間之歸屬問題——而處理這個問題，不是孤立的日本國策，而是以日本朝野共同達成的對華政治使然——這個對華政策，無論對於日本自由民權派——立憲派（主權在民派）的木戶孝允、阪原退助，大隈重信，還是帝政派（主權在君）的伊藤博文，乃至中間派（主權在民君派），都是一致的對華侵略派（含福澤諭詰）。故此，他們在對於所謂當時的流求事件上（台灣生番殺死日人）；在對待後來的、佔領台灣問題上（西鄉從道入台任督），以至於後來發生的甲午海戰，二十一條（巴黎和會），以大隈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和伊藤派之對付李鴻章，本來是一體兩面，本性一致；一直發展到田中奏摺中佔領滿洲，侵略中國。所以，釣魚島問題，固然，迄今懸而不決，其所謂日人十八世紀發現，佔據和管理此域之觀點，不能不和他們那時的民主和侵略，二維聯繫於之。這是一道悖論。有人說自古以來之各種佔領方式也成現實的就是合理的類似說法；如，美國之於墨西哥；之於阿拉斯加；……等等。這是一個難題。日本，含後來德國侵略，就是本著這個殖民合法性——你佔領印度，阿爾及利亞和菲律賓，我為何不能佔據東北和南洋？——於是，時間成為空間錯位的第一條件。合理的才是現實的。日、德秉承解放歐亞之戰，成為毀滅人類罪。日本難於釋然和信服；有人說日本不反美國，他信服強者——不對，他不是信服而是無奈與之——所以他現在要爭取做一個有身份的、有政治承認的大國。於是，日本人當然不會否定他的立國英雄乃木希典，東鄉平八郎，山本五十六和東條英機。一旦否認了這些日本人，他的前輩征韓之豐臣秀吉們又怎麼辦？所以，一個小島帶出歷史和大歷史之課題。這個課題並不好解決，並不好解釋。
再是，在琉球事件發生後，中日簽訂《北京專約》；各自聲稱對於琉球擁有主權。而琉球國王並行向日中各自朝貢之策。於是，這個琉球問題，凸現了他們自古以來就兩面稱臣的態度。而中國人（李鴻章和朝廷）之所以簽署條約，賠款日本，承認對於琉球之「化外之民」並無實際統治，說明了清朝主權虛置論之實情——而日本人，隨即追認了流求主權歸日——對此，李鴻章並未認可。他的對於整個琉球、台灣的態度，當然，是在馬關條約簽署以前。這樣，民主的日本和專制的大清，實際上，以一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對待了他們的海外屬地。一個是努力化內——日本派遣官吏施行實際管轄——而中國先是拋棄，後是割讓。雖然，關於琉球是不是轄制尖閣（釣魚）島，坊間也有爭執；而這個爭執，對於「自古以來」說……的強調也是各執一詞，互不認可。這裡，於是牽涉到二戰以來的法律，外交，政治和意識形態層面。刪繁就簡，主要是在《波茨坦公告》，《開羅宣言》和（1951年）《舊金山和約》之基礎上發生的不合。這種不合，基於業已改變了的二戰後和平均勢和「有限主權」論（蘇聯觀念）。
換言之，韓戰以前，二戰以後，日本居中之國際格局發生迥然不同的變化。其間，給予中華民國和台灣的應有地位，因為民國主詞的易幟變為人民國，所以，究竟台灣何屬？琉球何屬？——自然含括尖閣（釣魚）何屬？美國人施行了主權未定論或者叫主權不定論——這個據說比較公告和宣言確具法律性質的條約，於是，成為韓戰以來，美國不承認中共的一個法律依據——既然如此，美國對於沖繩和琉球，也具備某種並不於日的政策——遂導致人民日報給了日本有權佔據尖閣列島之言辭與立場。但是，這並不是關鍵課題。關鍵課題是時隔幾十年，美國違背了舊金山和約（至少是精神違背），認可中國，驅逐台灣（於聯合國）。這樣，世界均勢格局朝向有利於毛澤東的方向傾斜。毛、周考慮到全面建交美、日、歐，他們當然不會因為芝麻大小的釣魚島問題來一個抓芝麻、方西瓜方式。這是十分顯然之情。所以，此間產生的美國悖論，導致了美國迄今並無言辭上的、對於尖閣列島的主權之說法——因為，他只好模糊其實，警待事變。因為，如果美國不敢把五十年代的台灣歸屬中國（人民國），那麼，他現在自己（七十年代）認可中國，又當何解？於是，面臨法律，政治和意識形態，美國人首鼠兩端的本性開始再現（他們在四十年代對待蔣介石的態度——和對待延安的態度業已昭彰於世界），表達了他們有意模糊價值模式和法理道統之策略作為。這樣，日本人和中國人，只好期待美國有朝一日，可以據法公正對待此事。
依次推斷，日本佔據（管理和有權）尖閣，適於明治時代的政治，而中國認為自古以來對待釣魚島如何、如之何，就都面臨一個悖論。李鴻章說，琉球是化外之民，不便宰制……——那麼，世界潮流、民主大勢和中國佔島合法性，自然也會受到誰是此島，此域乃至中國之合法主權佔據者，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埋在爭執諸島意見之下不深的地段——換言之，中國政府和原先李鴻章政府之同一性在於，他們本身，就是中國民權和土地的非法統治者——而日本人對內民主，對外殖民和戰爭，也使得尖閣問題墮落成為後殖民時期的一個「化外」之音（此化 ——就是殖民或者新殖民主義的破產）。因為，他秉承的自《北京專約》以來的「合法性」根源，就是對華侵略和大陸政策。這是他們歷史的污點和特點。遠說日本之政治軌跡，不過是公——武兩道，政府——軍方——乃至日本所謂開國以來（維新以來）政府和民間勢力的互動——官方鎮壓後的大隈成為後來的大隈內閣，說明此端，左不過是這樣兩種勢力、官方，民間的博弈與變型——但是萬變不變。日本歷史上武家勢力可以致衡公家，攝關，皇族和天皇，這是一個優勢；皇家勢力，卻也以正統和宗教地位利於不敗之地；此乃日本多元、二元非一極之政治的彈性所在。雖然，公－武之道，在幕府和王政之間左右逢原，於戰國、春秋（日本之戰亂，造反和「無革命」——大隈言）、維新時期，比比皆顯之，皆斗之，但是，日本還是在此二元基礎上，哪怕使得天皇和上皇頭懸劍旅，生死一線，卻還是要注重形式上的最高存在，使之轉化和新生挽狂瀾於既倒——最後，是王政一統，大政奉還。而維新以來之關鍵變化，也是承襲於此。代表王政勢力和武家勢力的勢力，在幕末期和還政期間（還民於政，還地於政）卻忽視了自由民權主義帶來的平民政治勢力。這個勢力，最後，以良性的日本政黨政治左右之，拯救之——使得帝憲之專制特點，很多方面，屈服於民主之政黨政治。
但是，其間，以伊藤博文代表的貴族勢力，藩閥勢力和後來得到昭和天皇支持的後武家勢力，中、下級別之極端軍人，繼承之日本「下克上」平民造反傳統（官家，侍從和奴僕犯上作亂之傳統）——雖然，這種力量也不失為一種致衡力道——卻走向據說是維新精神和政治的反面，使得侵略勢力做大，而導致日本幾乎完蛋。所以，權衡日本致衡政治，雖然，他們抑止了某種平民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和坯子運動，但是，他們的戰爭痞子們，卻在可以根本作棧道德，毀棄信仰，在政治，經濟，與生存，與時空（擴展）之掙扎中凸現殖民和侵略政治矛盾，其全國一致，上下一致，就是要打算中國。這樣，這股情結，就被他們那些島嶼意識和民族意識之文學影視作品所渲染——而這種觀點和風格的作品，在德國，很少可見——他們把東條說成是一個秉承天皇意志、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之悲情、悲劇角色……最後，用他自己代過、代罪昭和，英雄形象力捅紙背——就和他們塑造山本一樣，將此罹難命運之人，說成是一個一開始絕對反戰之人——更不要說，他們對於東鄉平八郎，乃木希典的不間斷吹噓和高捧。於是，徹底跪倒在納粹屠殺之猶太人面前的景象，在日本，絕無可能出現。雖然，日本給予中共之外交；中共給予日本之（毛式吹捧）讚美，在另外一個層面呈現醜陋和無道。故此，在談論日本，中國乃至俄羅斯的時候，日本，因之明治維新，本來可以成為繼承西憲和西化（他們說是「化西」）之模範；但是，卻因為他們對待歷史的不同態度，使得日本成為一個古怪之國——而中國人，根本不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就連這點基本的自由和憲政，也一直不曾看到——屠殺之南京慘案和國人自身的自戕，自滅，自毀，導致的幾千萬人喪命，與日本鬼子無關——這就是，當我們抓住島嶼不放，而捨棄最大的歷史反思時，人們對此鬧劇啼笑皆非之原因。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