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確信美國世紀的媒體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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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1年9月6日訊】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羅伯特.蒙代爾曾在北京大學演講說,「當代最偉大的事情,是美國的崛起。」為什麼是美國?我的理解是:美國高舉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旗幟,並把這面旗幟所代表的保護個人自由、個人權利的價值向全球輻射!

我以前曾寫過,「如果沒有1776,今天世界就可能是《1984》」—— 英國作家奧威爾筆下的極權鐵幕世界。事實上,縱觀世界歷史,美國的崛起,不僅是「當代」最偉大的事情,而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事情。

在美國建國的短短二百多年中,無數人謳歌美國,當然主要是以生長在美國、瞭解熟悉自己家園的美國人為主。但是,在我有限的閱讀中,發現對美國價值具有最準確、最深刻、最全面的理解,並以最大能量傳播出去的,恰恰是幾個曾和美國有一定「距離」的思想者。比如這三位:

謳歌美國文明的巨人

首先是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他1831年到美國考察,隨後寫出《論美國的民主》這本經典著作。書中他首次提出「美國例外論」,即美國與眾不同:沒有歐洲那種世襲和等級,其自由、平等的內涵和歐洲不同。托克維爾一反柏拉圖、莫爾、孟德斯鳩等歐洲思想家的均貧富之說,而熱烈推崇美國人的發財致富、把勤奮賺錢視為美德的價值觀,以及為此提供實踐平台的「市場資本主義」。他認識到,在這種制度下,美國人不僅得到了物質上的富有,更得到了最大的個人自由和個人尊嚴。「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或者更準確地意譯為「美國特殊論」)這個詞,是托克維爾首創的。

第二個是比托克維爾更深刻、更觸及本質問題、卻因遭美國左、右兩派封殺和攻擊而在學術界遠沒有托克維爾那麼得寵的安.蘭德(Ayn Rand)。她在俄國出生,21歲才來美國,寫出極力推崇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精神的暢銷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和《源泉》,以及十多本強烈反對共產主義(以及各類變種群體主義)、捍衛資本主義的著作。蘭德一生致力傳播以理性、個人主義、人的創造性、資本主義為核心價值的美國文明。

第三個是《時代》週刊的創辦人亨利.盧斯(Henry Luce)。他的父母當年到中國傳教,在毛澤東五歲那年,盧斯出生在山東蓬萊。辛亥革命爆發、中國人推翻帝制那年,盧斯還是一個生活在中國的少年。直到15歲,他才第一次踏上美國土地,後畢業於耶魯大學。他在思想上的原創建樹當然無法和前面兩位相比,但卻曾是傳播美國價值、主導美國風潮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盧斯1923年創辦的《時代》週刊,發展成一個龐大的媒體帝國。盧斯有明確的信念,二戰時他曾發表題為「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的演講,認為他的雜誌有責任向世界傳播「美國文明」:自由、平等、憲政民主等價值。在盧斯活躍的40年中,這個媒體帝國一直致力傳播這種理念。

沒受到左派毒化的少年

托克維爾、安蘭德和盧斯這三位熱烈謳歌美國的思想者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他們的青少年時代都不在美國。托克維爾出生在血雨腥風仍彌漫的法國大革命剛結束之後;安蘭德21歲前經歷的是沙俄和共產蘇聯;盧斯15歲前目睹的是辛亥革命前後的混亂中國。在青少年身體和思想成長的歲月裡,他們在物質生活上,都沒有享受到美國當年已超過歐洲國家的優越條件;在思想上,他們既沒體驗過美國式的自由氛圍(以致後來對這種自由感受更強烈),也沒受到彌漫美國校園、知識界的左派思潮的毒化。在青少年時代躲掉這點至關重要。

15歲之前的盧斯,是在中國的父母傳教士等圈子長大的,這個圈子都是保守派,沒有左翼。盧斯曾說,「也許我對美國的想法太浪漫、太理想主義;簡單說,這不僅因為我是遠距離(從中國)看美國,看得更明白……還因為我小時候成長的周圍,都是很好的美國人。」這些「很好的美國人」,用盧斯後來的解釋,尤其是以中西部的美國人為代表的中產階級。

盧斯的父親到中國傳福音,他的理想是把「世界耶穌化」;而盧斯則通過辦雜誌,要把「世界美國化」(Americanism)。它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讓世界分享美國價值。

在珍珠港事件前夕,盧斯就寫道:「美國已成為全球的知識、科學和藝術的首都」。這種「首都」之說,不是從版圖和征服的沙文主義心態把美國視為世界的中心,而是從價值的角度,認為美國文明代表迄今人類社會能達到的最高水平,是「歐洲文明的繼承和完成」,所以應該讓整個世界分享。

那麼盧斯要跟世界分享什麼?他在一次演講中總結為五條:美國《人權法案》;《獨立宣言》;美國憲法;工業產品;科技發明。前三條是精神,後兩條是物質。

盧斯這樣強調《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等是有洞見之明的。因為立國之本的《獨立宣言》主要確定「人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這三大權利,並用「天賦」的神聖名義來阻止任何力量的可能剝奪。這「三大權利」都是指個人,而不是群體。這是美國先賢最智慧的結晶之一。因為同樣是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後實現憲政民主,而法國大革命卻製造了血腥和恐怖。因為法國人強調的是「人民權利」,即群體利益,結果羅伯斯庇爾等任何人拿到權力,都可用「人民」的名義、群體利益等,剝奪具體個人的權利,最後用斷頭台把法國的憲政前景斬斷。

盧斯強調這三個美國文件,其實就是要向世界傳播「個人權利」價值,而這是美國文明的核心。盧斯在中國目睹辛亥革命。但中國人推翻帝制後為什麼走向法國的道路,而不是美國方向?這裡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隨後發生的「五四運動」等,主旋律是「愛國」和「民族主義」,強調的是「群體利益」,而不是「個人權利」。五四運動的標誌性事件「火燒趙家樓」就是典型的以「愛國」和「群體」之名,剝奪個體權利(燒屋毆人)。後來共產主義在中國興起,基調和基礎,都是這種群體主義,即用國家或人民的名義摧殘具體的個人。

盧斯信奉和傳播這種理念,有聖徒般的責任意識,他說,「美國對自己、對歷史,為她所生存的世界環境,都負有責任」。在盧斯看來,美國人有責任向「被暴政和邪惡統治的世界」傳播自由、正義等價值,輸出糧食、技術等物質幫助。魯斯視美國為「把理想輻射到全世界的動力來源」。

第二,信奉資本主義和自由貿易。

在美國等西方國家辦媒體的,多是左傾。他們雖然通過辦私營媒體(企業)而致富,但卻多是批判資本主義,強調左派的均貧富和大政府,以佔據道德高地。但盧斯從創辦《時代》週刊開始,不僅傳播理念,更把它真正作為企業來辦,按資本主義的市場規律來管理。《亨利.盧斯的理想》演講集序言說,「盧斯喜歡商業,喜歡實踐,也樂於觀察。」盧斯啟用最好的寫手、攝影師,在報酬上絕不一刀切,而是親定獎賞,親撰升遷報告,以資本主義的按勞分配、優者多得的方式來調動編輯記者作者的最大創造性。該序言說,「市場既需要、又最終獎賞那些真正迷戀經營企業的人;無論從個性、智慧,還是道德上,這話都正符合盧斯。」

有一流人才,就有一流的雜誌,成功的企業。從《時代》起步,盧斯又創辦了《生活》、《財富》和《體育畫報》等四家雜誌。四十年代中期,《生活》週刊發行400萬份,《時代》200萬份。這在今天,都是驚人的數字!當時在美國10歲以上的人口中,盧斯的雜誌讀者占20%,這是美國新聞史上從未有過的輝煌!

盧斯所以這樣熱愛商業,推崇資本主義,還跟他的「美國世紀」理念有關。他認為,「商業是美國世紀的力量機房的發動機」;只有全球自由通商,才是解決人類貧困的根本之路。而這個明顯的道理,今天無數的大學教授們、《紐約時報》獲諾貝爾經濟獎的專欄作家克魯格曼們、白宮的奧巴馬們,統統都不懂,還在迷戀大政府的烏托邦,幻想用更強大的政府力量,來劫富濟貧、均貧富。他們仍崇拜那種跟共產主義建立在同樣根基之上的社會主義思想。

正因為盧斯信奉市場經濟,所以他不僅強烈反對羅斯福搞大政府的新政,還曾用《時代》週刊的影響力全力阻止羅斯福連任,更一路在思想的戰場上跟左派毫不妥協地廝殺。盧斯甚至說出這樣的話:「我認為痛恨羅斯福是我的責任。」

第三,反對共產主義,愛中國。

在美國新聞界中,盧斯是少有的對共產主義深惡痛絕、並動用全部力量抵抗的出版家。他的名言是:「共產主義是前所未有的攻擊人類的最毒的癌症。」「我們應盡全力在所有時間、所有地點進行反擊。」在日本侵華時,盧斯疾呼美國放棄援日條約,把援助轉給中國,並與曾在中國生活以小說《大地》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成立「賑濟中國委員會」,聯絡美國工業、醫藥、教會等各界成立「援華聯合會」。盧斯主持的《時代週刊》推出「中國報導」專版,當時領導抗戰的蔣介石夫婦被登上《時代週刊》封面,以及宋美齡到美國國會演講等,都是盧斯一手促成的。

他還親自去中國。當飛機穿過日軍佔領區,要到達重慶時,他從機窗看到中國的田野和山峰,相當激動——那是他曾生活、成長了14年的國家。隨後他一生都想幫助中國,希望看到一個現代化的民主中國。

日本偷襲珍珠港那天,他聽到消息後,把雜誌已做好的內容全部撤掉,整本報導這個事件。然後跟病重的父親通電話,他父親說:美國人民終於會覺醒了,認識到幫助中國(抗日)對美國的意義,以及美國對中國的意義。當晚他父親就去世了。

日本投降後,他又飛去中國。因為美國的政策是調停,甚至寄望國共合作,建立聯合政府。盧斯敏銳地感覺到,這是不可能的。他早就說過,民主和獨裁絕不能在一個屋簷下共存。毛澤東到重慶,盧斯去參加共產黨的酒會,聽到毛說,國共之間,80%的問題都解決了,只剩下一小部分;但共產黨除了和平,絕不使用任何其他手段;毛還呼籲,中國人民要團結在蔣委員長的周圍。全場響起掌聲。毛演講後,盧斯跟毛有過簡短交談。後來盧斯還去見了周恩來。但這些見面,都加深了他的預感,共產黨要權力、要全中國;國共和談根本不會有結果。他建議美國向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提供全面援助,必要時出動美軍,幫助擊敗共軍,遏阻共產主義的蔓延。

被左派勢力淹沒的清醒者

但他的意見是孤獨的。馬歇爾去中國調停是要國共兩黨像美國的兩黨那樣輪流執政。美國人天真極了。盧斯動用全部關係,找所有能找上的美國權力人物,如祥林嫂一般喋喋不休勸說,希望美國增加對蔣介石國民政府的援助,希望美國出兵。但沒人聽他的建議,他到處碰釘子。就連他自己的雜誌,都違背他的意志;主要編輯都跟他的意見相左。雖然他開會警告說,他是老闆,可解雇任何人,但也沒用。整個美國上層和知識界的氣氛都往左傾。後來查出,連當年陪羅斯福去雅爾塔跟斯大林簽公報的國務院東亞官員希斯(Alger Hiss)都是共產黨員,並給蘇聯做間諜。檢舉希斯的《時代》週刊國際版總編輯也是前共產黨員。

毛的軍隊佔領整個中國大陸後,盧斯的情緒降到低點。這是他預感的。但他的呼籲、建言、警告,全都不被理睬。他的同事回憶說,盧斯時常坐在辦公室發呆,有時神情恍惚,丟三拉四。

隨後冷戰到來,越戰發生,尤其是美國和西方左派越來越主導媒體和輿論(他們不敢說支持共產主義,而是反—反共,排擠和打壓像盧斯、蘭德等堅定反共的人們),這些都使盧斯沮喪、失望,導致他在民主黨的約翰遜總統掌權、左翼勢力高漲的1967年與世長辭,才69歲。

他去世後,左派主導的新聞界和學界更有意忽略、貶低他的歷史地位。去年出版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寫的最新傳記《出版家:盧斯和他的美國世紀》,雖然承認盧斯是「成功的出版家」,但仍認為盧斯在所謂美國世紀、美國精神等方面的「遠見」是「失敗的」。

事實是:這位確信美國文明的媒體巨人所致力傳播的美國價值,今天已走向世界。沒錯,「當代最偉大的事,是美國的崛起。」而正是蘭德、盧斯等這些極少數的巨人們,用他們所傳播的思想,支撐美國的崛起,架構著當代「最偉大的故事」。(caochangqing.com)

文章來源:《開放》2011年9月號

(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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