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13日訊】蘇東劇變、溫家寶政改講話、茉莉花革命都無法證明，和平、理性、非暴力可以在中國解體專制政權。歷史有太多的教訓了，指望別人的拯救只能留下一聲嘆息。林謙先生的「戰略設計」最大的問題出在太在乎理念與設計層面，而忽略了「設計」的現實環境和實施條件。

在《民主中國》上看到一篇署名林謙的文章，標題是「談中國民運的戰略設計」。對於這篇文章，筆者提出如下商榷性看法，可能有一些不妥或錯誤之處，敬請見諒。

一、民運的瓶頸

林先生在「中國民運發展瓶頸階段」時做了如下闡述：和平、理性、非暴力停留在理念上，沒有與之相配套的戰略設計。原因源自中共的打壓、破壞。在談到衝破瓶頸的可能性時，林先生舉了蘇東劇變、溫家寶的講話、茉莉花等事件為例。而筆者對林先生以上的觀點部分贊同，部分反對。贊同的是，中國的民運發展的確遇到了瓶頸，這與中共政權的垂死掙扎關係密切。反對的是：蘇東劇變、溫家寶政改講話、茉莉花革命都無法證明，和平、理性、非暴力可以在中國解體專制政權。原蘇聯若不是葉利欽及時調動軍隊，戈爾巴喬夫小命難保，民主也不可能實現，羅馬尼亞更是眾人皆知，怎麼能說是和平的功勞？看來林先生是有選擇的，選擇了喜歡的，符合自己觀點的，排斥掉另外一些不喜歡的國家及變革方式。這倒也不是問題，問題是：林先生不該使用「蘇東劇變」而應當使用波蘭之變或什麼其它之變。溫家寶講話只是專制政權之間的權力之爭，雖然其表述與民運相近，但並沒有實際去做什麼，民運怎麼可能寄希望於此？歷史有太多的教訓了，指望別人的拯救只能留下一聲嘆息。當然，我並不反對可以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做文章，只是千萬別沒有利用上別人，反倒讓別人利用了。趙紫陽、溫家寶都是有良心的，但是，良心救不了中國。茉莉花更是清楚地說明一個問題，上街固然是好事，但遠遠不足以解決根本問題。

我以為，林先生的「戰略設計」最大的問題出在您太在乎真理與設計層面了，而忽略了「設計」的實施條件。這個條件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由誰來實現？是由您或民運人士嗎？您談到了民心，但您是在「真理」層面談，認為真理一定會得民心，只要得民心必得天下。還什麼「縱使其有精兵百萬，卻使其無用武之地。正如兵法所云，不戰而屈其兵，乃上上之策。」您真是天真的了得。六四可用了「百萬精兵」？幾萬足以，依我看，幾輛坦克就解決問題。這是現實，而非意念，就意念而言，一個人就能打敗百萬雄師，隨便想。既然談到民心，就該去了解民心，知道民心會給你一個什麼樣的結論？民心永遠不追求一些人的「真理」，只對現實的迫害，現實的奴役，現實的不公說「不」，強姦的民意，不會在和風細雨的得到解決。還有一點需要強調：在中國，「和平」、「理性」、「非暴力」並沒有佔領主流話語權，這是一些喜歡幻想者的一廂情願，中共不喜歡，民意也不喜歡。這個問題的實質是：中共主動放下屠刀或至少有放下屠刀的意願（權力者的共同表達，有真正走向法制軌道的意願），才可能有和平、理性、非暴力可言。

在我看來，民運的瓶頸是：沒有一支足以抗衡專制的力量，這個基礎性的工作很少有人願意做，也很少有人支持這樣去做，民運的興趣大都集中在新聞效果與真理性討論上了。

二、鳥籠政治

林先生在此提出了一個很好的設想，不斷地維權，注重有效性，避免政治訴求的鮮明性，提高民眾參与度，增強自我維權意識。並談到了「有效性」及「雙重標準」的意義。

維權作為連接民眾的一個橋樑，我曾經也有過這樣的想法，也對通過個案解決民眾的參与度，提高自我維權意識寄予厚望。可是通過幾年的觀察、實踐，我最終得出了結論：此路不通。一方面，政權對民運的心思了如指掌，這種事不可能讓你做大、做久，上到維權律師，維權領袖，無一例外的選擇閉嘴，下到上訪人員被堵、被劫、被關，幾乎沒有什麼人可以倖免。還不僅如此，凡是做些實在事的，多被潑污水，謊言編織到再荒唐的地步總是有人信。所有這些問題，都沒有根本的解決辦法，各自為戰，幾乎是圈內的共識，這樣，有效性就成為紙上談兵。直到有一天，窮困潦倒了，才悟出：在中國，任何具體問題的最終解決，都依賴於專制政權的垮台。那麼，如何加速專制的垮台，是我思考的重點。當然，林先生也是在思考這個問題，只是結論不同。

對林先生的「雙重標準」即一方面讚揚劉曉波、郭飛雄式的英雄主義，另一方面又對一般民眾提倡重在參与，不提倡革命英雄主義的提法頗有些感慨：六四的記憶至今在腦中縈繞，真正的英雄我以為正是那些至今仍默默無聞的市民。這倒不是說劉曉波等人不是英雄，而是說我們更應當記住的是那些為民主理想而犧牲的，無名的人。在則，誰想做英雄不是提倡與否的事，您再鼓勵我，我也做不得英雄。我以為，英雄是時代的產物，非個人意願所能決定的。實際上您的這段話在不經意中流露出一個潛台詞：「一般民眾」難以成為決定性力量，不過是理想實現的一種輔助。不信？您看看您這段話的先後順序及語氣，什麼提倡呀，重在參与呀，什麼英雄呀。諸如此類。您對我說這樣的話沒有問題，您對「服務對象」可千萬別用這樣的口氣，恕我直言，請諒解。我不知道民運人士到底有多少，但我知道，僅僅靠這些人遠遠不夠。很多人把自己理想化了，卻忘記，您的理想不僅僅是為了自己——理念、目的、決定性力量都不取決於自己。

我贊同林先生的如下看法：不是英雄的人一樣在譜寫歷史。衝破鳥籠不僅僅靠一兩個英雄，更要靠億萬民眾，問題是，民運人士如何得到民眾的認可？您要老與民眾的意願背道而馳，您的「真理」也幫不了您。

三、三方博弈

林先生的確令人佩服，變官民博弈為官民、地方三方博弈，想法不錯。問題在於操作性。林先生的「歷史經驗」與「靈感」產生於，英國光榮革命、共黨內部鬥爭，台灣經驗。可是我以為這三個例子都不具有操作性，英國光榮革命？您無法借到威廉的外國軍隊，沒有軍隊，那些貴族即便有高尚的情操也無濟於事，更何況，中國的「貴族」有情操嗎？共黨中央與地方的鬥爭實際上是黑社會的利益之爭，維權運動如何參与其中？同流合污？否則您如何與他做朋友？借地方打中央，借中央打地方，您不覺得太天真？他們可不傻，他們之間的利益之爭不會最終成為別人的囊中物。台灣經驗？您是想搞「地方自治」，其一，很多地方已經「自治」了，如何進一步舉動？其二，民運人士願意去那些艱苦的地方嗎？去了做啥？設計是需要現實條件的，再完美的設計如果無法操作沒有任何意義。地方黑到什麼程度您就是沒見過，還沒聽說過？或者您以為聽說的都是假的？您想利用他們不是痴人說夢？還真是，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這樣吧，您給我十億八億的，還真能去賄賂賄賂他們，說不準，還真能把他們拉下「水」——但不敢保證他們會下什麼樣的「水」。

專制下永遠只有兩種力量博弈，官與民，一方力量足夠強大就能決定誰是贏家。

四、道德制高點

在林先生看來，共黨的價值觀已經破產，唯一依靠民族主義獲取統治的正當性。針對中共的這一做法，林先生的意見是：揭露中共是賣國賊。從而使民運佔領道德制高點。從個人角度看，這樣做沒有問題，但是，讓民運整體分散這麼多精力去解決一個再明白不過的事實，實在沒必要。更何況，您有多少媒體可以在國內做這些宣傳？中共統治的正當性已經蕩然無存，不是靠民族主義可以拯救的，這一點難道不清楚？他想打仗，好呀，與美國打，最好。他只是說說，根本不敢去做。如果真打起來，是求之不得的事，有了槍，不用美國人動手，老百姓就會調轉槍口。這事還是別想的好，他們如果那麼傻，還會苟延殘喘九十年？這會兒的共黨真沒有國民黨那時的民族氣節，國民黨真敢與不可一世的日本人干，中共不敢。您看南沙，人家都開始掙錢了，這還「擱置」納，等著吧，等著人家吃飽了撐著的時候再分你點殘羹剩飯。看透了，中共呀，就是敢跟百姓橫，對付別人，差遠了。

說著說著，就與林先生就說到一起了。「中國軍隊要掙脫「黨指揮槍」的束縛，要成為保護人民保護國家利益的國防軍，而不是防範人民﹑屠殺人民﹑維護一黨專政利益的工具。當年發動武昌起義的湖北新軍，正是清朝為了「維護安定團結局面」的部隊。我們相信，中國軍隊是有機會洗刷在天安門屠殺和平示威民眾的歷史恥辱，向人民將功贖罪的。」以上林先生的這段話，分明就是說：「專制下的軍隊有可能反戈一擊」，也許，林先生理解的「反戈一擊」是指軍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請願？如果這樣的話，又是一場空歡喜。

五、和平演變

林先生說「和平演變」是心理戰，揚長避短。小時候記得「和平演變」是毛時期為防範資產階級復辟提出的口號，沒什麼新鮮，說了白說。現在又聽到，有些似曾相識，且和平是民運的「長處」嗎？鄧小平「復辟」了，但沒有復辟資本主義，專制還是延續，真遺憾。但很多人認為鄧復辟了資本主義，說「資本」就是資本主義，「市場」就是市場經濟，似乎在專制下一樣可以實現資本主義，實現市場經濟。不懂就不要滿世界現眼了，可偏偏有不要臉的，還固執的很。資本主義不是只有剝削，還必須將剝削的很大一部分返還社會，以實現造福于社會目的，這個目的不實現，資本主義不會走到今天。對「和平」問題，也是一樣的思維，任何理想狀態的實現都需要條件。在中國，和平的條件就是：權力者不是黑社會，只要它是，和平就無法實現，不管政權的願意與否，也不管「真理者」的意願與否，甚至於也不取決於民眾的善良、寬容與否。「七九」夠和平的了，被鎮壓，「八九」夠和平的了，被血洗，還有人譴責被鎮壓，被血洗者是「激進」，「七九」指責鄧小平的言論是激進，「八九」堅守廣場的是激進，請問什麼是「不激進」？說說話也是「激進」，那就乾脆別說。

我不反對和平，只是反對把和平作為唯一不變的真理。尤其在機會擺在面前時，一味的堅守和平就會錯失良機。一些朋友經常在一起聚，經常討論一些可行性問題，但很難在和平與暴力方面達成共識，這不是問題。問題是，在機會出現時我們該怎麼做？在這方面，很多人有共識，那就是，毫不猶豫的避免歷史悲劇重演，為了實現這一點，相互之間應當達成一種聯合，一種默契。前期的準備都是和平的，不必強調。也應當是安全的，喝茶，聊天，串門，任何方式都可，就是增進感情，機會出現時，一鼓作氣。這不需要什麼高深的理論，也不需要精心設計，需要的是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專制不會給你那麼多機會，讓你慢慢的熬死它。

多數人的理想不能實現，就是因為多數人的理想離現實太遠。回到現實，你會發現，實現自己的或社會理想的，也許並不太難。

和平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民主社會的最終確立。手段不能只有一種，對付希特勒，對付本拉登，對付卡扎菲，對付暴力鎮壓者，以暴易暴也是一種手段。在強者面前，和平與暴力一樣沒有任何空間，但是，強弱對比可能因為「突發事件」而轉變，當民主力量在那一瞬間成為強者時，易和則和，易暴則暴，沒有絕對。

2011年7月1日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