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日訊】六四事件二十二週年臨近，北京的天安門母親組織星期二發表祭文，揭露中共當局自2月以來，多次私下接觸個別難屬，試圖用錢解決六四問題。天安門母親代表丁子霖對本臺表示，這是對六四亡靈的褻瀆，也損害了“六四”難屬的人格尊嚴。另一位母親徐玨日前被公安警告，不得出門祭奠。

本週六是“六四”22週年，天安門母親組織週二發表的這篇年度聲明，這是改以祭文方式發表的第二年個年頭，題目是《不容褻瀆“六四”亡靈、不容損害“六四”難屬的人格尊嚴》，文章發表在天安門母親網站，並有127名難屬的簽名。聲明稱，今年正當北非、中東民眾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鬥爭如火如荼之際，迎來了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22週年紀念日。我們作為這場運動的死難者親屬，回顧當年那曠世劫難的慘烈後果，至今歷歷在目，不忍其痛。祭文回顧了1989年6 月3日和6月4日，中國軍隊掃射、追殺學生和市民，到目前為止，記錄下了203位“六四”死難者。同時批評當局對難屬們的呼聲置若罔聞，拒絕有誠意的對話。

天安門母親代表丁子霖星期二對本臺說：“我們迎來了親人遇難的22週年。在祭文裡面，我們首先要表明我們對中國的八九，對六四大屠殺的態度。寫這段的時候，我心情非常非常沉重，我始終認為中國的八九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當年的學生和市民和平的表述他們的訴求，’反官倒’、’反腐敗’、’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要新聞自由’等等，得到的是政府血腥六四大屠殺”。

對於文章還揭露，今年2月下旬“兩代會” 召開的前夕，竟然由北京市某區公安部門出面，找到居住在該區的“天安門母親”群體中的某戶難屬，進行所謂的私下溝通，不談“公布真相”，只單單提出給多少錢的問題。丁子霖說，首先，面對現在惡劣的人權狀況，這是今年必須要發出的聲音：“第二，我們披露了這樣一個信息，從95年以來我們​​難屬群體向當局提出要求對話，提出我們三項訴求，就（是）真相、賠償、問責。始終沒得到過任何回應，但是偏偏在今年，在茉莉花行動之後，在2月20號的上午，北京的一家公安部門找到了我們難屬群體裡面的一家難屬，來表示關心，來聲明（是）個人，不是代表任何人，只是和這家難屬進行私下溝通。對方一不談真相也不談追究，就問多少錢能解決六四問題”。

丁子霖說，當局已連續四個月找該難屬，表現出一種異常急迫的心情，而天安門母親們的態度很明確：“但是我們必須嚴正指出，第一，我們不能認同來人的身份，他的身份並非政府的哪一個相關部門，而是由這二十來年一直監控我們的公安部門，這不能表示政府的誠意。第二，解決六四這麼重大的問題，不能夠用私下溝通解決，不能用暗箱作業，要談就要光明正大。第三個我們不能接受的就是，只對個別人，個體，不對群體，這也是我們不能認同的”。

丁子霖說，天安門母親群體是在親人的屍體堆上站立起來的，她要求當局以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當年屠殺我們的親人，我們親人遇害是你政府行為，就問多少錢來解決六四，能接受嗎？我覺得這是對我們親人亡靈的褻瀆，對我們難屬群人格尊嚴的侵犯。我們早就說了，六四問題政治解決，政治問題法律解決。共產黨你應該學得文明一點”。

另一位難屬張先玲說，希望政府和天安門母親展開真誠的對話：“現在悲傷已經不是最主要的了，我們是需要抗爭，需要解決問題。作為政府來講這麼多年總是充耳不聞，在那兒掩耳盜鈴的過日子，我看他也不好受。有甚麼問題咱們一直期盼對話，現在是對話的年代，都可以坐下來對話嘛。”

記者：“準備甚麼時候再去祭奠自己的孩子？”

張先玲：“6月4號。在我們萬安公墓安葬的六、七個人吧，家屬都是在那天一起祭奠的。”

不過，另一位家長徐玨，上周遭到公安多番警告，禁止她外出祭奠：“上個禮拜警察已經到我家來了兩次了，電話也好幾次了。他明確的宣佈，今年上級要求我不許出去祭奠。簡直是沒有道理跟他們講。我說為甚麼？他說是上面定的，在這個期間我們都有警察在你周圍”。

徐玨認為，受茉莉花革命影響，當局非常緊張：“今年比往年看得都緊，看的時間也挺長，並且白天黑夜的看著。感到非常氣憤，我們基本的人權都沒有了，我們親人給你們殺了，還不讓我們去祭奠，哪有這樣的道理？他說我們不管，上面要我們看著，不許你們去”。

她還說，此舉也代表當局心虛：“他們太害怕世界正義的力量了。他為了鞏固他們獨裁的統治，不敢有半點新的想法，所以能拖就拖。他們不想為真正歷史正義的事業做出一點貢獻，也沒有任何的真正為正義事業奮鬥的膽略，只能看到他們很渺小”。

本週六，香港支聯會將舉行六四燭光晚會，屆時將播出丁子霖的一段錄音，她說屆時會告訴參加者：“我要告訴關心我們的同胞們，也告訴中共當局，天安門母親既然站起來了就不會趴下去，我們是打不散，壓不垮的”。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