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被放大的公共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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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09年7月14日訊】 季羨林先生的辭世,在社會公衆中掀起一股悼念的熱潮。有學者不無遺憾地說,其實大多數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成就。這也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既然不了解,悼念之情從何而來?

季羨林先生的學術成就自不待言。他留學德國回來時,年方36歲,就被聘爲北京大學教授及東方語言學系系主任,也是該系的創建人。他的學術功底紮實,治學方法嚴謹,據稱深得時任校長的胡适先生的欣賞。

但是,跟同輩學人相比,季先生在社會公衆中并沒有那麽大的名氣。我想原因有這樣幾點:一,當時的北大人才濟濟,群星閃耀,以才情論,他并非最亮的那幾顆之一;二,他的專業爲印度語言學,他研究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文字,對于一般人來說如同天書;三,他爲人謙遜,作風素樸,不沽名釣譽。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他的晚年。十多年前,季先生突然在媒體上走紅起來。原因比較複雜,大抵有以下幾種:一,經過幾十年的鬥争之後,治學嚴謹的學者所剩無多,都兀然聳立起來,被尊爲大師;二,中國社會有敬老的傳統,他年歲已高,著述頗豐,仍筆耕不辍,又平易近人,尤其令人尊敬;三,最重要的是,他被人誤解或者利用,幻化爲時代思潮中公衆所渴望的大師。

人們對季先生至少有兩大誤會或者利用。一是他的專業是印度學,卻被誤指爲“國學”,符合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西學被壓制、國學被弘揚的社會環境,也滿足了社會公衆的虛驕之氣。因爲“國學大師”的頭銜,他受到了更多的尊敬和禮遇。顯然,憑着那代學人的學術良知,他爲此感到不安。在兩年前出版的《病榻雜記》中,他要求摘去 “國學大師”、“國寶”、“學術泰鬥”三頂帽子。他坦承:“我對(中國)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功夫,因爲我從來沒想成爲一個國學家。後來專治其他的學術,浸淫其中,樂不可支。”也就是說,他對印度學的興趣大于國學。然而,媒體爲了滿足公衆的需要,直到他去世後,這個帽子也沒能摘下來,還充滿諷刺性地放到大标題裏。

另一大誤會,是公衆把他當作公共知識分子。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追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每個人都是公共知識分子。但是,作爲現代公共知識分子的觀念,來自近代的西方社會,要求知識分子具有獨立性和批判性,擔當社會良知,參與公共事務。并不是所有的學者都是公共知識分子。薩特甚至說,一位原子能科學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時,他不是個知識分子,隻有當他在反對核武器的抗議信上簽名,才是個知識分子。

按照薩特的定義,季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皓首窮經于與公衆相距遙遠的偏僻學問,并非一個公共知識分子。而且,他還對知識分子參與社會活動感到困惑。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中,盡管對胡适先生充滿了景仰之情,但也對其公共知識分子身份表示不理解,他寫道:“我覺得,他一生處在一個矛盾中,一個怪圈中:一方面是學術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爲一個‘過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識到身陷怪圈。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認爲,這個怪圈确實存在,而且十分嚴重。”

在《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一文中,他還略帶調侃地說:“我對于當知識分子這個行當卻真有點談虎色變。我從來不相信什麽輪回轉生。現在,如果讓我信一回的話,我就恭肅虔誠禱祝造化小兒,下一輩子無論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萬别再把我弄成知識分子。”

但是,季羨林先生是一位追求良知的學者。在“文革”中,當胡适和陳寅恪被批判時,他保持了沉默,守住了底線。後來,他又提出了“學術良心”的概念,對年輕學者的做人做事提出要求。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堅持散文寫作,通過這些散文建立了和公衆溝通的橋梁,展示一個學者的胸襟和見識。

他一生中最有價值的散文作品,是《牛棚雜憶》。他以此書記錄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經曆,使之成爲和公衆分享的一段曆史記憶。他認爲,中國人爲“文革”付出了足夠多的代價,卻沒有獲得相應的教訓,也就無法讓它真正成爲過去。他寫道:“我思考的其次一個問題是:‘文化大革命’過去了沒有?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唯物主義的真髓是實事求是。如果真想實事求是的話,那就必須承認,‘文化大革命’似乎還沒有完全過去。”

季羨林先生的一些話,在公衆中廣爲流傳,甚至成爲網絡熱門用語,比如:“現在人們有時候罵人爲‘畜生’,我覺得這是對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爲它餓。它不會說謊,不會耍刁,決不會先講上一大篇必須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灑灑,然後才張嘴吃人。而人則不然。”

不知道是被尊稱爲“國學大師”、“國寶”和“學術泰鬥”之後所受的心理暗示,還是高齡長壽給他帶來了越來越多的社會責任感,季羨林先生晚年多次以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發言。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他認爲“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21世紀将會是中國人的世紀,人類必須“以東方文化的綜合思維模式濟西方的分析思維模式之窮”。

以此思想爲核心,他又多次對公共事務發言,比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時,他主張開幕式上把孔子擡出來,讓全世界學習。他說:“孔子是我們中華民族送給世界的一個偉大的禮物,希望全世界能夠接受我們這個‘和諧’的概念,那麽,我們這個地球村就可以安靜許多。”在此之前,他也曾和前來探望的國家領導人讨論“和諧”話題,認爲“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很好,經濟發展,政通人和”,當下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和諧。

季羨林先生的這些意見,盡管并非妄語或谀辭,但是沒有以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獨立姿态和批判精神,對社會問題進行深入的和全面的思考,不能作出準确的判斷,也就談不上什麽真知灼見。他爲自己在曆次運動中“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而感到欣慰,固然良知未泯,卻也容易鼓勵犬儒主義。涉及公共利益的真話不能全講,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态度不應該是欣慰,而應該是恥辱和憤怒。

并非所有的學者都必須成爲公共知識分子,但是由于公衆的誤解和渴望,季羨林先生的話被放大乃至扭曲,因此引起較大的争議。這對于他本人來說,也未必是公平的。

转自:阿波羅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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