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 我們沒有「自願」!

作者: 吳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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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3月15日訊】我在農村上山下鄉插隊總計八年半又四天,把我從一個曾經是「少年壯志,海闊天空」的少年折磨成渾身傷痛,身心俱疲,不敢有夢的青年。我們是被犧牲、被蹂躪的一代。

1968年10月18日,我們,江南一所著名中學的一千多個學生「知青」,被學校的鄰居,江蘇省軍區教導大隊的軍人們用幾十輛軍用卡車,送到農村去插隊。那一天萬里無雲,秋高氣爽,黃葉滿地。我們的心情卻和秋色相反,烏雲密佈,沈重、陰鬱、惶恐:我們青春的夢想在這一天破滅,我們感覺到自己正在滑向一個無底的深淵。

我在農村插隊總計八年半又四天。八年半的插隊生涯把我從一個曾經是「少年壯志,海闊天空」的少年折磨成渾身傷痛,身心俱疲,不敢有夢的青年。學生的時代,我們曾經憐憫那些為謀生整天奔忙的芸芸眾生是「做穩了的奴隸」,八年半在農村的生活,卻使我們羨慕那些「做穩了的奴隸」,反而痛惜自己「想做奴隸而不可得」了。我們一千多同學的青春還沒來得及閃光,就葬送在黃土中;一千多同學的夢想從未有實現的機會,就被無情地扼殺我們同學的父母每一天錐心刺骨的掛念,這一千多個家庭經受著長期的煎熬。而全國像我們一樣的青年有一千多萬,「知青」家庭有一千多萬戶!從東北的北大荒到雲南邊疆的橡膠園,從陝甘的黃土高原到東海的崇明島,全國的農村、農場,到處留下了「知青」的血淚。

歷史上的這一段,無論如何逃不過「史筆」的。那麼,歷史將會如何評價這場運動呢?

不同的經歷、不同時代的人,自會有不同的評判標準。但是,歷史事件評判的最終標準是人,是人的生存與發展,是具體歷史事件對人的生存和發展所起的作用。評判這場運動的標準也只會是「上山下鄉」對我們這代人的生存與發展所起的影響。四十年過去了,當年的二十歲左右的「插友」,如今都已六十歲上下了,時間已經完全可以對「上山下鄉」運動作出的評判:

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一輩子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一輩子沒有過理想的職業,一輩子沒有過稍稍富足的日子,許多人一輩子沒有過愛情,有人一輩子生活在「上山下鄉」的陰影中,還有人因病或自殺過早地離開了人世。在同日下鄉的一千多人中,後來能夠通過77、78年高考進入大學的竟然不足四十人,能夠出國留學的只有五、六個。我們那可是一所高考入學率曾有過近100%記錄的中學啊!1992年,我回國和同班同學聚會,發現他們中的多數已經下崗、退休,無所事事地在麻將和電視劇中打發餘生。當年的正值青春年華的少男少女們,生命中從未有過閃光的日子,就已經滿頭華髮,被社會遺忘。我們在相對唏噓之外,還能說些什麼!如果沒有那場運動,他們怎會潦倒至此!

我們是被犧牲、被蹂躪的一代。和祖輩、父輩相比,我們和他們一樣經歷過三年大飢荒的飢餓,多數人卻沒有享受過他們曾經有過的受教育、求職、遷徙的自由;和我的後輩相比,我們中的多數沒有像他們那樣能夠享受物質的豐富。國家歷史上所犯的錯誤,不公正地、過多的由這一代人來承擔了。

今天,有人或許會說,當時你們不也曾經向黨表忠心,要到農村去戰天鬥地、改造自己嗎?不也曾經發誓要把壯麗的青春獻給祖國的農村,立志做革命大業的接班人嗎?

是,當初是有一些人這麼做了。那是由於他們太年輕,對現狀缺乏瞭解,對統治者無條件的信任,確實想過到農村去幹一番事業。記得北京還有人到天安門去宣誓,決心去延安插隊,走老革命的路,等等。

但是,我相信懷有那種浪漫豪情的人只是少數,而且他們是在真實資訊被封鎖的情況下做出的錯誤判斷,是受到了愚弄。在和我一起插隊的一千多位同學中間,我從沒有見過這種「豪情」,哪怕是裝出來的。因為農村的實際情況無法被完全封鎖,我們還是瞭解一些;因為我們知道自己不是什麼「接班人」;因為我們知道,有資格成為「接班人」的少數同學,根本就不在我們之間,他們早已經由父輩安排參軍就業,和我們分道揚鑣了。

是,當年我們都是「自願」。但我們有可能不「自願」嗎?

很難。當時動員的手法,就是非讓你「自願」不可。最簡單、最客氣的辦法是所謂「車輪戰」,三班「工宣隊」一天二十四小時守在你家裡動員,不讓你和家人睡覺,直到你「自願」為止。兩三天下來,鋼鐵的人也受不了,何況是血肉之軀?不「自願」就發瘋。鄰居家的孩子因為數天「車輪戰」而神經失常,操起把菜刀來要和工宣隊拚命,結果被捕判刑。我們學校有一個被大家稱為「聰明美麗而又最大氣的」女同學,不過在給叔叔的信中說了句「不知命運的小舟,將把我們帶向何方」,竟然被套上「破壞和對抗上山下鄉運動」的罪名而在全校批判,你說我們有什麼辦法不「自願」?

後來讀到張正隆的《雪白血紅》才知道,這是統治者幾十年行之有效的手法:當年在東北招兵買馬,也就是用這套「車輪戰」而讓農民「自願」參軍的。甚至會在大熱天燒一熱炕,讓農民坐在炕上烘烤,直到「自願」參軍為止。當年在蘇聯,布哈林、季托維也夫們,不僅「心甘情願」地承認自己是國際帝國主義間諜,還懇請法庭判處他們死刑。連冤死都能讓你「自願」。

那些真的曾經豪情滿懷的下鄉的「知青」們,在資訊被封鎖、被歪曲、被捏造的情況下做出的選擇,也算是「自願」?即使退一步承認那是「自願」,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只是我不願意把話說絕,才沒有講百分之百??很快就發現自己上當受騙,很「自願」回到城市來。那時,有人考慮過他們的意見嗎?

或許有人會說,農村嚴酷的環境鍛練了我們,使得我們更懂得社會,更懂得生活,生存能力更強。

是,這些都沒有錯。我自己經受過那場血淚生活的磨練,到海外來遇到一些挫折,就真看成「小菜一碟」,用美國人的說法,是「蛋糕一塊」(a piece of cake)了。有一年母校的人事處長到美國來交流訪問——她本人也曾是插隊知青——看到我這麼個書生竟然能自己裝修房屋,踢天弄井,就曾說過,「還是『上山下鄉』鍛練人啊!」這樣的話。

但是,磨練了意志,學得了謀生能力,都無法補償我八年的青春時光,無法補償那八年多在絕望中所受的煎熬,無法補償消失了的夢想、失去的愛、損害了的健康;更重要的,運用暴力強制我的意志、限制我的自由,對我人格的污損和造成的精神創傷更是永遠無法補償。如果在自由、青春、教育、理想的自主追求和生活經驗的被動獲得兩者之間讓我選擇,我當然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我想大多數同輩人也會做同樣的選擇。

或許有人會說,我們的青春時代有過人生一場非常特殊,前無古人,大概也後無來者的經驗,值得珍視。

是,對我們來說,這是人生非常特殊的經驗。但,「特殊」本身就意味著不是人的全面發展的自然需要!而越是慘烈的經驗越特殊:「勞改」,「古拉格」的經驗夠特殊吧?有人喜歡嗎?殺頭、抄家特殊吧?除了金聖嘆以外,會有人說「殺頭,至痛也;籍家,至慘也,而聖嘆於無意中得之,豈不快哉?」

現在或許還有人會說,當年讓我們「上山下鄉」,本來是出於好意,是讓我們經風雨見世面。證據是毛太子當年不也是被送到農村去鍛練的嗎?

是,有些太子、公主們是去過。那真是出於他們父輩的苦心,那是為了讓他們將來接班的時候不致像阿斗、晉惠帝那樣輕易丟掉政權。他們去,有明確的目標和既定的程序下農村,進工廠,去部隊,進學校,學成文武藝以繼承他們的事業。因此對他們不需要強迫、欺騙,他們自然也不會不自願。對我們則從插隊的第一天起就明白無誤、板上釘釘地說清楚了:我們將在那裡一輩子,那培養接班人「程序」的第一步對我們來說永遠不會結束!如果不是人亡政息、天下巨變,這程序的第一步也確實沒有終結之日。這兩種「下鄉」還有什麼可比之處?

或許說,我們這一代人的犧牲,是為了解決當時國家的在經濟、政治上的困境,因此也為國家、民族作出了貢獻。

是,我們是為國家、民族,也為統治者的錯誤作了犧牲。但我們的犧牲不是出於自己的意志。當年譚嗣同拒絕逃亡,喊出「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而毅然走向死亡,為變法犧牲,是求仁得仁,自願如此,因此了無遺憾。而我們和他毫無共同之處,因為我們是被迫犧牲的。

因此,不管現在,還是將來,如果有人試圖從這場血淚斑斑的運動中尋找什麼「積極因素」,什麼「閃亮點」,都是毫無作用的:一場以強迫為手段而戕害了一千多萬青年的運動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更不人道,在歷史上當然不會得到正面的評價。

手段的卑鄙從來都只反映目的的卑鄙。《赫魯曉夫回憶錄》中有個故事。當年他還是蘇共第一書記的時候,去訪問一個集體農莊。一個農民對他說,「赫魯曉夫同志,你們是想用棍子把我們趕進天堂。」改革者赫魯曉夫聞之大受震撼,因為他懂得「棍子」本身就是對「天堂」的嘲弄。強迫婚姻不合法、不合理、不人道並不在於婚姻的雙方不般配,而在於不是出於當事人自己的意願。即使是一個天堂,人們也不願意自己被棍子趕進去,人也應當有選擇進去還是不進去的自由。何況當年趕我們去的地方,連面目猙獰、手操刀棒,心如蛇蠍的人,也不好意思說是天堂。

今天,拿一千條冠冕堂皇的理由,一萬種所謂積極的因素,想為那場運動辯護都是徒耗心力:判定那場運動是國家恥辱、青年災難的性質,只需一句話:「我們沒有自願」。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張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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