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還原一九五七》(一百)

Facebook

【新唐人2013年10月23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附錄三:怎樣理解陳澤昆老先生?

——讀《從老報人陳澤昆說到民間辦報》

於五十年後的今天,一個當年的「小」右派在懷念一個當年的「老」右派。這是由於老右派的學問道德、人格魅力,感人至深,使得小右派「五十年半個世紀,我總想著他。」有道是,「唯英雄能識英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唯右派能識右派」,但畢竟心靈上相通些;雖然「小」和「老」又難免會有些隔膜。

那麼,到底陳澤昆老先生是個什麼樣人、能讓後生晚輩在他生前死後總想著他呢?

陳先生學養深厚,是個淵博的老人,「是老報人,當過《工商導報》(《成都日報》前身)的總編輯,懂的東西多,肚裏有的是貨,三部卡車也拉不完。」

「學養」,一般是指知轉化為識、言轉化為行,進一步說,就是把詞句變為生活;甚至把詞句都忘了的時候,而仍遺留下來的東西,謂之「學養」。學養深厚的他,對辦報的專業性的精闢論述,如說家常話,真正是深入淺出的能手。惟其深入(學識淵博,融會貫通),才能淺出。與時下許多生吞活剝、淺入深出、故弄玄虛之輩的高論相比,更更令人肅然起敬、見賢思齊,同時警示自己要拿出老實的態度來做學問,力戒嘴尖皮厚腹中空。與時下那些學問不大、架子大的人相比,他平易近人,特別是對後生晚輩的期望,其心也拳拳,其情也殷殷,其言也諄諄;「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當小右派問他什麼是新聞時,他回答:

我們職業有句行話:「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是新聞」。新聞就是新奇的、剛剛發生的、為大眾關心的事情,決不是上面的指示、命令……現在說,報紙是黨的喉舌,那時說報紙是社會的眼晴。

現實的情況是:「新奇的、剛剛發生的、為大眾關心的事情」,是只能按照上面的指示、命令報道的,並嚴格規定:不許報道突發事件;違者罰款。

「他又說:新聞,是新聞記者在有新聞的地方去搶來的,不是開會開出來的,更不是領導講出來的。我那時當記者,每天都得跑,走街串巷像個小販,得靠腿快、筆勤、耳尖,累呀累呀,但愉快。搶到一條好新聞能高興三天,就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記者只對所寫的事實負責,不對政策方針負責。」

現在正好相反。你不用搶新聞,不用對事實負責,只用當喉舌、對黨負責就行了。一個外國記者把當天全國幾家主要報紙展示給人看,頭版頭條新聞,從標題到內容一字不差,字型也完全相同。輿論一律,一至於此!

「他真有學問,不愧是個老報人。他說:報紙的功能就是監督政府,把官員們為非作歹的事情公諸於世,比如貪污呀,腐化呀,辦事不公不義呀,侵犯老百姓利益呀,全給它兜出來,使他們再不敢做壞事。那時,我就是個專揭國民黨老底的記者,當官的見著我怕三分……」「一個國家,一個時代,報紙辦得多不多,活不活,為不為老百姓說話,是民主政治的表現,有沒有言論自由的分水嶺。」

他說這話並無意反黨,這原本就是他的認識,就像血肉組成人們的血肉之軀那樣,這樣的情、知結構組成他的大腦。不在於你主觀上反不反黨,而在於你只要是堅持了人性、說出了常識、闡明了真理,那你在客觀上就是反黨。這也是為最高指示「知識愈多越反動」作了個註腳。羅隆基說「即使把我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陰謀。」如果說重在「陰謀」,這話可能是真的;他的確沒有陰謀,中共事後也承認了這一點。但如果重在「反黨」,這話便失真。他曾對章詒和說過,「唉,唯有你羅伯伯可憐哪! 二十幾歲,在美國讀政治學博士學位。後來在英國又投到拉斯基門下。那時用功、記性又好,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一整套,在腦子裡裝得特別牢,要不然怎麼還是費邊社的呢?可現在想掏出拉斯基,裝進馬克思,就不行了。我一發言,自己覺得是在講馬列,人家聽來,仍舊說我是冒牌貨。」(《往事並不如煙》,時報出版,頁三八五)這就說明,他骨子裡都是些與黨不相容的東西。最高指示如果改為「掌握的真理越多越反黨」,那就堪稱「坦白」了。

與此相映成趣的是,鄭義在劉賓雁逝世周年暨紀念文集發表會上的講話中說:「這樣一個民族!這樣一個社會!我有時候就在想:活該!——真是活該!殺得還不夠!否則,為什麼還要在美國首都高唱什麼《東方紅》?又沒人拿槍逼著你!完完全全的自願!」(《劉賓雁這個人物本身就是一個奇迹》)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形呢?孔子說:「繪事後素」。素就是原來的底子。我們今天說的素養、素質、底質等詞,即源於此。「鍍金」的比喻再恰當不過了。羅隆基「反黨」與高唱《東方紅》者的「愛黨」都是底質,都在起先;羅的愛黨與高唱者的口稱民主、人權等都是後來鍍上的金子。所以實質上,這班「還要在美國首都高唱什麼《東方紅》」的人,是在嘔吐狼奶。這沒有什麼奇怪的,飽滿自溢。

就事論事,別的一句不說,單說唱《東方紅》。最好是,不要擠著眼睛瞎唱,要睜開眼睛看看明擺著的事實:一,毛澤東呼兒咳呀,他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還是大災星?他為人民謀的什麼幸福? 二,共產黨的統治帶來的是「哪裡人民得解放」還是哪裡人民受奴役?三,「毛澤東愛人民」嗎?「為了建設(什麼樣的)新中國」呼兒咳呀?他死時留下的「新」中國,政治上權斗殺紅了眼睛,被迫害之眾、數以億計。就在你們這些高唱《東方紅》的人中,能找出一個人(哪怕僅僅是一個人)本人、或家屬、或親戚朋友是沒受到迫害的嗎?經濟上瀕臨崩潰,人民處於饑寒交迫之中。這不都是連共產黨自己都承認的嗎?可在大陸民不聊生、哀鴻遍野之同時,中華民國卻是「四小龍」之首。這有一點兒假嗎?請問這些海外的混混:是你們眼睛瞎枯了,還是智商低極了?你們居然忍心、還在唱血淚染紅的《東方紅》!這裏面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你們遵循了你們偉大領袖的教導:「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良心少一點好。」(《毛澤東選集》五卷,頁一九八)當然,你們被消滅了良心,也是受到了不小的迫害,也有可同情之處。良心是人性之本;共產黨害得你們根本就不是人了;其悲、其苦、其慘、其哀莫大於此矣!還有一個政治學鍍金博士,對反右問題大放厥詞、大噴狼奶,雖令人作嘔,但並不令人稱怪;因為,此乃屬於萬象之一象、百態之一態,同理之可證、觸類可旁通耳!

我們還是回到陳先生。鐵流用心良苦,把陳先生當年那些、仍不見容於當今的言論重提,旨在起到強烈的針砭時弊、呼喚療救的作用。同時也讓人看清楚共產黨的改革開放的實質;在政治上以對媒體的開放程度為例,是開倒車的、是與時俱「退」的:現在比一九八九年以前卡得更緊,那時政治改革還是可以討論的;這一下倒退了二十來年。一九八九年以前比起一九五七年以前又倒退了三十年;那時還有《光明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等幾家大的非黨報紙。當然更無法與一九四九年以前相比了;「他列舉了一九四九年前成都一大堆報紙名稱,什麼《民眾時報》、《民聲報》、《西方日報》、《中央日報》、《華西日報》、《華西晚報》、《興中日報》、《建設日報》、《益報》、《新中國日報》、《新新新聞》、《新民報》。想不到這個不足六十萬人口的小城市,竟有這麼多的報紙!使我更為驚訝的是,這些報紙除《新新新聞》是國民黨的官方報紙外,其它半數是共產黨和民主黨派辦的。」民國時代的新聞自由可見一隅。至於在全國,比方說罷:「《大公報》在中國是張赫赫有名的報紙。它的創辦人叫張季鸞,提出一個口號:『不黨、不盲、不私、不賣』。堅持民間性,以文人論政為特色,在中國新聞事業史很有名。他們批評指責國民黨一黨獨裁,支持共產黨民主政治,在當時政局中具有重要的影響,一九四一年獲得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榮譽獎章……」共和時代,可以產生名報、名報人,一到極權時代,盡數以毀。旁及文化界如名作家、名作品也然。這是人所周知的,不用多談,只用舉出毛對「假如魯迅活著是否可能划右派?」曾表示過照划不誤的意思就足夠了。

我忽然提出一個新問題問:國民黨蔣介石垮台潰敗大陸,逃到台灣,是不是與未搞報禁有關?

他沉思一下說:有關係,但不是直接的關係。國民黨真正垮台的原因是它堅持搞獨裁統治,以及它官員們的貪污腐敗,經濟亂成一鍋粥。打垮蔣介石八百萬軍隊,是解放軍而不是報紙。報紙從來沒有這個作用,頂多造點輿論,輿論最大的作用是警示。如果我們國家放開了輿論,准許私人和社會團體辦報,讓人講真話,說真活,就不會有「反右鬥爭」和「大躍進」,就不會有餓死人的事情。



以陳先生辦報人的身份,他不會不知道,日本一宣布投降,養精蓄銳的八路軍便開始活躍起來,這時的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軍都是千瘡百孔,共產黨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的搗亂,給醫治戰爭創傷雪上加霜。例子之一,國民黨搞整頓,被整頓的人就去投共,「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去投八路。」光用想想共產黨喜獲、收留了多少漢奸就說明問題了。這一切都不說,就說搞獨裁統治、官員們的貪污腐敗吧!共產黨在二者中的哪一項不超過國民黨的一百倍;它為什麼沒失敗?陳先生的答案證明他很清醒。他知道:「國民黨真正垮台的原因……打垮蔣介石八百萬軍隊,是解放軍而不是報紙。報紙從來沒有這個作用,頂多造點輿論,輿論最大的作用是警示。」這就是他把國民黨當年失敗、共產黨如今不失敗的本質原因,引而不發、意在言外了。他驗證了共產黨所揭示的真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反動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不管多獨裁和腐敗也不會自動倒台,例如小小的北朝鮮。這話的現實意義,值得深長思之。

仔細想來,許多慷慨激昂、義正詞嚴的話,對極權當局來說,即便不是不痛不癢,充其量也只是一時的切膚之痛,而陳老這些心平氣和而又擊中要害的話,卻使當局與時俱進、與日俱增、死而後已地心腹為患。鐵流說:「我因『干預生活』小說〈給團省委的一封信〉,流毒全國罪該萬死,自難逃脫此劫。而老報人陳澤昆在『整風鳴放』中連屁也未放一個,也是『右派分子』。他不像我又吼又叫,而是痛痛快快『低頭認罪』,別人揭發什麼就承認什麼,不推不賴,態度極好。」這在陳先生和共產黨雙方、都是胸中有數的,都知道對方是什麼貨色。反右時不是有「骨子裡右派」的說法嗎?

我們對許多人、事、物的認識,往往局限在常識範圍,陳先生卻能拿出專業水準來。例如對五糧液的評說,又如對辦報經驗的介紹,甚至具體入微到特寫與小說的異同。他的言談總是那樣爐火純青、左右逢源。這,豈止於淵博?學問之功,誠于中而形於外。聞其聲而感其慈眉善目、仁者愛人;溫馨之情溢於言表,沁人脾胃。他待人接物,仰不愧於天,俯不怍于地,君子坦蕩蕩(如對划右派和改正);對己,達則兼善天下(從前辦報),窮則獨善其身(一九四九年後),心底無私、與世無爭。共產黨把所有這樣集真善美於一身的人們當作自己的敵人,那麼,這樣的黨、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這樣的黨天下,事實表明,他就是集假惡醜於一身的國家、民族、社會的大毒瘤。陳先生們的悲劇,就是這個毒瘤——共產黨、毛澤東把真善美毀滅給人看。

一九八五年六十五歲的老報人陳澤昆,妻子死於癌症。兩年後,他和一位小他近三十歲的姑娘結婚了。我祝賀他,開玩笑地說:老陳,你真有艷福。

兩年後傳來消息,說他跳樓自殺了。事起,是年輕貌美妻子,一邊和他百年交好,一邊私下與另一年青男人往來。年邁的他,認為人格受到了莫大玷污,老臉無處放,一氣之下竟然輕生。唉,知識分子常常能承受巨大的政治壓力,卻經受不起世俗勢力的衝擊。唉,聰明人也有糊塗的時候啊!他不知道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社會,已非理想世界,物慾橫流,享受至上,道德淪喪,自私自利,早成了生活的主旋律……

他感慨于「反右鬥爭沒明堂啊!」如果說,階級鬥爭為綱、扣白帽子奪去了先生的政治生命;那麼,世風糜爛、物慾橫流、一頂綠帽子便奪去了先生的自然生命。說是先生一時「糊塗」; 實在是不理解先生。先生哪裡是糊塗呢?如果是頂著綠帽子、涎著臉皮糊塗度春秋,還會有這樣的結局嗎?

人是「意義」動物。中國知識分子認定的「意義」,在於修、齊、治、平。一九四九年後,他對「治、平」就基本上不抱希望了。「他不看,也不寫,超然世外,好像報社風雲與他沒關係。」以及:「現在講成份,講階級,過去辦報的人就不能再辦報了,必須要有新人,你不就是一個嗎!言談間,他有種無奈的失落感。」改革開放給他帶來了希望,他卻發出「老夫芼矣,弗能為也」的悲鳴:「我一生就愛好辦報,可辦不了報。年齡大了,雄心也沒有了。」

他的「艷福」給他帶來的,是蜷縮在避風港里,不追求事業,難得糊塗地度過風平浪靜的晚年。可是,在風燭殘年中,避風港里又掀起了腥風惡浪,這就衝破了他活下去的底線;誰能告訴他:再苟活下去又有什麼意義?他對這個假惡丑的世道再也沒有什麼可留戀的了。共產黨對自殺的政治解說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在運動中自殺就是畏罪自殺,或是向黨示威;對右派自殺還有一種特殊說法,「戴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而我對「自殺」的哲學界定則是,「對『意義』的孤注一擲,最後掙扎。」具體到陳先生則是,「質本潔來還潔去」。他既是一個淵博的老人,又是一個單純的老人,還是一個不幸的老人。他最大的不幸是生逢黨天下,斷絕了辦一張作為「社會的眼睛」的報紙(他人生的主「意義」)之希望。

人都有局限性,只是各有各的局限性。鐵流先生則是表現在對陳老先生稍欠理解、說他「聰明人也有糊塗的時候啊!」。還有,如他說的「反右鬥爭前的中國,言論未有禁區,說話嘴上無需加鎖,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無人說你在『攻擊誣衊』或『反黨反社會主義』。人人當時心抒情暢,故無虛假之詞,似乎大家都活在理想中。」這簡直是同著失意人、在說著得意話。別忘了剛說的「言談間,他有種無奈的失落感。我不願刺傷他,把議題轉到另一邊。」這就 說明並不是「人人當時心抒情暢……都活在理想中」。更需從大環境指出,這話是說在反胡風和肅反之後!反右時,因受反胡風、肅反之害,進行血淚控訴,非但無有伸冤,反而遭牢獄之災,甚而遭迫害致死者,比比大有人在。

延安整風時,艾思奇舉過一個例子,說的是小孩問媽媽:「姐姐為什麼要哭?」媽媽說:「姐姐傷心。」小孩怎會理解包辦婚姻下,作小媳婦的姐姐、在惡婆婆手下的日子是如何地傷心呢?小右派對老右派「傷心」的理解,也可作如是觀。

語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通過朋友之間的思想交流,智愚可以互補。至於我持此議,果為智者之失,抑愚者之得耶?敬候作者、讀者明教。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