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血紀》上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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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1年9月22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一章:陷入陽謀的初生牛犢

第一節:「大鳴大放」

兩天後,教學大樓前掛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巨大紅色字幅。

接著,全校的黨團員和教師職工,在松林坡大禮堂參加了由黨委副書記宋殿賓主持的「幫助黨整風」的「大鳴大放」動員會。會場上和周圍建築物的圍牆上,張貼著各種彩色標語,上面寫著:「正確區分兩類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發動群眾,和風細雨的幫助黨認真整頓黨風」;「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言者無過、聞者足戒,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在那次動員大會上宋殿賓用異常委婉和誠懇的語氣,表達了當時學校中共黨委的態度,他拍著胸口保證自己帶頭在這次運動中,虛心聽取大家的意見,不管有多麼尖銳都要接受。

宋殿賓動員大會的第二天,在團結廣場又召開了規模更大的全校性大鳴大放動員大會,所有的校級領導都登台表態,歡迎大家本著知無不言的態度向他們提意見。緊接著,便是系的、年級的、班的大鳴大放動員會;這些會更具體,更直接地面對著全校的師生員工,要求他們無一「逃避」。

與此同時,全國媒體開足馬力,一個勁地鼓吹:「全黨全國全體人民積極投入大鳴大放大辯論。黨的整風運動就是當前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尤其是「黨外民主人士更要積極幫助党進行整風。」

當局擺出了一副中共「要與人民同心同德,與人民共同建設繁榮昌盛新中國」的決心,展示出「同民主黨派人士為建設國家共存共榮,相互監督,披肝歷膽」的坦誠。

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全國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坐談會上,這些人的發言中有代表性的,諸如陳名樞的《向非黨人士求師求友》,我讀後,認為陳名樞的講話全是對共產黨的奉承話,即使在「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古訓下,奉勸了共產黨也應當向非黨人士聽取意見這一條,也是毛澤東自己說的。

至於黃紹竤所說的「以黨代政」,倒是涉及到了共產黨領導這個極為敏感的話題,不過,既然領導要講究「方法」,包攬一切可不是好作風,好方法呀!事實不正證明,事無巨細都得由共產黨點頭,不產生「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才真有點怪。

再說張奚若所列中共四大偏差中「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四條卻真是給毛澤東見仁見智的「把診切脈」。毛澤東不是誠懇歡迎大家給自己提意見要暢所欲言么?誰又能料到張先生的這一番苦心,正好經切中毛澤東的心病和大忌?

至於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講些什麼?主張共同「設計」政治藍圖么?四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這可是毛澤東自己屢次講過的話。他不是主張百花齊放么?這一政治設計院,未必不是對他的號召一種熱情反映呢!

說到儲安平的「黨天下」轟動一時,原出於小和尚給老和尚唱頌經這麼一點幽默,「黨天下」者可以顧名思義了,不像陳名樞那般臣子的卑下,比之黃紹宏更為直接,共產黨的霸道,雖然已引起了當年中共盟友們的「不滿」。

專制同民主之爭本是這個世界的全部主題,然而被紅色恐布所控制的大學生們怎麼能懂呢?大小事宜共產黨一手遮天難道不是事實么?反對一黨專制的微弱呼聲,難道不是共產黨在反對國民黨時積極主張過的么?

至於羅隆基提「平反委員會」,正好說明黨天之下冤海無邊的事實么?在那個年代中包含因家庭受到衝擊的人那一個沒有體會?從執政黨的角度考慮,為錯案和冤案糾偏,正是一種最好的補正,至誠之見啊!

要知道,這些「見解」提及人權,曾是為中共吶喊和提供援助的「老朋友」們,(毛澤東自己也承認共產黨的取勝有他們的一份功勞,)這些老朋友所說的,大多都是共產黨曾經提出和主張過的東西。現在反過來應用在執政地位的中共身上罷了。

一針「全國大規模的急風暴雨似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現在是和平建國新時期」的強力麻醉劑,使三反五反,鎮反和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恐怖空氣一掃而空。似乎歐洲激烈的大民主是可以用和風細雨的「小民主」加以解決的。

就這樣,1957年舊曆3月的陽春花開季節,毛澤東為全國送來了一陣迷人的「香」風!在一曲「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輕鬆樂曲中,袒露出對中共領導下所出現的民眾「鬧事」,以引咎自責的「寬宏胸懷」,躬身歡迎百姓的「責備」和「建議」。

他像一個"偉大"的"民主之神"為了國家和人民,來到校園裡培植這「百花齊放」的美景來了。春天正是耕種的季節,春天正是顯示「造物主」偉大形象的時機。

在中共紅色恐怖下已生活了七年的人們,對於這種突然的寬鬆氣氛,感到一種受寵若驚的惶恐,習慣於被剝奪了的民主權利,對言論自由向來諱莫如深,生怕弄得不好便是反革命言論,那胡風反革命集團剛反了才幾個月?

他們習慣於國家大事都由「黨的政策」所包代,學校「大政」由黨委包代,而從不去用心思考。他們甚至為怕沾著「反動」家庭和「反動思想」,被「追查」,而遠遠躲開。

因為胡風分子有先例,凡收聽外台的均可以投敵叛國治罪下獄,所以他們不敢收聽外台,相反,他們認為,中共這種專橫的做法都是天經地義的,有民主追求的想法反而是十分危險的,他們懦弱到連自己的親人在運動中遭到冤屈,而上訴的權利也視為不可逾越的禁區,放棄了。

至於他們對於黨組織那種盛氣凌人的作風,更是不敢公開反對。

所以,面對著黨團支部再三的誠懇開導,鳴放會在開始時反而冷場了。

叫這些工科學子們說什麼呢?他們可以在一場學術討論中,在答辯一個設計論文時,爭得上火。可現在讓他們坐在「主人翁」位置上,「憑空」向黨提意見,確無準備,也沒有想過。

為了檢查各班鳴放情況,系黨支部書記召集了所屬各年級各班的團支部書記會議,專門給他們每人發了一個筆記本,吩咐他們必須準確完整地記下一天內發言者的姓名,並摘錄發言的內容,規定他們每天晚上熄燈前,必須將筆記本交到他的辦公室里。

當時不光各班的團支書們鬧不清楚要他們這樣做的居心,就連繫黨支部書記自已也只是奉校黨委指示辦事,共產黨的保密制度極其嚴密,由中央定的政策,要求基層組識只能不折不扣執行,不能問為什麼!

我們班的鳴放會,在團支部書記陳思所住的204房間進行。那時學生中黨員人數極少,系裡一千三百名學生中,才十幾名黨員。這種本應由黨員主持的會議,在班級都是由班的團支部書記代理。

陳思對這種政策性極強的會議,心中沒有底,拿不準犯了錯,還不知道錯在哪裡。二年級政治輔導員鄧某就曾在這間屋子裡,舉行過胡風反革命小集團的「背靠背」揭發批判會。當時的一位助教因說「學習,是獨立奮鬥獨立拼搏的過程」而被劃成了胡風份子,後來還送去勞動教養。

陳思並沒有想通,這提倡學習的獨立奮鬥錯在哪裡?罪從何來?他親眼看到那位助教被送上囚車。從此,他同黨員接觸便分外小心,平時傳達政治學習,總是按年級的黨支部組織委員曹英的話記下,回來逐字照讀不敢走樣。

這事還沒隔上一年,鄧指導員殺氣騰騰的話音猶在耳畔,突然又要求大家廣開思路,鼓勵知無不言,大家真沒有來得及想通。

陳思根據在系裡開會時記錄的筆記作了「開場白」,班長郭英華打開了會議記錄本。第一天開張就冷了場,開會發言同圖書館或飯堂里的高談闊論的「亂侃」是絕對不同的。

這可急壞了陳思,像這種啞巴會,怎麼去交那黨書記的記錄本?於是只好沿用歷次政治學習的老辦法:挨次發言。

結果,所有的發言幾乎都與陳思的「開場白」一個譜調,儘管郭英華在記錄時作了語言的調整,但無非只是用詞的不同,意思卻沒變。拿到黨書記那裡,果然挨了批評。

不過,全系各班的情況大致雷同,黨書記再作布置,要求各班團支部務必想一切方法,讓大家說出「心裡話」來。

陳思回來召開了一個團支部的支委會,宣教委員出了一個點子:自告奮勇去找平時就愛放大炮的林娟和劉唐先發言,讓他們就班的團支部工作發表意見,組織委員劉奎則建議由林娟最看不起的雷田沛先說話,林娟必會作出反應,大家從中一激,就會讓氣氛活躍起來。

第二天的鳴放會「依計」而行,雷田沛首先發言,只說了不到十句話便草草終結。果然引起林娟的一翻挖苦,說他像一個放音都放不好的錄音機,不像一個男同學的樣子。她說完后出其不意,話峰直逼班長郭英華,說她的工作作風簡單生硬,經常憑個人主觀想象組織班裡的活動,凡是她不喜歡的就不搞,比方說組織郊遊,本學期已過去兩個多月了一次都還沒進行,鄰班五班已組織去了長壽湖,又去了大足,每周都有活動。希望郭英華在這次整風中好好改一改。

郭英華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手拿的筆停了下來,等到提起筆作記錄時,竟不知怎麼的記法,只好記下幾句:「林娟發言:批評班長郭英華思想古板,有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毛病,組織班上工作死板,應當改進。」

林娟既開了頭炮,劉唐緊跟而上,他舉了一個實例來批評郭英華的「官僚」作風。他說:「去年,機械原理上齒輪課時,大家對齒輪變位齒的正負變位的選齒還沒鬧清楚,認為林教授講快了一點,希望他能在自習課抽點時間給大家再補一下,偏偏郭英華卻反對,她說『自習課就是要自己學習,自己消化,根本沒必要全班抽時間為一個小問題而補一堂課』。

結果,就這麼一個主觀認識,大家的意見便被輕易否定,這種作風就是主觀主義,也是一種教條主義,對不對?」

為了同大鳴大放的主題相切近,劉唐對這位不到二十歲的班長,連扣了兩頂帽子。郭英華不是黨員,似乎同「幫助黨整風」完全不沾邊,雖文不對題,但畢竟有了爭論,大家七言八語,鳴放會開成了一個實實在在的民主生活檢討會。

工科學子們的大鳴大放,只局限於與自己的生活學習直接發生關係的班幹部們。別說年齡還未滿二十歲的陳思、郭英華,恐怕就連重大最受人尊敬的黨委書記鄭思群,也未必弄清楚了中央的用心。

全國有幾個人弄得清?毛澤東葫蘆里賣的葯,這是在運動的後期,乃至十幾年、幾十年以後,才逐漸地暴露出來。

然而校園裡最初貼出的大字報,為平靜的校園攪起了一點風波。

我記得機械系的第一張大字報,是以客氣而謙恭的語氣,向曹英「進一言」。曹英是年級的黨小組長,系黨支部組織委員,是某機關調來的「調干生」。他比我們這些沒見過世面的嫩娃娃大十歲,他文化程度不會高於小學畢業,是一個已有兩個小孩的父親,從機關專門抽到大學來「鍍金」的。

機械系有好幾個像這種帶著黨員和官帽的大齡「調干生」。「解放」初期,為改變知識分子「結構」,在剝削階級出生的學生中,滲入工農成份,「調干生」就這樣來到了大學校園。學習是否跟得上不管,他們的全部能耐,就是言必黨的利益,言必訓人「階級意識太差」。誰都對他們畏懼三分。

貼大字報的人,謙卑語言中含著譏諷和挖苦,意思是希望他能在這次整風中為自己洗個澡,與其裝腔作勢訓人不如多讀點數學和力學,不至於畢業考試吃鵝蛋,今後工作時「辜負」了黨的期望,難以真正為人民服務。

以曹英的文化水平,他未必能領會和懂得。

接著就有第二張、第三張,以至於無數張。曹英在學生中已有緋聞,說他借「政審」和「個別談話」之機,常常對那些剛入大學的漂亮女孩子們動手動腳。

鳴放期間,鬧得最凶就是對膳食科長貼出的大字報。據說這位四十多歲的北方農家子弟,扛著步槍從農村跟著大部隊幹了幾年革命,曾當過營長,複員后被分配到學校當了膳食科長。大鳴大放別的說不上,唯獨一事引起全校轟動,這便是名噪全校的瘟豬肉亊件。

不知這位張科長從哪裡買進了幾百頭肥豬,第二天重大膳食科的養豬場便開始發瘟。豬死後賣到學生食堂,頓頓豬肉,但學生們並不知吃的是瘟豬肉。

大鳴大放時張科長上了大字報,瘟豬肉事件使他無地自容,他既說不清何以從不法中間商那裡一次買那麼多病豬,更說不清楚為什麼明知是病豬,卻用來毒害三千多名大學學子。

張科長是一個老黨員,老八路,做出這件可惡事,便成了眾矢之的的「貪官」、「殺人犯」。使他許多天夜不能寐,負著沉重的罪惡枷鎖,那些日子成天低著頭走路。

看來,學生們有相當的輿論能力,口誅筆伐用得好,足可以監視共產黨的不良作風的。這一點並不比當今南韓和印度尼西亞的學生差勁。五四運動就有光榮傳統,只是因為共產黨的霸道,而使學生們處在愚昧和迷信狀態,對客觀是非缺了理性判斷罷了。

張科長的「後台」,便是校黨委付書記兼人事處主任宋殿賓,這幾年,頻繁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那一次運動他不扮演「太上皇」的角色?豈止是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的錯誤,就是殺人冤案的製造也首推其人。於是對張科長放的這把火,便燒到了這位平素里頗給人以勢壓人的「太上皇」頭上。

不過,所有貼出的大字報依然很懂政策,絕不會超過「批評」這個框框,語意和用詞絕對的「以人為善」,只是在漫畫大師林毓森的筆下,將宋主任畫成了身材又矮又胖的「退耳」。這幅漫畫上,見他每天上班時間將腳翹在辦公桌上,旁邊擺著茶杯和香煙,和一些剛剛批示的散亂文件,附打油詩一首,意思是說:宋書記平時辦公時,喝茶抽煙,草率地批發文件,而不關心師生疾苦的作風,希望他能在這次運動中認真改一改。

另一些對黨團幹部批評的大字報,基本上只屬於生活作風和工作作風的意見。偶爾出現幾張附會教授治校,反對黨委獨攬的大字報,以及批評人民代表的選舉由黨委包辦的大字報,和歷次運動中傷害無辜的大字報也是語調低沉,張數寥落,被淹沒在對校內各領導幹部,提出個人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的大字報汪洋大海之中。

後來還出現過幾張列舉蘇聯駐華大使館中,蘇聯武官和旅順港總領事館蘇聯駐軍的兵士,在中國舉辦的舞會上,對中國女招待動手動腳強行「接吻」的非禮行為大字報。

重慶大學的學子畢竟以工科和技術為「宗」,那時,家庭出身被定為「剝削階級」的,占學生總人數的80%。「解放」后經過了斗地主、殺惡霸、三反五反、鎮反運動,恐怖氣氛籠罩著全國,那些被沾上剝削階級家庭的人正是革命的對象,雖然暫時在大學生人數上佔著優勢,但在社會氣氛的壓力,已形成對他們的精神壓力。

以我這種父親仍在獄中服刑的「反革命」家屬,在這種壓力下,對「政治」敬如鬼神,自覺「矮人一等」。這種很深的「階級烙印」,使我每聞「反革命」三個字就提心弔膽,家母的教誨「千萬不要涉足政治,平時更要休談國是」隨時響在耳畔,所以我下決心攻讀理工科,今後能與一般公民「平身」就不錯了。

對政治的戒心,必然使我們這些孩子成為政治的盲人和懦夫。

從美國歸來的董時光先生在西師任教,他在鳴放會上發言,以兩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人民生活水平的對比,來說明他的觀點——共產黨在執政上的專斷獨裁。

重大邀他來向全校作了一次近似民主沙龍的演講會,他的演講,給從小就受中共傳統教育而閉塞的大學學子們,開了一個認識世界,自由思考的竅。可那次我卻沒有去。

倒是馬開先去了,她回來向我傳達,顯露出受益匪淺的快感。她說:董先生所講的全是兩種制度的對比,全用事實說話,比方說,在美國,學校的一個教師和學生,可以就學校設備、教學安排、乃至於教師待遇向校董事會提出質疑,而校董事會必須給予答覆,凡正確的,需採納並出示改正時間。

還有,美國政府必須遵守美國憲法,尊重任何人的意見;任何人有權批評政府,並通過議員彈劾政府官員,等等。

其實,對這些方面的了解,我們已從報刊文摘中略知一二,只不過被中共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民主自由是有錢人的民主,在那裡被剝削的階級過著被奴役的牛馬不如的生活」所歪曲,加上不斷的政治運動,將崇美恐美當成了極大的反革命罪惡,不敢正視和思考。

在整個大鳴大放中,我完全處於無知之中,愚昧使我們失去了對世界潮流和進步文化的任何接觸,失去了對民主社會的了解,失去了真正生活的一切動力。

壓抑使愚昧頑固化,愚昧使壓抑合法化。

大鳴大放觸動了我們長期的壓抑和愚昧,我們開始感覺到,我們真是長期處在愚昧和壓抑之中的可悲人類!這種狀況仍是毛澤東的基本思想保證,要不然,為什麼毛澤東視「民主」為洪水猛獸,一有露頭便要徹底剷除;要不然他何以在生前掀起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毛氏極權再明白不過,中國人一朝明白了自己愚昧和壓抑的可悲處境,獨裁是很難堅持下去的。

對於大鳴大放將預伏著一場比反胡風運動規模更大、範圍更廣的狂風暴雨,更是我們這些閉塞的年輕學子們想不到的。

有「百花齊放」的政策,有各級黨組織對知無不言、言者無罪的莊嚴承諾,誰會想到等待「言者」們的是手銬和監獄!

直到譚天榮在北京大學刷出了爭取民主自由的大字報;林希翎在北大發表演說為胡風鳴冤;四川大學馮竹君發出爭取民主自由的聲音時,重慶大學才站出了一位冶金系團委書記蒲世光,貼出了一張署名「非團員呼聲編輯部」的大字報,旨在替家庭出身不好的非團員學生們,喊一聲「反對唯成分論」罷了。

即使如此,全國大學生們的思想仍沒擺脫「愚昧和壓抑」的牢籠,也絕沒超過中共思想的封鎖圈。

譚天榮的大字報是以「中國共產黨萬歲」,「自由、民主、理性人權萬歲」的口號為結束語;林希翎所吶喊出的民主依然是「社會主義民主」。這種在壓抑之下的呼喊,這種同共產主義理論「靠攏」的姿態,並沒有絲毫感動毛澤東。

已步入專制迷的毛澤東,此時正在醖釀一次大規模的「陽謀」——向民主瘋狂揮動屠刀的「陽謀」。連蒲世光這種對「唯成分論」的小小反對聲,也沒有逃掉殘酷的鎮壓。蒲世光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罪,被捕入獄,並被處以二十年徒刑,儘管這個取名「非團員編輯部」的全體成員只有他一個人。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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