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4月10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2年7月14日

毛澤東正從楊家岭遷往棗園。官方的解釋是，鑒於國民黨特務活動猖獗，要保證毛澤東的安全。

在棗園為毛澤東挖窯洞時，考慮了最大口徑槍炮的破壞力，由軍事工程師作出計算。

毛澤東有時憑記憶引述孔子的話。他精通四書。

中國學說崇拜最高統治者，認為中國什麼東西都是優越的。中國的思想僵化和文化落後，孔子學說要負很大責任。這種宗教哲學體系是至高無上的、氣勢汹汹的、教條主義的。

看到中共領導人的行為，人們心理感受到難受。蘇聯形勢危急，而中共領導對此漠不關心。他們的行動，確切地說是不動，顯然鼓勵著日本軍閥加緊在我國邊境上進行軍事準備。蘇德前線最近的發展形勢如此，而中共領導人這方面實行這樣一種政策，這豈止是眼光短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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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海德裝作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朋友，炫示他的所謂進步觀點。他受過高等教育，因此很會慢慢騙人的信任。他經常同中共軍隊總參謀部的幹部在一起。他靠設宴請客來贏得每個人的好感。對軍隊和黨的所有重大事件，馬海德消息靈通。

1942年7月16日

尤任說，1941年7月，蘇聯統帥部通知中共，日本人把在滿員的部隊從本國運往大陸，沿蘇聯邊境一帶集結。

蘇聯統帥部建議出動八路軍，阻止日本軍隊向北平—張家口和包頭方向集結，援助處於危急形勢的蘇聯。

蘇方要求說，“特別重要的，是破壞通向上述地點的正常鐵路交通。”

中共領導人沒答應這個要求，也沒答應其他任何要求。

中共中央委員會對於國際問題的一般情報是注意起來了，但是黨內的生活是保密的。

1942年7月18日

多爾馬托夫對尤任所說的情況作了補充。

當聽到毛澤東當著王稼祥和康生的面，用令人氣憤的話回答蘇聯同志的問題時，我們全體同志的心情是多麼壓抑呀！他說，“一旦日本向蘇聯宣戰，我們只是配合作戰，不用大部隊，以便保存我們的實力。在戰爭過程中，我們將根據形勢行事。”

王稼祥不無惡意地補充說：“我們不需要滿洲，俄國才對它感興趣呢！”(當然，俄國是關心那個地方的。關東軍集結部隊，白匪開槍射擊，還不都是在滿洲那個地方！)

“根據形勢！”多爾馬托夫怒斥道：“如果我們打敗了，好像他們倒能存在下去似的，他們會被打垮，不出一個月的時間就會在特區這個地方，被日本或被國民黨，或者被他們一起打垮。他們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有蘇聯存在。”

中共領導人是最不關心世界革命運動的前途了。主要是他們有在特區袖手旁觀的好機會。但他們不考慮這種機會所要付出的代價如何，也不考慮世界革命運動的前途和他們自己的前途將如何解決。這是確實的。

我又去看王明。他說，如果日本進攻蘇聯，中共很可能會考慮自己和敵人力量的對比。所以，在不了解中共領導真正的政策以前，蘇聯不應把八路軍的力量考慮進去。

1942年7月20日

晚飯後，同阿列耶夫坐在一起，他想起很多事情來。

“我們記者小組，”他說，“總是表現得特別機智，可是，他們對我們的態度還是一天比一天壞，近幾個月來，把客氣都統統扔到一邊了，剩下的只是卑鄙而橫蠻地公然在人民中敗壞我們的名聲。我可以絕對肯定地說，我們如果和日本打起來，休想得到中共軍隊的援助。在特區有一個敵視我們的集團在暗中活動。”

“一個敵視我們的集團在暗中活動”—-我看這太含混，不好理解。必須弄清這個集團的目的、任務及其在中國共產黨內所起的作用和影響。這個“集團”對中共的路線顯然起著越來越大的影響。

依我看，我們在軍事上受到的挫折，使中共某些領導人一直鬱積在心中的對我國的敵意發泄出來了。拿康生來說，他的情報人員就監視著我們的一舉一動。

這些天來，他塞給我一個俄語教師，硬要我收她做個學生。我還沒見到過這麼漂亮的中國姑娘。這個女孩子可沒讓我們太平過一天。（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