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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为何未大乱?揭秘中共野蛮控制

纽约时间: 2017-06-09 04:2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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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网络图片)
【新唐人2017年06月10日讯】毛泽东的〝大跃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2011年,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的一篇文章,揭露了安徽地方政府在〝大跃进〞前后的四种残酷〝维稳〞手段。文章指出,如此惨剧却未造成社会动乱,与当局不断以〝镇压反革命〞为名野蛮控制社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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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掀起的〝大跃进〞运动(1958-1962),特别是其中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造成中国粮食大面积减产,而官方则按照虚报的产量暴力强征农民口粮,直接导致了惨烈的三年大饥荒(1959——1961),数千万人因此饿死。


荒唐的〝大跃进〞,违背自然规律,导致粮食大规模减产。(网络图片)


资料显示,大饥荒中的惨状让人不忍卒睹。无数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甚至许多地区出现人吃人的惨剧。〝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墓碑》第11页)


三年〝大饥荒〞中多地上演〝人吃人〞惨剧。图为〝父食子〞照片。(澧县档案馆)


毛泽东在世时,一直将这场深重的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而事实上,那三年基本风调雨顺,并无大的天灾。

近年来,才有一些体制内人士敢于公开披露真相。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像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三年〝大饥荒〞饿殍遍野。(新唐人视频截图)


在中国古代,大灾之后必生大乱,然而,全国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却并没有出现人们预想中的〝大规模的动乱〞。2011年第4期《炎黄春秋》一篇题为《〝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的文章,揭露了个中原因。

该文作者尹曙生,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文章主要总结了〝大跃进〞前后安徽地方政府控制社会的四个残酷手段。

文章称,〝大跃进〞时期对社会控制的第一个手段,是预先抓捕〝潜在反抗者〞。文章披露,1958年,毛泽东为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不受干扰,要求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逮捕起来,把应该拘留的人拘留起来〞。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捕人计划指标,对那些反抗抵制人,和暂时没有反抗抵制而将来有可能反抗抵制的人,有可能犯罪和潜在犯罪的人,统统关进看守所、拘留所、劳教队、集训队,不让他们有反抗的机会。


三年〝大饥荒〞惨绝人寰。图为饥饿民众在剥树皮充饥。(网络图片)


拘捕人不再是政法机关一家的事,中共党委、政府、〝人民公社〞甚至生产大队领导人都有权决定捕人、抓人,公社也可以组织劳改队。

所以1958年到1960年三年时间,安徽仅公安机关正式拘捕的人就有17万多人,集训、劳教了20多万人,比1950年到1953年大〝镇反〞抓的人还要多。

县里、公社、生产大队自己办的劳改队抓的人,比这还要多得多。比如定远县,不仅县里私设劳改农场,公社、大队也有小劳改队;全县23个公社中,就有13个公社设了劳改队,先后劳改了2,160人;县劳改队劳改了4,023人,死在劳改队的就有1,280人。

这种无法无天的随意关押群众的行为,成了〝大跃进〞时期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文章指,〝大跃进〞时期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第二个手段,就是对那些出身好的农民,因抵制〝大跃进〞、抵制〝共产风〞、抵制吃食堂等等行为,给他们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帽子。

仅据萧县、砀山、五河、凤阳、无为五县在1979年摘〝四类分子〞帽子时统计,就有3.7万多普通农民在〝大跃进〞年代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

据安徽省公安厅1954年统计资料,安徽省一共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33.7万多人。到1958年底,地、富、反、坏分子扩张到71万多人。这就意味着在合作化、〝大跃进〞运动中给38万人带上〝四类分子〞帽子。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在农村任人宰割,也是饿死最多的群体。

到1979年中央决定为全部〝四类分子〞摘帽时,安徽只剩下29万多〝四类分子〞,这就意味着死了42万〝四类分子〞。绝大多数是在〝大跃进〞时期被整死、饿死的。


三年〝大饥荒〞饿殍遍野,许多人家死绝。(网络图片)


〝四类分子〞在农村是专政对象,反面教员,谁都可以任意欺辱。他们的家属子女也受到种种歧视。为了不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成为专政对象,农民即使有满腔怨恨,也只好隐忍。但是,在被断绝生路的情况下,铤而走险者也并不鲜见,包括集体哄抢政府粮库、杀伤无良干部等。但是等待这些反抗者的必然是更残酷的镇压。

文章表示,〝大跃进〞时期对社会控制的第三个手段,就是把社员死死控制起来,让他们无可逃遁。

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原则,让社员们从事农业生产、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干部严格管理,劳动场所有民兵看守。公社社员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动自由。

有的地方男女分开住宿,夫妻不能过正常生活,稍有不满者,即遭到批斗,甚至戴上〝反革命〞、〝坏分子〞帽子,或送到劳改队。

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员家里锅碗盆勺被没收,或拿去炼铁,稍有反抗行为,动辄不给饭吃,逼得他们不得不就范。

文章指,〝大跃进〞时期对社会控制的第四个手段,就是广设收容审查站,把逃难的群众拦截、遣送回来,不让他们有逃生的机会。

从1958年到1960年底,中共国务院、公安部先后发出4次通知和1次电话会议,要求全国各地,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让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响国家形象〞。

安徽省委、省政府、公安厅,发过6次通知,1次电话会议,提出严格要求,对此项工作抓得不力者要受处分。

这样,安徽就在全省城乡、边沿结合部,先后设立100多个收容遣送站;全省公安派出所随时发现外流人员随时扣留,送收容审查站收容遣送。据38个县市不完全统计,三年中先后收容遣送40.8万人。

有的人被收容后,没有立即遣送,而是给收容单位干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饱饭,还要做重体力活,加上打骂、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而没能回家。仅宿县1960年在收容审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员,长期不放,无偿劳动,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安徽省委转来一封题为〝探亲记〞的民众来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亲,被合肥市胜利路派出所莫名其妙抓进收容所,尽管他百般说明自己是来探亲,而且提出亲戚家庭住址、门牌号码,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他才趁看管人松懈,逃跑出来。

接到中央转来的信,引起省委、公安厅重视,派专人到合肥收容遣送站检查,据对照花名册的24,300名被收容审查的人员了解,有6,527人不该收容,占总数26.8%(其实99%都是不应收容的——笔者)。

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须路过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亲访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购物的;还有的人就是合肥市的机关、学校职工、学生,因晚上看戏、到澡堂洗澡回去较晚,被当做外流人收容审查。

大蜀山收容点对不服收容、申述理由的人进行体罚,打死3人,非法没收被收容人员现金2,537.53元人民币,金戒指8个,公债券50元人民币。

除了收容审查外,安徽省对社会控制还有一条〝死招〞,就是不断地搜山,把民众活命的一线希望也给掐断了。

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区。在饥饿、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省委指示公安机关,要不断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坏〞抓回来接受改造。

1958年5月,徽州地区8个县抽调2,800人次,进行搜山行动,查出6,700外流人员。1958年7月12日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说,1月至5月全省36个山区县共查出外流人员25,613名。7月19日公安厅发出简报称:据15个山区县市统计,在198个乡镇,71个(边沿)结合处,11个新建村,76个山凹,115个山洞,查处外来人员72817人,其中有地富反坏分子2,914名。

1960年安徽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办法救人,而是兴师动众,继续组织人员大规模搜山。4月1日,〝皖南地区第一季度清山(搜山)工作总结〞称:〝共组织基层干部、民兵、治安积极分子等60余万人,计搜查山头448个,山洞2,426个,山洼7,607处,山冲447处,孤庙417处。〞

此次搜山,〝扣审反坏嫌疑分子1,606人,经查实有地主23人、反革命12人,盲目外流人员300余人。〞

文章指,出动60余万人次,搜查出所谓1,000多〝反坏分子〞嫌疑人,结果只有23个地主,12个反革命,他们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为了活命,为什么不能到山里找活路?而那1,000多群众不是饿急了,谁愿意到深山老林去风餐露宿?

文章最后总结,〝大跃进〞时期安徽饿死了那么多人,同不断进行以〝镇压反革命〞为名而野蛮进行社会控制,密切有关。

(记者云涛报导/责任编辑: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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