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1月21日讯】（新唐人记者唐迪综合报导）中共自建政以来，先后发动了一系列整人杀人的政治运动，其中以文革祸害最为惨烈。有研究者发现，从文革最初发端到终结，各个运动阶段均可以从中共前党魁毛泽东本人的指示或讲话中找到依据。而中共以法律名义杀害数万人甚至更多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发动者竟然是时任中共总理的周恩来，凶狠手段令人发指。
据文革研究者王锐撰写的《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一文，关于“一打三反”运动，在毛泽东的文革讲话及文稿中寻不到半点依据。王锐对此问题进一步探讨研究后，发现这场对国人为害甚烈，而影响甚至到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初，长达10余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发动并主导的，周恩来要负主要责任。
周恩来为“战备”发动“一打三反”运动
据文章讲述，“一打三反”运动发起于1970年1月，其依据是当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以及2月5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其后，相关文件材料及报刊简称为“一打三反”运动。
其实，这个所谓“一打三反”，真正的主旨，不在“三反”，而在于“一打”。因为“三反”中“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属经济范围，最多是刑事犯罪，“反铺张浪费”，更是工作作风问题，连犯罪也谈不上。而“一打”才是政治问题，是怕危及政权的核心要害。从日后各地贯彻执行看，此运动也主要是“一打”。因而，弄清这份《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文件是如何出台的，就成了问题的关键。
各方资料显示，这份中共中央的《指示》出台是周恩来的意思并亲自主导。
文章列举了中共官方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作为依据。该《年谱》1970年1月30日记载：“1月30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批：照办。三十一日，《指示》发出。”（《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
这个记载显示，这份中共中央的《指示》，是周恩来主持相关会议（极可能是政治局会议）“几经讨论”后，送交毛泽东批示的。这份至关重要的、令数百万人蒙冤、数十万人被捕入狱，数万人被处决的中共中央《指示》，从起草，到主持中共政治局“几经讨论”，再到报送毛泽东批示，都是周恩来一手操办。
《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对这场运动提出了6条要求。其中，第2款规定了“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第3款是规定打击手段是关、管、杀，尤其强调“对于那些……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为日后的大规模处决行动，开了绿灯；第4款是规定“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以达到“人心大快，敌人震慑”的效果，这是文革中以及其后数十年间普遍实行的对罪犯搞“公判大会”、“游街示众”的由来和政策依据；第5款是将杀人许可权重新交与地方，中央仅是“备案”，这是1960年代中共中央收回“死刑”判决权以来最重大的变动。（以上见《共和国史记》第三卷527页至52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
周恩来对“一打三反”运动的多次督促和指示
文章称，周恩来尽管主持中共中央党政军工作，可是在其心目中及具体行动上，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仍是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作为头等大事在抓，在过问，细致到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单位的运动都有具体指示。甚至在研究解决北方7省煤炭产量下降这种纯生产性问题时，也硬要将之与“一打三反”联系起来。而且，周恩来搞这场“打击反革命”运动发动之初，就把北京市树立成这个运动的“样板”。
文章分析，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是1970年1月30日发出的，但中共中央内部及相关部门的酝酿准备要早一些，内定为全国“样板”的北京市，早在中共中央文件发出之前就已经动手执行。
研究显示，在该文件发出三天前的1970年1月27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已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一个号称10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包括“文革思想者”马正秀、王佩英在内的19人（北京市公法军管会[70]刑字第19号判决书。而此前的1月9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就以《通知》名义向各单位下发了包括遇罗克在内的20人“处决名单”。也就是说，早在1970年1月初，在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正式出台前大约一个月（拟定名单到印发《通知》起码得有几天时间），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已经在着手“打击反革命”，并拟定了第一批处决名单。
北京第一次“公判大会”处决后，不到半个月的2月11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发出当年第二份类似《通知》，公布了包括“北大才子”顾文选、沈元，以及张郎郎、闻佳等在内的55人“罪行”名单。
之后的3月5日，这份名单中的顾文选等18人，加上遇罗克共19人，同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10万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北京市公法军管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同一天，闻佳被北京市西城区公法军管会判处有期徒刑20年（北京西城区公法军管会[70]刑字第10号判决书。）一个多月后的4月18日，这份名单上的“北大才子”沈元等一批人被处决。（余杰《死于文革的青年史学家沈元》）
文章写道：“不到三个月时间，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就如此高密度，强态势地开展宣判处决行动，显然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要以北京市作为全国“打击反革命运动”的“样板”，给各省、市、自治区当局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做出示范，以促进全国此项政治运动的开展。”
有中央如此严厉而具体的指示，有周恩来如此的关注过问，有首都北京如此的“样板”示范和带动。规模和范围空前的“一打三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开展起来，各地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捕人和处决浪潮。
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到底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
2001年7月，“文革”研究者张郎郎在《文革35周年研讨会》上发言时讲到“一打三反”运动。他说：“‘一打三反’是文革十年中的一个小阶段，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宣判大批量的以言论罪和思想罪为罪名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一次恐怖运动。
文章中指出，“‘一打三反’的宣判，是不管你出身如何，只要你有反动的思想，就可以枪毙你。按照古代的说法就是‘诛心’，意思是你在灵魂最深处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判处你死刑的理由，而且是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序，你没有可逃的地方。使很多人久久地在内心深处留下了阴影，直到现在。”
张郎郎表示，当时河南有个十七岁的学生讲了三句反对毛泽东的话也被枪毙，还是“立即执行”。对“一打三反”中的死刑人数，现在大家没有办法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但从多方面的资料来看，在这短短的“一打三反”期间。一个初略的估计，在全国就有十万以上的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