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书:致世界人民的一封公开信

【新唐人2014年11月26日讯】致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一封公开信,致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封起诉书:

“文革”是中共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人类史上最黑暗、最野蛮、最荒谬、最残暴、最持久的一场运动,一场人间悲剧。对于“文革”,中共的决议、文件早有定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早有公论。中共应对自己的行为负历史的和法律的责任,任何政党都不应凌驾于法律之上,置身于法律之外。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切都靠劳动人民自己,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任何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大救星的政党和个人,都是在别有用心的装神弄鬼愚弄人民。真正地把老百姓当人看,不要口头标榜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横行霸道的官老爷、官匪,让人民的冤屈和诉讼得到解决。为此,我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诉讼要求中共对我母亲及家人在“文革”中所遭受到的迫害摧残给予经济补偿。

我的诉讼敬希得到中外法律界各媒体的帮助支持,尽快及时地召开中外媒体见面会,我将有重大事情向世界揭露。中外媒体与我见面的时间越早我的人身安全就越有保证,如果你们与我联系不上,那就说明我已被刽子手杀害或被刽子手用药物破坏了大脑神经等。精神病院已成为大陆的第二监狱,所有维权抗争人士都以精神病名义关进精神病院这个被世人皆知的监狱,但问题永远不给你解决,这种社会体制就决定了这一点,一解决就触及到这种社会体制,所以只有永远的把你关进“第二监狱”。我永远不会自杀,我将要战斗到底。所有关心中国人权的国家和地区,给予我和家人保护和避难的场所。感谢希望各国家地区朋友们用各种方式广泛持久刊登传播散发我的起诉书,只有这样我的人身安全才会有保证,我的问题才能解决,这就是中国特色──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做人行不通。

我出生成长在共产党“一门忠烈”的家庭,我毕业于空军第一预备学校,空军第十三航空学校,任学员班班长,任航空兵第十二师歼击机(战斗机)飞行员。姐姐是教师,哥哥是职工。父母都是中共党员国家干部,母亲是战争时期的中共党员,祖父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游击大队负责人,负伤后到银行做地下工作,建国后做教育工作,叔父、姑母都是中共党员国家干部。外祖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地下交通员,大舅是老红军,中共的高级将领,二舅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区委书记,并出席过全国群英代表大会,“文革”中惨遭迫害。三舅是老红军,中共的高级将领,“文革”中惨遭迫害。老舅是中共党员国家干部,曾任某大型油田副总指挥。就是这样一个家庭未能逃脱历次政治运动的折磨,尤其是“文革”的厄运。二舅被游街批斗遭殴打,三舅被关进牛棚监狱被折磨致死,我母亲遭殴打批斗,我父亲被下放劳动改造。残酷的折磨,使我母亲精神失常,“疯”了。我们永远也忘不了一个晚上,我母亲被许多人送回家的情景,母亲完全失常了,当时的样子吓的我和姐姐、哥哥大声痛哭,周围许多人也都哭。写到这里我的心在颤抖,泪水止不住的流。四十多年过去了,但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母亲“病”后,父亲不能休息照顾母亲,仍要继续接受劳动改造。生活的重担都落在了年幼的姐姐身上,姐姐既要照顾两个弟弟还要照顾生病的母亲,又要上学,还要做饭。当时我们遭受的苦难人世间罕见。比封建王朝的满门抄斩还惨……!“文革”的摧残给母亲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退休后该拿的工资拿不到,该报的医药费报不了。滚雪球似的巨大的医药费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无法承受,无力医治,母亲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共产党,最后还是惨死在共产党的手中。话不受听,但是这是事实。

我母亲战争年代入党,枪林弹雨出生入死跟共产党卖命,建国后带领群众白手起家,不向国家和政府要一分钱创办企业,为当时的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叫集体企业,按照现在的说法应当是民营私营企业。“文革”中又惨遭迫害。即使这样由于我们没向有关人员行贿,我母亲仍没有按政策享受老干部待遇。天津市委有个文件规定凡是参加过某期学习班的人员,就按老干部待遇。在此之前和以后学习班的人员都不算。政府信息公开,为什么不敢公开这个文件?不敢公开答复民众的质问!难道我母亲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枪林弹雨,入党的老干部老党员都不如进两天学习班的人员,我母亲有干部证件为证。以中组部文件为法律准绳,以我母亲的档案材料为事实依据,以我们列举的大量的各方面条件都不如我母亲的人,都能按老干部待遇作为对比,在公众媒体面前对簿公堂,如能把我们驳得体无完肤、哑口无言我们心悦诚服,否则永不放弃,这是我母亲用鲜血和生命,赢得的应有的荣誉和待遇。

天津市委组织部及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敢在公众媒体面前对簿公堂,正面答复我们质问而回避,上访无人接待,信访没有答复,整四风,落在实处。我年迈的父亲,年青时陪伴精神失常的我的母亲一辈子,至今还住在低矮潮湿破漏的平房中,至今我们一分钱的赔偿都没得到。我父亲以每月微薄的退休金养活自己和下岗失业十多年分文收入都没有,因“文革”迫害致残孤身一人的我的哥哥。难道我们不应该得到赔偿、补偿吗?难道我们的生活住房不应得到改善吗?“文革”宫廷政变后,中共所有的高官都得到丰厚的补偿和赔偿,子女们又都被封侯拜将,进入了党政事业机关……。海内外所有遭受“文革”迫害的人们及亲属联合起来组成“文革”赔偿诉讼团,中共内部的争斗及宫廷政变殃及这么多无辜的百姓,必须承担这个责任,人民的热情与忠诚,早被中共玩弄得荡然无存。

我的诉讼,不论是被受理还是被拒绝,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胜利,如果被受理“文革”所遭受的迫害,就应得到理应的赔偿,如果被拒绝遭到迫害,那中共就向全世界表明了它是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置身于法律之外,可以不受法律约束无法无天的王朝政党。我们将向国际法庭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并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全人类都不应忘记“文革”给人类带来的悲惨痛苦。我拜托,敬请所有的国家、地区、社会团体及个人,代表我行使上述权利,万分感谢!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封建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对于我们的举报,控告,诉求不但不给解决,反而打压迫害,对我们的手机、电话、电脑、日常行为进行监听监控,告知我们:“你们知道那些上访人员是怎么失踪的吗?让你们随时随地在地球上消失等等……”。

把我的儿子列入黑名单,大学毕业后找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有关部门与用人单位打过招呼后,我们的就业谋生的权利就被剥夺了,这种做法比封建王朝和“文革”时期还残暴。司法腐败,编造篡改司法鉴定,一次司法鉴定,出现三个不同版本不同内容的鉴定书。销毁司法鉴定录音磁带,和一、二审苏长江律师和高焰律师的辩护书。天津市各级法院和检察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避而不答,原审此案的法官和制造这起冤假错案的法官,都高升为领导了。这起冤假错案,不是一个普通法官所能办的,而是一个小集团的行为。强烈要求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查办此案,坚决不让天津方面插手此案。中国老百姓为什么相信依赖媒体,而不相信所谓的法律?因为媒体是多家多角度公开的曝光,揭示事实真相,中国的所谓法律暗箱操纵,腐败透顶。这起冤假错案,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所有的中共高层,应反思反省自己,充分正确认识中国的司法腐败,对中国老百姓的伤害。在公众媒体面前对簿公堂,可以让中央高层看到,维权民众是无理取闹,还是有理含冤?一些官员是怎样横行霸道,欺压民众,敲诈勒索,任意制造冤假错案,欺骗中央,变相架空中央,变相策动激怒民众造反,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举报、控告诉讼长达三十年不间断,至今没有解决。我们有证人、证言录音光盘等,证据齐全充足。各级法院都在弄虚作假,搞欺骗敷衍了事走过场,官官相护,互相不得罪,没有认真负责地纠正冤假错案,有什么样的执政党的党风就有什么样的社会风气,对于上述的所有问题,我们愿意与在新闻电视网络视频等新闻媒体公众面前对簿公堂,把真相公布于天下,心中无鬼何必怕公开。对维权民众的打压迫害,就是对腐败的支持纵容,维权民众,在推动中国民主法制的进程中付出了家破人亡,流血牺牲的悲惨代价,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史册。

邓小平全面否定清算“文革”叫做纠正罪错,拨乱反正。我们为此提出“文革”赔偿合理合法。我们的“公开信”及我母亲的老干部材料,以及冤假错案的材料,我们都无数次地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江、胡、习三任总书记,以及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中组部、及有关部门递交。所有见到此信的人们,请你们通过手机、电脑等多种媒体方式,广泛持久地传播,感谢你们!上述所有问题,在法定时间内,或是解决平反,或是在公众媒体面前对簿公堂,绝不能避而不答,问非所答,拒而不答,三十年不断的举报控告,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不了了之。用震惊世人的方式,揭露真相,绝不含冤屈辱。

此致
刘增喜 2014 年 4月 9日
手机号:13034353729
地址:天津市河东区大直沽街大桥道东和家园4号楼1403邮编:300170

致习近平总书记的公开信

习近平总书记:您好!

自您执政以来,反腐所取得的成绩,世人有目共睹,依法治国,平反冤假错案,是全体国民渴望已久的心声。2014年9月15日上午,我本人刘增喜与妻子王惠凤应约到天津市河西区法院,接受最高法院326接谈室(男)“熊法官”的电视接访的案件受理,“熊法官”当场指派在现场的河西区法院负责电视接访的法官(男)“徐立秋”主任查办,我们向最高法院反映举报诉求的三个问题,并依法向最高法院汇报,向当事人以书面形式答复。(一)天津市原中院庭审记录第十二页倒数第九行,天津市原中院刑事庭长“高焰”律师讲:“刚才宣读的鉴定书,没有盖公章,请法庭注意一下。”这份没有公章的鉴定书哪去了?(二)目前当事人刘增喜档案卷宗中的这份司法精神病鉴定书是假的,是伪造的,是后来装进去的。1985年案发时,根本就没有这种版本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书。这种版本的鉴定书,天津市是哪一年才开始使用的?(三)存放于天津市司法鉴定委员会的那份刘增喜本人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书的版本、内容,与现存于档案卷宗中的这份鉴定书完全不一样。(三个问题的相关证据光盘资料等我们已多年前,就递交给天津市河西区法院,天津市中院,天津市高院,天津市政法委,中央政法委,中央信访局,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中共中央办公厅等相关部门)。

2014年10月17日上午刘增喜本人及妻子王惠凤应河西区法院徐立秋主任的约定,到河西区法院面谈,有尚治宇法官在场(男),徐讲:“我代表院领导告知你,经查办,你的案件程序和事实没有大问题,请你息诉。”要求我在谈话记录上签字,我对徐讲:“您的答复,与我们提出的三个问题,及最高法院熊法官指派查办的问题不符,问非所答,有意回避隐瞒案情,我们不接受。”徐讲:“你只要在上面签字,证明我与你们讲了这件事就行。”这样我在谈话记录上写明了,徐主任的答复与我们的诉求及最高法院指派查证的问题不符,我们不接受,然后签上了我的姓名。我对徐讲:“您这样问非所答,有意回避我们的问题,隐瞒案情,说明你们的查办结果与我们所反映的问题完全符合,否则您会直截了当的告知我们,你们反映的问题与事实不符。”徐主任没有说话,我又说:“您不回答,不说话,证明您承认我们的说法。”徐主任讲:“保密,我们有难处,请理解等,你可以向院领导写信反映。”这就是基本情况。第一、我们全家都万分的感谢河西区法院徐立秋主任、尚治宇法官查明了被隐瞒三十年的冤假错案。第二、要求河西区法院将实情,及时上报最高法院,天津政法委,天津高院等部门。第三、立即给刘增喜平反。我们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让总书记看到听到老百姓的痛苦和心声,平反一个冤假错案有多难,您一年能看到几封这样的信,比开一百个会,听一百个汇报,都有用,下面的官员都不敢再骗您,架空您。否则,老百姓的冤情,社会的实情,就进不了中南海。依法治国,平反冤假错案,希望请求从我这起冤假错案做起,像反腐那样动真格的,坚决快速平反冤假错案,严惩徇私枉法法官。希望得到媒体的帮助,此信件在国内外网络媒体上发表,并寄以下媒体和部门请你们转交习近平总书记。中纪委、中组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国务院办公厅主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央信访局、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扣压信件,隐瞒案情违法,欺骗架空总书记有罪。通过这件事,说明最高法院电视接访案件受理的方式不好,把第一时间查明案件真相的机会给了地方,地方可以任意地扣押案件不办,隐瞒案情不报,编造谎言欺骗,最高法院查办督办不给力,我们的案件至今都没有书面答复,难道就这样不了了之吗?!我们不会这样含冤屈辱,无限期地等待下去被杀灭口,我们会需求避难的方式,逃避被杀灭口的灾难,将冤案的真相曝光于天下,感谢媒体的帮助。老百姓读了您和王岐山的讲话,都特别的高兴给力,但面对现实又特别的无奈,现在的官员只要抓不住他的腐败问题,其他的一切照旧,不讲法理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老百姓办点事讨公道太难了,如果不动真的,老二位激动人心的讲话和承诺就落空,要有具体的措施和办法去实现、落实讲话和承诺,取信于民。

我母亲刘秀亭战争年代入党的老干部,由于我们没有送礼请客,并对敲诈者进行举报,对我们进行报复,销毁篡改我母亲的档案材料及入党时间,不按政策落实我母亲老干部待遇,这件事我们用上访信访的方式,向天津市委组织部,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反映多年,没人接待没有答复,是信件被扣押?欺骗架空领导,还是顶着不办,为什么不敢在公众媒体面前对簿公堂?!我本人及家庭情况:我毕业于空军第一预备学校,空军第十三航空学校,任学员班班长,任航空兵十二师歼击机飞行员。姐姐是教师,哥哥是职工。父母都是中共党员国家干部,母亲是战争时期的中共党员,祖父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游击大队负责人,负伤后到银行做地下工作,建国后做教育工作,叔父、姑母都是中共党员国家干部。外祖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地下交通员,大舅是老红军,中共的高级将领,二舅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区委书记,并出席过全国群英代表大会,“文革”中惨遭迫害。三舅是老红军,中共的高级将领,“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老舅中共党员国家干部,曾任某大型油田副总指挥。三代忠臣,一门忠烈!

若有言语不当敬请谅解。将相关材料附上,请转交总书记。

此致 敬谢

刘增喜(本人)
刘崇盛(父亲)
王惠凤(妻子)
2014年10月23日
手机:1303435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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