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25日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党、政、军权力“一把抓”之后，还出任多达7个“领导小组”或“委员会”的组长或主席。这些角色使他对改革、情报和安全系统、军事、外交和互联网的影响力独一无二，也确定了习近平“小组治国”的施政模式。那么，习近平为什么青睐这样的模式？“小组治国”到底存在哪些利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美国《世界日报》报导指出，“小组治国”并不是习近平发明的，而是中共“以党领政”的必然产物。1958年6月，中共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5个小组，这可能是“领导小组”的滥觞。1966年5月，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设立了“中央文革小组”，这个体制外的小组带给中国人的灾难与伤痛，至今仍让人不堪回首，因此，对“领导小组”的泛滥问题，中共内部一直存在争议。去年3月，李克强主持的中共国务院就曾一口气撤掉了30多个“领导小组”。
然而，习近平在拥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三大头衔，即党、政、军权力“一把抓”后，为何还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路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以及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并亲任组长或主席呢？报导说，这是因为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三个头衔虽大，却不能确保习拥有终极决策权，也不能确保政令能出中南海。
尤其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已成各种利益集团代表，政治局常委则演变成“割据”格局和分赃政治的象征，习近平若不想重蹈“胡温时代”空转十年的覆辙，或许只能通过“小组治国”模式，将权力具体化，以拥有最后的“拍板权”和“裁决权”。
习近平深深体认建立强势中央势在必行，但现有的中共决策模式，即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策、政治局常委分权管理模式，已成为他打破利益集团系列改革的阻力，但废除政治局会议决策模式又遥不可及，因此他决定另起炉灶，设立几个享真正实权的“领导小组”，从而使政治局会议和常委分权管理模式形同虚设，或许，这是最容易办到的权宜选择。
报导说，习近平的“小组治国”思路，与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智囊吴稼祥的思路不谋而合。吴稼祥说，中共已有的权力结构是“存量政治”，不能轻举妄动随便废除，因为“你不知道其中连着谁的筋、结着谁的骨，伤筋动骨，必遭报复”。吴认为可行办法，是选择“增量政治”，即不动原来的机构，而新设自己能指挥的机构，例如领导小组、委员会等，这样，既不会动人家的乳酪，也能达到自己的施政目标。
习近平推动的“改革小组”不止是从事顶层设计的决策机构，实际上已成为超级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掌管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一切事务，权力覆盖全部强力部门; “网路安全和信息化小组”则由于网路和信息化渗透所有领域，权威性无所不在;而新近成立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则垄断军方一切权力。
所以，无论在党、政、军担任什么职位，只有进入这些小组，才算进入了真正的权力核心。凭借这些小组，习近平再也不需要像江泽民那样，需要别人封他“习核心”头衔，就能顺理成章拥有几乎所有领域的重大事务的至高无上决策权。
不过，“小组治国”的弊端也显而易见。中国问题观察者邓聿文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小组”治国》指出，“小组机制”并不是中国政治的优势，恰恰相反，它是国家治理尚未现代化的表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国家机构职能的正常化。一个政府机构如果不能正常履职，其管理势必是不合格的，其存在的必要性也值得怀疑。众多“领导小组”的存在，势必会干扰常规政府部门的履职；或者说，正是因为常规政府部门丧失了管理能力，才要成立这么多“领导小组”。从这个角度看，“领导小组”的膨胀，本身是国家治理能力低下的产物。
文章说，不管成立“领导小组”的初衷何在，它都含有领导人摆脱现有官僚机构的羁绊、更好贯彻自身意志的意图。相对而言，正式机构的法制化程度高一些，而“领导小组”内部的运作，更可能是以一种非规范的缺少法纪的形式进行；甚至不排除某些“领导小组”根本就是为领导个人服务的。
美国《世界日报》指出，众多叠床架屋的“领导小组”以党的组织名义存在，可能成为强化人治、毋须法律作依据的庞大怪兽，与法治化、现代化潮流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