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中國城市化的陷阱與災難

越來越多的人憑直覺感到,中國的城市化已經墮入陷阱,會在不久的將來給中國帶來一場大災難。但是,即便是對中國城市化批評最尖銳的人,也沒講清楚這種不祥感覺背後的道理。

現在對中國城市化比較主流的批評,就是不該走上土地財政的邪路,這條邪路把地方政府引上了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這個批評有道理,但沒有說明,中國為什麼會走上這條邪路,更沒有講清楚替代這條邪路的"正路"該是什麼樣子。

中國走上土地財政的邪路,最根本的原因是為了滿足中央集權的政治需要。二十年前年朱鎔基搞財稅改革,根本就沒有考慮到城市化會帶來大量土地增值收入。因此,一方面強迫地方政府以超高速度增加對中央的收入上繳,同時卻把土地城市化的收入都留給了地方。這樣一來,如果地方拚命搞土地財政,就不僅能讓中央滿意,自己也能大發其財。土地財政因此而濫觴。

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當年朱鎔基該如何做更為合理呢?一種理論上最合理的辦法,就是中央向地方政府定期拍賣城市化的徵地指標,從而把地方通過濫徵土地來濫印鈔票這條邪路堵住。中央拍賣的徵地指標不僅是價高者得,而且還要與農轉非的人口掛鉤。這就能避免土地城市化與人的城市化脫節。定期拍賣徵地指標,不僅能限制腐敗,而且通過調整拍賣徵地指標的總量和節奏,還能實現調控宏觀經濟的重要功能。

那為什麼朱鎔基沒有想到這個辦法呢?首先當然是因為知識缺陷,他不懂城市化,也不懂土地經濟學,更重要的是,這種高度理性的地租分配方式政治上不可行,因為不符合他本人和各級權貴的利益。土地財政氾濫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六四之後的當權精英最強烈的衝動就是趕快發財,越快越好,政府如此,個人也如此,而土地財政的氾濫,提供了渾水摸魚的最好機會。

那麼,土地財政推動的中國城市化究竟讓中國墮入了一個什麼陷阱?又會導致什麼樣的災難呢?

土地財政是鴉片,一旦上癮,很難脫身。不過,惡果最初不明顯,吸毒者反而顯得精力過人。土地財政最初惡果不彰,一方面是因為當時城市化水平不高,另一方面是因為外資和私人資本主要投向製造業,沒有導致資本結構的嚴重失衡。但是,土地財政帶來的高房價,以及農民工體制帶來的低工資,把中國鎖在了依賴高投資的路徑上,而熱衷房地產令中國對新興產業的投資能力沒有跟上。金融危機以來,為了維持高投資和高增長,唯一的路子就是不顧後果地"種房子"。

我估計中國人均住房面積已經高居世界第一,房產佔個人資產比重更是舉世無雙。但是,中國還要繼續大量蓋房,這不僅是為了滿足政府穩增長的需要,而且有真實需求,因為越來越多的人被迫向特大城市集聚,小地方的前景越來越不好。

有人認為,這個趨勢沒什麼不好,因為世界級大都市如東京、紐約的數據表明,技術上中國大都市還可以容納更多人口。這些人犯了一個根本性錯誤,就是把國外民主自治的大都市與中國非自治的大都市混為一談。沒有法治和自治,中國的超級大都市將越來越沒有自由,成為超大規模的監獄。不僅香港人感到了自由減少帶來的窒息,中國的屌絲們最近發現,他們連在網上看美劇的自由也被剝奪。

為什麼非自治的大都市自由會越來越少,根本原因是唯有自治社會才可能持續地生產維持秩序的道德資源。因此,非自治的超大都市注定會因道德崩潰帶來大災難。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資源,主要來自自治的農村社會,現在這個秩序的基礎已蕩然無存。

由此提出的問題就是,中國超大規模的、非自治的大都市,能否形成一種穩定的奴役秩序?確有人擔心,新技術可能有助維持這樣大規模的奴役秩序,何況,偏好自由的人現在可以選擇移民,更減少了反抗奴役的力量。

事實上,把人口高度集中在大都市,形成一種穩定的大規模奴役秩序,正是一些中國主流精英所希望的,包括一些身在海外,卻常在國內媒體上為奴役秩序辯護的文人。

其實看一種現代秩序能否維持並不難,那就是看它的教育系統,能否不斷生產出接受這種秩序的新一代。從這個角度看,我既樂觀,又擔憂。樂觀的是,中國的大都市根本解決不了教育公平問題,這個秩序必將遭到青年一代的堅決反抗。擔憂的是,一個缺乏道德資源的社會,普遍的反抗會帶來多少我們不想看到的後果。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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