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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昭 : 再看西北狼煙起

紐約時間: 2012-03-03 08:36 PM 
【新唐人2012年3月4日訊】2月29日,南疆再次傳出驚人消息,2月28日大約晚上六點左右,在喀什地區的葉城縣幸福路步行街,「9名暴力恐怖份子突然衝向人群,持刀砍殺無辜群眾,造成13名無辜群眾遇害,多人受傷」。引號裡的話是出自於新疆當局官方網站「天山網」。不過有兩件事和過往一樣,第一,這則簡短的官方聲明中並未指出行兇者是何族裔、受害人又是何族裔;第二,當局一方面力求「及時」地發佈消息,以求在第一時間減少小道消息的傳播;可另一面又不遺餘力屏蔽消息,現在外界還無法得知葉城縣發生的這起最新襲擊事件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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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砍人事件發生的同一天,2月28日一名北京女子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地區遭到槍擊不治身亡,當地塔利班分支機構的發言人聲稱,襲擊這名中國人「是為了報復中國政府殺害我們在新疆的穆斯林兄弟」。如果屬實,這是中共由於其內政直接導致中國公民在海外遇害的第一例。至3月2日,中共官方還沒有對塔利班的這一聲明作出正式反應。在嚴密封鎖消息下的新疆局勢,恐怕要比許多中國人想像得嚴峻得多。中共政府面臨著一個新情況,不管它如何嚴厲管控,它都沒辦法封鎖「長城防火牆」之外的國際互聯網,無法阻止消息在牆外的流通,更沒辦法跨境追捕到其他國家去「執法」,中國的遊客和駐外工作人員在某些國家的工作或旅行,怕是要多幾分小心了。

喀什,舊稱喀什噶爾,自古以來就是狼煙不斷的是非之地。在漢朝這一地區是疏勒國,是漢朝的西域都護府和匈奴、以及西域諸國反覆爭奪的所在;在唐朝時,這裡是「安西四鎮」之一;其後回鶻、契丹、蒙古都曾征服這一地區;到明朝後期,喀什在「葉爾羌汗國」的治下。在清朝攻佔新疆之前,天山以南被置於蒙古準噶爾汗國的直接統治之下。1757年清朝滅準噶爾汗國,定北將軍班第釋放了被蒙古人囚禁在伊犁的兩位喀什噶爾貴族波羅尼都和霍集佔,讓他們重招舊部,恢復對這一地區的管理。沒想他們旋即起兵反抗清庭,這就是所謂的「大小和卓之亂」,1759年清軍平亂後進駐喀什噶爾,並在當地派駐了「總理新疆事務參贊大臣」,受「伊犁將軍」節制。其後南疆大局穩定,但也風波不斷。

葉爾羌和卓的後裔多次在中亞浩罕汗國的支持下重返喀什噶爾,其中又以張格爾和阿古柏為甚。前者在從嘉慶25年(1820年)起前後三次回到南疆,至其敗亡戰火綿延8年;而阿古柏則是被晚清名將左宗棠所驅逐,這事直接導致了清政府決心將新疆升格為行省。清朝滅亡後,南疆的一些泛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政黨一度在1933年在喀什一帶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不過僅幾個月後就宣告瓦解,「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總統」和加尼牙孜也在蘇聯的斡旋下同意服從中華民國新疆省政府,他本人也赴迪化(今烏魯木齊)出任新疆省副主席。

簡要複述喀什噶爾變亂紛仍的歷史,目的不在於探討新疆獨立的歷史淵藪,而是要指出當前局勢的關鍵。不難看出,最近幾百年來,新疆歷經了從準噶爾汗國到清朝、再到中華民國的統治,幾度看來都即將脫離中國,走向獨立。包括:「大小和卓之亂」,彼時清庭在新疆根基未穩;19世紀60-70年代中國內地經歷太平天國等一系列叛亂,使得邊疆管制鬆弛,也使得南疆和北疆一度出現多個割據政權,但清朝在失去對新疆的實際控制12年之久後,左文襄公(左宗棠)仍然一舉收復新疆、底定了西北邊陲。在中華民國早期的軍閥混戰年代,也一度使很多人認為新疆會脫離中國,但最終中華民國政府還是恢復了對新疆的有效管理,原因何在?根本原因在於上文所說的這一系列事變的主要推動者是原新疆的王公貴族後裔,以及高層教士。至於新疆的各族民眾則並沒有要脫離中國的迫切願望。以至於左文襄公的「西征軍」主力不過兩萬,從酒泉入疆,行至哈密1700多里,孤軍深入,一路竟沒遇到多少抵抗,進軍異常順利;收復吐魯蕃之後更是一路披靡,基本沒有遇到有效的抵抗。可見當時新疆的民心。

然而今天的情況已有根本不同,今日推動維吾爾族人抗爭的已不是貴族們想重建往日汗國的夢想,而是民族的生存。新疆的矛盾已不是舊貴族和高級教士與大清朝庭或民國政府之間的矛盾,而是延伸到了漢、維民眾的具體個人之間,這種深層的割裂才是新疆真正憂患之所在。

為甚麼從清朝到中華民國時期,新疆事變不斷,從18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綿延200餘年,其間不乏征戰殺伐,也沒有造成這種深層的割裂,而共產黨治疆60 餘年就造成了這種後果呢?這就要從共產黨與其前幾任統治者的根本性格不同說起。共產黨的組織理論來自於列寧主義,它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思想單一的社會,為此要實現權力的絕對集中,對社會建立起一竿子到底的控制。所謂「一竿子到底」意味著黨的管制一直延伸到社會的基層細胞。為此,共產黨決不能容忍阿訇、毛拉、或活佛等宗教領袖的影響力在黨的書記之上。所以當共產黨的統治伸延到民族地區後,勢必會試圖改變別人原有的習俗和社會結構——要把黨的支配力量強力植入到少數民族原有的社會結構中去,這必然引起爭端。再加上前所未有地向新疆的大批移民,以及給予少數民族在升學和生育上一些優惠、但在就業和個人發展機會上又不平等,事實在漢、維兩族普通群眾之間起了離間作用。維族民眾很容易認為是漢人搶走了他們的生計;而被一胎化政策所限制的漢族人又對維族人在生育上的特權憤憤不平。

新疆問題的解決之道並不是甚麼高精尖的課題,以清政府的政治經驗和智慧都能做到。從清朝到民國,治疆之道的核心無非「因俗而治」四個字。「因其俗,不易其宜」簡單地說就是尊重當地的風俗,不變更原有的社會結構。在行政上實行「伯克制度」和「札薩克制度」,讓維吾爾族的精英(當時主要是王公貴族)保有原先的領地實施自治。清政府用冊封和監督的方式對這些貴族分而治之。在宗教上實行寬容、尊重的政策。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亂」之後,並沒有破壞舊和卓的墳墓,反而派人加以保護;對於當地眾多的清真寺和宗教活動場所,清庭也一概加以保護,並不妨礙維族群眾正常的宗教活動。在清朝治理南疆相當長時期內,這一地區反而沒有發生像之前的「白山派」、「黑山派」這樣殘酷激烈的教派鬥爭。

特別值得提到的是,清朝在新疆實行了一種積極的「民族隔離政策」,這種「民族隔離」與一般人理解不一樣的是,它不是為了打壓居於弱勢的維族,而是限制在人口和經濟方面居於強勢的漢族,以保持維族在當地原有的社會結構不受衝擊。清王朝禁止軍隊與當地維吾爾人結婚,普通交往也受限制。清庭在喀什噶爾、葉爾羌、和田、阿克蘇、庫車、烏魯木齊和吐魯番等地建了「漢城」,供滿漢官兵和漢族人居住,以區別於維吾爾族聚居的「回城」,在兩城中間地帶劃出買賣街,僅供維漢人民進行貿易。內地商人前往貿易也要進行審批。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制度確實保護了維吾爾社會的傳統、宗教和民族文化的傳承,也保護了維族人的利益不受侵害,緩和了民族矛盾。

觀今日中共治疆之手法,從經濟壟斷到文化同化,與當年清朝完全背道而馳,能長治久安才是咄咄怪事。當年左文襄公驅逐阿古柏收復新疆之時,軍糧從甘肅肅州至哈密,翻過天山的九曲險道,輾轉運至前線,綿延幾千里,一路上人挑、駱駝搬、毛驢運,仍然糧道不匱、沒有受到騷擾,可見新疆普通民眾對朝廷並無惡感。而今日中國一個普通遊客由於政府在新疆的所作所為,在巴基斯坦沒由來的遇襲身亡,百年前後人心之變,一望即知。即使治理新疆的同為專制政府,共產黨比起大清也是失敗得一蹋糊塗。

如果我們的眼光從中國自己的歷史略微移開,看一看當今世界,汲取一下其他國家的經驗,新疆問題就更不是甚麼不能醫治的絕症。北美是一個各民族、各種族共存共榮的大熔爐,老牌歐陸國家的民族成分也越來越複雜。如果每個民族都要獨立建國,豈不是全世界早就打成了一鍋粥?民族問題雖然敏感,但也不比其他問題來得更特殊,解決它總不外乎公、平、正、直四個字。具體地講,就是用公平的法律替代一切差別性的政策。少數族裔並不比主流人群多有甚麼特權,主流族裔也不能用自己的經濟、人口優勢去擠佔少數民族的生存空間。一部憲法,一樣的權利,只問公民身份、不問民族身份。取得公民身份的人,一切政治、經濟權利平等;生活的差距乃是取決於個人的際遇和努力,而與膚色、民族身份無關。真能做到又怎會惹來怨恨?

而中共當局似乎永遠不明白這個淺顯的道理,它永遠是以差別的政策來取代公平的法律。就是同一類事件在不同地方處理也不一樣,沒有連貫性可言。學校裡漢、維(或漢、藏)學生打架它要息事寧人,不管是誰挑起打架的它都姑息處理;在民族地區一發生遊行抗議,它又在第一時間最嚴厲鎮壓。反治國的正道而妄為,問題是高壓政策是不是你想維持多久就能維持多久?只怕這樣下去積重難返,西北狼煙再起就不可避免了。

文章來源: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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