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16日訊】十八大前夕的中國充滿各種變數，除了經濟領域的各種變數之外，讓觀察者驚訝的主要是中國政治所出現的兩大“破局”之舉。破局之人一是溫家寶，二是薄熙來。
一、中央集體領導的權威受到挑戰
檢視中共政治，會發現其經歷了一種變化：毛澤東的獨裁政治――鄧小平的有限專權（鄧本人對部分元老的政治權威有限）――圍繞第X代核心形成的中央集體領導。目前這種圍繞核心的集體領導體制正受到溫家寶與薄熙來的挑戰，溫的挑戰主要是言論方面，而且溫本人也未打算將言論付諸實施；但薄熙來卻是有計劃且大張旗鼓地推行“重慶模式”，從意識形態到行動都對中央權威形成嚴重挑戰。
先說溫家寶的挑戰及其有限性。回顧中共歷史，從來只有領袖享有創設理論之權威，其他人即使理論上比領袖高明，其思想理論也得奉獻給領袖讓其笑納為“偉大思想”的一部分。中共元老、理論家當中，從張聞天到陳伯達；從範文瀾到艾思奇，誰也沒少做這種事情。毛在世時，奉獻者沒人敢對此吭半聲，但到毛駕鶴西遊之後，不少人就要求認領思想權與著作權。面對這一“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糾葛，中共中央只好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承認“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以平息來自黨內人士的知識產權要求。
回顧這段歷史，是說明中共的理論傳統曾經是只允許一個大腦、一種思維。其他人的思想理論即使被採納也得掛在領袖名下。溫相從去年以來屢次提不具備任何實質內容的政治體制改革，今年6月27日在英國皇家協會發表“未來中國的走向”這一演講，算是進了一步，提到“真正的民主離不開自由。真正的自由離不開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的保障”。儘管溫並不打算去實施這些主張，但這種姿態已與黨中央的思想路線如“五個不搞”之類南轅北轍。這種情況在毛時代甚至在江澤民治下的中國都不可能出現。當年朱鎔基就是因為在外放言“地雷陣、萬丈深淵”之類的話，回國後被迫在國務院內所屬的黨小組民主生活會上做檢討。溫比朱走得遠，但從其鍥而不捨地重複這個話題，可見作為“老大”的胡錦濤及其他政治局常委並未對他施加巨大的壓力。
二、“重慶模式”的華麗包裝
薄熙來以地方諸侯之身，想重塑意識形態並構建新模式，更是中共歷史上前所未有之事。這一情況在中國歷史上，前可追比春秋末年楚莊王問鼎之舉，後可與晚清朝局相比——晚清經太平天國之亂，由原來內重外輕之局變為外重內輕（即地方權力日重，中央權力衰微）之局。儘管胡錦濤從上任以來就熱衷於參拜西柏坡回延安之類，方向似乎與薄的唱紅歌一致，但胡總對薄督此舉之僭越未必欣賞，始終對“重慶模式”不置一詞。從中央大員到地方諸侯，再到學界一班趨炎附勢者，看到主弱諸侯強之勢漸成，再揣摸一下十八大人事佈局，為政治保險起見，於是以物美價廉的唱紅歌作秀以預結薄督歡心，為自己的政治前途預留退步，於是唱紅歌蔚然成風。最近逢中共“九十高壽”，漸成政治潮流的唱紅歌更是被推向高潮，等到對外視野最廣的外交界與被目為最“出世”的宗教界這兩大“行業”的人熱情加入唱紅歌行列，北京、重慶、成都三地學者們共聚一堂一本正經地為“重慶模式”理論加冕之時，中國的未來將走向何方就值得探討了。
什麼是“重慶模式”？對這個模式的通俗形容是“唱紅打黑”。由於“打黑”備受批評，這面旗幟已被悄悄捲起，大力張揚的是“唱紅”。從薄多年宦海遨遊、始終徘徊在省部級這一門檻及其年齡來看，十八大是他此生最後一搏，唱紅歌為表的重慶模式是其十八大晉位的政治資本，這點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薄之所以高舉毛澤東這面有不少污穢的破旗，一是因其理論資源匱乏，二是現今的政權繼承的是毛的政治合法性，毛的政治遺產和經過謊言包裝的形象可以用來作為政治權爭的武器。
拋開“重慶模式”唱紅歌這一表徵不談，這個模式在經濟上、政治上到底有什麼特點？且先看薄熙來的學界追隨者是怎樣為重慶模式賦予意義的。
“薄粉”崔之元曾為重慶模式苦心總結出四條經驗：一是經濟上的國民共進；二是通過土地儲備製度和地票交易，實現了“漲價歸公”；三是建設內陸開放高地；四是通過“三進三同”重建黨群關係。但崔的這一理論總結不具備理論推廣的戰略高度，薄督大概只當作“重要參考”，還得繼續找尋智囊將“重慶模式”總結成“放之中國而皆準”的理論。 2011年6月12日，來自北京、重慶與成都三地的一些學者在西南政法大學舉辦了“重慶模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討論會。據與會學者概括，“華盛頓共識”已經破產，在此際推出重慶模式具有以下重大意義：第一，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方法，根據是薄熙來說“要以社會主義的方式來組織生產”；第二，重慶模式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探索。第三，重慶模式是“發展中的馬克思主義”的進軍號角。從理論上講，在十七大推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只是構建了一個框框，但並不完善，因為由“鄧論、三論（三個代表）和科論（胡的科學發展觀） ”還在相互整合。這些薄粉們的意思是說，加進了重慶模式，中共就能夠形成與毛澤東思想並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作為薄熙來理論核心重心的經濟理論，即薄主張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是什麼呢？這些智囊準智囊搜索枯腸，總算是發現了幾條（以下是本人根據長達幾萬字的《京渝蓉三地學者：說不盡的“重慶模式”討論會紀要》概括）：
一是在生產時要問姓社姓資，才能保證食品安全。薄公開批評了“不擇手段去發展”，認為如果以社會主義的方式來生產，決不會允許假冒偽造，所以，不問姓資姓社，無論是針對食品安全還是其他問題，所採取的措施都是治標不治本之舉。
二是和改革相結合的民生動力論。據說薄熙來從投資、出口和消費的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來分析，認為消費這匹馬不夠大，所以要做大。
三是乾部考核不能只看GDP。薄在與重慶區縣黨政負責人座談時說：幹部的考核、選拔機制“今後還要進一步充實、完善考核指標，將理想信念、社會正氣等也納入考核範圍，不能只看GDP。”薄粉們說，現在學術界討論怎樣完善乾部政績考核指標，什麼“可持續力指標”、“生態環境指標”、“就業指標”、“收入分配指標”、“社會穩定指標”、“通脹指標”等等，還有權重計算，量化分析很多就是在做數字遊戲，在扯淡，而薄督將“社會正氣“納入考核範圍，“好得很，抓到了點子上”。比如重慶幹部的“精氣神”就是一例，上班實行是“5+1”，將星期六都投進去了。
四是開展“唱讀講傳”紅色文化活動，再加上打造城市名片，比如重慶現有五大城市名片：楹聯文化、濱江文化、古鎮文化、名人文化、愛情文化。
三、“重慶模式”：中央權威衰退下的政治怪胎
上述“重慶模式”，很有一點“拿來主義”氣概。先說第一點，從歷史上看，毛式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從未生產出什麼優質產品，都是工藝落後製作粗糙毫無競爭力之物。 70年代末打開國門之後連人家生產的折疊傘都成了當時中國人艷羨之物。從現實看，世界上最大的假冒偽劣產品生產地正是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堡壘，而不是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 “生產時問姓社姓資”又如何能夠解決質量問題，恐怕只有薄粉們才能自圓其說。至於反對透支環境發展經濟，更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從70年代以來興起的環保主義的宗旨，與大躍進時砍光樹林、改革時竭澤而漁這類不擇手段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有何關係？
再說第二點，民生動力論這個名詞勉強可以算創新，但內容卻是標準地“拿來”。近十餘年來，學界一直在檢討由於分配不公導致內需不足，使得三駕馬車中的一駕國內消費萎縮。為什麼標上“重慶模式”這個說法就姓了薄？第三點幹部考核指標中要加上社會正氣，這如同當年毛澤東時代考核幹部提倡講社會主義新風一樣，也是效顰之作。 “5+1”只不過是“社會主義義務勞動”的變種罷了。只有第四點算薄督創新，但於解決當下社會矛盾似乎無補。在沒有毛澤東這尊活神的情況下寄望於唱紅歌加強思想控制，總體效果未必比意識形態淡出的“麵包契約”好到哪裡去。
自毛澤東發動禍國殃民的“文革”開始，中共當政者就陷入了意識形態與執政行為完全分裂的狀態。進入鄧小平以救黨為實質目標的經濟改革時期，所謂“革命理念”更成了政權合法性的裝飾物，自我服務的自利行為成了各級政府的日常行為模式，權謀和權術成了執政黨的基本運行方式。薄熙來以唱紅歌為表、意在為其十八大上位而傾力打造的“重慶模式”，只是中共中央政治權威衰退下的一個政治怪胎。從這個模式中找不出任何有利於社會進步的跡象，只看到政治權威可以肆意干預經濟、鍛造“民意”，讓本來就非常虛偽與無恥的中共政治變得更加寡廉鮮恥。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