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6年07月13日讯】1935年10月，阴冷的西北荒原上，一批批干部被逼入土坑活埋。习近平生父习仲勋也在被活埋的队列中等待、煎熬，直到中央红军逃亡到陕北。习仲勋回忆说，晚到4天，自己就没了。因为中央红军第一道命令不是进攻部署，而是“停止杀人”。
但并非所有人都那么好命。几乎同一时期，在江西富田的苏区，超过七万名红军将士与地方干部被指认为“AB团”，人头落地 。事后中共复核承认：七万多冤魂中，无一人是真正“AB团” 。
两起案件，生死之间，仅取决于上级的政治判断、临场发挥。
这正是大纪元独家报告《中共安全机关的结构研究：社会控制的一线作业单元》所击中的制度死穴：九十年过去了，这套在肃反运动中定型的嗜血基因从未谢幕。它只是穿上了“维稳”“平安建设”“社会治理”等现代行政画皮，继续幽灵般寄生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
报告的核心判断令人震惊：中共真正的控制力，不在中央机关的名册，而隐藏在全中国街头、校园、派出所，甚至你每天使用的手机软件背后。这套系统将政治安全无限泛化，把普通老百姓的一举一动编织进一张全天候、预防性的监控网络中。
大纪元即将推出的这份重磅研究报告，首度全景式揭露中共维持统治的黑箱作业——一套由党牢牢掌控、遍布全国的庞大“安全基础设施”。报告深刻揭示了极权体制如何一步步吞噬个人自由，是当前反制中共全球渗透、洞悉其数位极权运作逻辑的里程碑式研究，对守护自由社会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与参考价值。
大纪元将为读者报导这份独家报告的部分内容。
从“肃反”到“维稳”：自由的预支性剥夺
报告指出，1989年后中共“维稳”模式发生质变：手段从“事后处置”全面转向“事前预防”。
这是一套从未被清算的预防性暴政逻辑。报告指出，在这种体制下，重点人员、重点群体、重点地区被逐级分类管理。一个人尚未触犯任何法律，只要公权力侦测到所谓的“苗头”，就会立刻启动约谈、训诫、限制出行、单位与社区联动看管的处置链条。
这在制度本质上，是对公民自由的“预支性剥夺”。公权力悍然绕过司法程序，先行限制行动自由。这不是执法，而是对人身自由的“合法”抢劫——它抢夺的是公民在被证明有罪之前的合法生存空间。
这与当年苏区肃反“宁杀错、不放过”“先推定有罪、再向前追查”的逻辑如出一辙，只是换了一套行政化、官僚化的精致外壳。
大数据密码：重点人口与人海战术
隐形控制的“重点人口”
报告披露的数据规模极具冲击力。报告引述学者裴敏欣依据各地年鉴与泄露资料的推算：中共“重点人口”与“重点人员”总数，覆盖全国人口的0.5%至0.9%，规模达700万至1200万人。但数据结构显示：其中被明确列为“政治嫌疑对象”的，仅占“重点人员”总规模的1%至4%，绝大多数实为普通刑事与公共安全管控对象。
这个比例结构极具欺骗性与掩护功能：中共刻意将极少数的政治监控对象，混入庞大的普通治安管控基数中。这种“政治监控治安化”的手段，让极权网得以长期运作而不引发社会整体警觉。
这也是这份报告最具学术分量之处——没有把“重点人员”简化为政治犯，而是精确指出，中共“泛治安化”系统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能随时将政治判断注入日常治安分类，无需司法核实，随意拉长或缩短监控名单。
分布式人海战术
报告披露，中共党政系统自行掌握的基层信息员网络高达1000万至15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0.7%至1%。
对比历史数据：冷战时期的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Stasi），平均每165名国民配备一名专职特工；而中共体制下的国保警力摊算下来，每一两万人才配备一人。
这个对比揭示的，恰恰是一件更值得警惕的事——中共不需要复制苏联式庞大且昂贵的职业秘密警察机器，只需把监控成本“社会化外包”给网格员、单位保卫、学校辅导员、宗教场所管理者及普通邻里，就能达到甚至超越斯塔西式的社会渗透密度。
同时，报告如实指出这张“人海网”具有高度稀薄性：约60%的信息员几乎不报送任何信息，所搜集的信息仅约25%被上报，且绝大部分是反映社会情绪的“舆情”，而非具体“敌情”。这些信息员与体制的关系并非单一模式，既不全是自愿举报，也不全是强制动员；而是处在政治动员、行政压力与私人利益交界处的一种“忠诚契约”——个体为了换取政策宽待或蝇头小利而配合出卖他人隐私并背负随时被迫表态的隐性义务。
中共要的正是这种“低成本、高覆盖”的分布式监控。那种“不确定谁在检举、不确定何时被盯上”的社会集体心理不确定性，正是迫使中国民众自觉进行自我审查、自我阉割最核心的精神武器。
“跨系统接口”：当淘宝、微信、美团沦为“准安全节点”
高科技如何沦为中共统治工具？报告提出的“跨系统接口”概念，精准捕捉了数位时代中共控制模式的质变。
中共无需将所有百姓的私密数据直接搬进公安局，而是通过法律、责任制与专班机制，直接将民间商业基础设施“安全基础设施化”。电信运营商与互联网平台（淘宝、美团、微信、QQ等）表面上是独立的商业公司，实质上已成为公安网安、国保与情指中心随时调用的外部“接口”。
这意味着，一个中国人每天的出行购票、酒店住宿、线上消费、即时通讯与物流寄递，平时是商业日志，一旦触发敏感词，大数据汇聚层与“合成作战中心”的AI算法便会联动，自动生成对象画像，向基层派出所与巡特警“派单”抓人。
这种预测性警务，将尚未发生的行为、尚未形成的聚集、尚未实施的表达，提前纳入风险模型。宗教聚会、学生聚集、敏感地点停留、跨区移动，都被算法标注为异动信号。报告的这一发现证实了：科技非但没有推动中国人的权利和自由，反而大幅降低了暴政干预的门槛。
企业的合规部门、学校的保卫处、平台的风控系统，在不自知或半自知的状态下，已成为这张监控与感知网络的末梢节点。原本服务于商业、教育与平台治理的日常职能，也由此被悄然纳入政治控制体系。
地方国安的“白手套”：隐蔽的跨境攻击链条
外界常将中共国家安全部类比为“中国CIA”。报告精确指出这是一大盲区：CIA不具备国内政治保卫职能，FBI也不掌握户籍与网格管理权；而中共国安机关则是将对外情报、对内政治保卫、反间谍执法与基层治理集于一身。
报告依据西方司法起诉与制裁案的公开材料，点名指出中共地方国安厅局如何利用前台公司、大学资源与市场化技术人员组织海外网络攻击：
APT10（天津市国家安全局）： 通过“华盈海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海外托管服务商与政府机构发动长期网络入侵。
APT40（海南省国家安全厅）： 通过前台公司“海南仙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管理黑客与语言人员，并借助本土高校招募技术人才，锁定多国医疗、海事、航空与国防数据。
APT31（湖北省国家安全机关）： 通过“武汉晓睿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针对海外议员、政策专家与异议群体发动攻势。
同时，报告对近年来引发国际震动的“安洵信息”（i-Soon）划出严格红线，将其定性为“公安—国安—其他政法/情报客户交叉的商业网络能力供应商”，而非国安部直属承包商。
这彻底揭开了地方国安的生态黑幕，揭示出其网络外包生态极其混乱且具高度扩张性，承包商为商业利益同时服务于多个秘密机关。
此外，报告点名了国安系统长期依赖的三大公开接触平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ICIR）： 隶属第十一局，承担学术智库掩护。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CICEC）： 隶属第十二局，在文化、出版与论坛中经营涉外影响力。
中国信息安全评测中心（CNITSEC）： 隶属第十三局，作为网络能力建设与漏洞研究的公开接口。
大纪元评论员李林一表示，从中央特科、苏区政治保卫局、延安社会部，到建政后的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中共的安全机关名称更迭，但“政权高于一切、政治安全优先、预防性控制优先”的暴政本质从未改变。当年“宁枉勿纵”的嗜血逻辑，如今被包装成“平安建设”“社会治理”等温和的党文化语言，继续蚕食着中国人的自由。
李林一相信，这份报告对西方政企敲响警钟：海外黑客与特务活动的真正主体从不是北京的部委，而是隐蔽在地方国安厅局与产业“接口”底层的黑手承包商，防御思维必须下沉死盯地方执行链条 。
而对海外华人来说，只有看清日常民生数据如何被地方“接口”转化为监控指令，才能彻底粉碎下意识自我审查的心理暗示，冲破中共用低成本不确定性织就的精神樊篱 。
（大纪元将在后续系列报导中，披露此独家报告对地方国安体系、公安技侦网络与人力触角制度的深度分析。）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文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