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元旦前後，我碰見了我的一位朋友伊姆蘭。他是一名印度裔留學生。我們聊著聊著，就聊到了泰戈爾，又順帶聊到了印度國歌。說到興起的時候，伊姆蘭忽然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印度的國歌。
那一刻，我注意到他的眼神，非常安詳；他的表情，也帶著一種發自內心的自豪。說實話，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被這一幕深深地感染了。
我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生的中國人，到今天為止，閱世差不多五十年。就我個人所見而言，我們幾代中國人在唱起自己國家的國歌時，幾乎從來沒有過伊姆蘭那樣的安詳那樣的自豪。
中國人在唱中共治下的國歌時，首先感到的往往是深深的不安。
而這種不安，並不是憑空而來的，它有著非常清晰的歷史源頭。這要從中國國歌誕生的那個特殊年代說起——那是中國處在抗日戰爭陰影之下的年代。
中國國歌原名《義勇軍進行曲》，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創作於一九三五年。當時的背景很明確，就是為了喚醒民眾、鼓舞士氣，用來激勵國人保衛中華民族，抵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
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暫時以《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到了1982年，中共正式將其確定為國歌，並一直沿用至今。其歌詞大家很熟：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前進！前進！進！」
眾所周知，國歌，本來是用來體現一個國家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的歌曲。它通常具有鮮明的愛國主義色彩，在重大集會和國際場合奏唱，用來表達一個民族共同的情感、歷史記憶與未來理想，從而增強民族的凝聚力。
可問題就在這裡。時過境遷，如今早已不是戰火紛飛的年代，而在和平年代裡，中國共產黨所選擇並沿用的這首國歌，卻仍然反覆使用著「奴隸」「血肉」「最危險」「吼聲」「炮火」這樣高度戰爭化的詞彙。
這些詞，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大集會和國際場合中被反覆唱響、反覆傳遞著一種揮之不去的深深不安，實在讓人感受不到國歌所應該有的「愛國主義色彩」與「民族凝聚力」。
中國在近現代歷史上，尤其是在1949年之前，就整個中華民族來說，確實是內憂外患，戰亂不斷，日子並不好過。可問題是——為什麼中共執政之前的當政者，制定和頒布的國歌，卻全然沒有一絲一毫的不安情緒呢？
咱們先從清朝末年說起。
清朝的國歌，出現在宣統三年，也就是1911年。這首國歌由溥桐、嚴復等人編寫，歌名叫《鞏金甌》，歌詞是：
「鞏金甌，承天幬，民物欣鳧藻，喜同袍，清時幸遭。真熙皞，帝國蒼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結果大家都知道了，這首國歌剛頒布沒幾天，清朝就退出了歷史舞台。但你回過頭再看這首歌的內容和旋律，你會發現，它裡面既沒有慌亂，也沒有窘迫，更看不到那種提心吊膽、惶惶不可終日的情緒。
緊接著到了第二年，1912年，孫中山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隨即頒布了臨時國歌，由沈恩孚作詞、沈彭年作曲，歌詞是：
「亞東開化中華早，揖美追歐，舊邦新造。飄揚五色歌，民國榮光，錦繡河山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要知道，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接手的，是一個清末留下來的巨大亂攤子，內外交困，當政者所承受的壓力之大，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但這首國歌給人的感覺，內容是自豪的，是自信的；情緒是向上的，是激昂的。
沒過幾年，時局再次動盪。1915年5月，北洋政府當政，頒發國歌，由王露作曲、蔭昌作詞，歌詞是：
「中華雄立宇宙間，廓八埏，華胄來自崑崙巔，江河浩蕩山綿綿，共和五族開堯天，億萬年！」
這一年至於是誰當權，歷史評價如何，這裡暫且不論。單從這首國歌本身來看，氣勢恢弘，開闊昂揚，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幾乎是撲面而來。
到了1922年1月，北洋政府根據章太炎的建議，又重新頒發了一首國歌：
「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這首國歌由蕭友梅譜曲，歌詞直接採用上古舜帝的《卿雲歌》，民族精神的傳承意味更加明顯。
再往後，到了1937年，中華民國正式確定《中華民國國歌》，並沿用至今。歌詞由孫中山所作，程懋筠譜曲：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建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先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這首國歌原本是國民黨的黨歌，但它採用的是一種舒緩而莊嚴的曲調，反覆詠唱的，是勤政、為民的思想內容。
如果我們把清末到民國這些國歌放在一起回看，就會發現一條非常清晰的脈絡——一種一脈相承的「愛國主義色彩」和「民族凝聚力」。
這些國歌，反覆出現的核心意象是什麼？是「中華」「五族」「河山」「文明」「光」。它們不約而同地流露出一種對中華民族的篤定認同和由衷自豪，一點都不猶豫，一點也不含糊。與此同時，它們也把中華民族的理想講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民物欣」「同胞」「世界和平」「三民主義」「大同」，這些詞彙的重心，都落在民眾的幸福與和平之上。
民族自豪感與民眾福祉並行，這正是中共執政之前國歌共同的精神底色。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年制定和頒發這些國歌的當政者，沒有一個不是身處風雨飄搖、前途未卜的危險時刻。但即便如此，他們在國歌中流露出來的，依然是自豪與溫暖，從頭到尾，都沒有把自身處境的不安，強行塞進國歌裡去。
再反過來看中國共產黨所選用的國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瀰漫在字裡行間的，就是一種揮之不去的不安。你既找不到「中華雄立宇宙間」的那種昂然自信，也找不到「民物欣鳧藻（民眾與萬物都歡欣安樂，如水鳥嬉戲於水草間）」的那種溫暖氣息。
至於為什麼會這樣，原因暫且不問。單就結果而言，這種對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赤裸裸無視，對民眾福祉的冷漠處理，長期以來，讓中國人總覺得太惶惶不安，太冷漠無情，總之太不對頭。
我們作為中國人，發自內心地深愛著輝煌燦爛的中華民族，也真心熱愛勤勞善良的中國人。我們當然希望擁有一首，能夠與中國人心心相印、激昂而熱切的國歌。
可中國共產黨在國歌裡給我們的，卻是如此的冷漠與疏離，讓人產生一種熱臉貼上冷屁股的感覺。既然如此，我們還怎麼可能跟著它走下去呢？
退黨、退團、退隊，難道不是一種理性而明智的選擇嗎？
中國人唱中共治下的國歌，接下來最強烈的一種感受，就是真真的不解。
說來還有點好笑。小時候，國歌在我們生活裡最「實用」的一個功能，往往出現在冬天清晨賴床的時候。天冷，被窩熱，又要上學，誰都不情願。為了不遲到，我們就乾脆把國歌歌詞給改了，一邊提褲子，一邊扯著嗓子唱：
起來！不願遲到的人們！
把我們的褲子，冒著嚴寒穿上身！
上課點名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現在回頭看，改了國歌來催起床，確實不怎麼嚴肅。但問題在於，這種「玩笑式改詞」，恰恰說明了一點——我們當時，對國歌歌詞裡的內容，其實是理解不了的。
哪怕到了成年以後，進入所謂經濟建設的和平時期，我依然發現一個很有意思、也很沉重的現象：成年中國人在唱國歌的時候，眼神裡往往不是自豪自信，而是壓抑不安，整個人的狀態，像是置身於死氣沉沉的殯儀館。與此同時，臉上還寫滿了問號。
——沒有戰爭的跡象，為什麼要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反覆唱著「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那敵人到底是誰？
唱著唱著，人就懵了，真真讓人費解。
我們知道，中國國歌原名《義勇軍進行曲》，這是抗日戰爭的產物。那時候，敵人是誰？很明確——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那時候的危險是什麼？也很清楚——民族存亡。
可問題是，抗戰勝利之後沒幾年，中國進入了中共執政時期。日本軍國主義已經敗退回日本，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期，按理說已經過去了。那麼此時此刻，「敵人」在哪裡？「最危險的時候」又在哪裡？
按常理，這兩個前提已經不存在了。可中共卻仍然在國歌裡翻老黃曆，一遍一遍地唱。你說奇怪不奇怪？
這個謎團，一直到我有幸讀了《九評》和《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這兩本書之後，才算真正解開。
《九評共產黨》，簡稱《九評》，是《大紀元時報》於2004年11月19日發表的一組系列評論文章，並獲得了2005年美國亞裔記者協會頒發的網絡報導類最佳獎之一。《九評》的核心內容，主要是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觀及宇宙觀的評價。對中共統治中國大陸期間所造成的歷史後果的評判。
《九評》一個了不起的功績，就是把中共建政以來的謊言邪說，一層一層地全面揭開，幫助世人真正認清了中共的本質。
在最後一評中，《九評》集中分析了中國共產黨身上的流氓本性，例證充分，論證紮實。可以說，中共耍流氓、騙中國人，手都玩出花來了，中國人稍不注意，就被中共玩得一轉一轉的。
其中一個非常典型的流氓伎倆，就是愛打著「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幌子搞事。
《九評》一針見血地指出：
中共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口號是誘惑人們的糖衣。「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不僅是共產黨的大旗，也是它屢試不爽的號令。幾十年不敢回國定居的老華僑，看上幾年的《人民日報》海外版有關民族主義的宣傳，就比在國內的人還愛國。不敢也不能對共產黨任何政策說「不」的中國人，在黨的組織下，打著「愛國主義」的旗幟，就敢到美國駐中國大使館、領事館門口去扔雞蛋、扔石頭，燒汽車，燒美國國旗。
共產黨認準了這一點，凡是需要全中國人服從的大事件，都是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方式緊急動員民眾。
《九評》這麼一扒，中共的面具可以說掉了一地。於是問題也就清楚了——在抗戰結束後的和平時期，中共為什麼還要在國歌裡反覆嚷嚷「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為什麼還要不停地唱「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你就不能不懷疑，這是不是在耍流氓？是不是在把黨的「最危險的時候」，把黨的「敵人」，硬生生地嫁接給整個中華民族，用來煽動所謂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以達到黨的險惡目的？
這時候你可能會問：如果國歌裡喊的「中華民族」只是個幌子，幌子背後真正指向的是中共本身，那麼中共的「最危險的時候」和「敵人」，究竟指的是什麼？
在和平的經濟建設時期，中共原先鼓吹的階級敵人——地主階級、資本階級，早就成了它的盟友，根本不可能再把中共逼到「最危險的時候」。那問題就來了：時至今日，中共還在國歌裡高唱的「最危險的時候」和「敵人」，顯然另有所指。
那指的是什麼呢？
很長一段時間裡，這個答案並不清晰。
直到2017年，《大紀元時報》《九評》編輯部於11月18日發表《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令人信服地系統分析和揭示共產黨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通過破壞文化、敗壞道德而毀滅人類的天大陰謀。
讀了此書，很多人對那首「不知所云」的中共國歌，忽然就豁然開朗了。中共國歌裡的兩大密碼，至此被徹底破解。
第一個密碼：中共的敵人是誰？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直接點破：是全人類。書中一語道破天機：
「共產主義不是思潮，也不是嘗試，它不是人自己搞出來的什麼東西。共產主義是魔鬼教義，是邪靈強加給人的、專門以禍害人間，毀滅人類為目的而來的。」
原來，共產黨在骨子裡，就是與人類為敵的。
回顧歷史，這樣的證據並不少。比如共產主義創始人馬克思，18歲時寫過一個名為《Oulanem》的劇本，其中寫道：「毀滅，毀滅……伴隨著一聲狂野的嘶吼，說出對全人類的詛咒……」
再比如，中共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朱成虎曾公開揚言：如果美國介入台海戰事，中方將首先使用核武，把美國數百城市夷為平地，即便中國西安以東遭到摧毀也在所不惜。
再看現實，一些鐵的事實，也早已揭穿了中共與人類為敵的本性。例如中共造成新冠病毒（中共病毒）全球擴散的超限戰。2020年4月6日，美國前司法部檢察官克萊曼控告中共政府違反國際公約、製造生物武器、犯下反人類罪行，造成中共肺炎，危害中國人與世界。他強調：中國人民是好的，但邪惡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向法院、也向上帝交代。
再如中共活摘器官這一反人類罪行。2024年7月3日，來自中國黑龍江的法輪功學員程佩明在美國華府公開現身，講述自己從中共活摘器官罪惡中倖存、最終逃脫的經歷。事實上，早在2006年，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第一次被曝光時，幾乎沒人相信。但經過多年國際調查與取證，如今早已鐵證如山。各國相繼立法抵制這一慘無人道的行為。各國政要也持續大聲疾呼，終結這個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反人類罪行。
於是，中共國歌裡的第二個密碼，也就順理成章地解開了：中共為什麼從戰爭年代唱到和平時期，始終覺得自己處在「最危險的時候」？
答案很簡單——因為它與全人類為敵。同時，它內心並沒有真正的自信，總覺得四面受敵，被全人類包圍著，滅亡的危險如影隨形，時時刻刻都在逼近。中共惶惶然如喪家之犬，連國歌，也成了它宣洩亡黨恐懼情緒的地方。
當這兩個密碼被破解之後，這首國歌的真實面目，也就徹底暴露出來了：
起來！毀滅人類的黨員們！
把我們的仇恨，築成全世界集中營！
中國共產黨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黨員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頂著人類的圍剿扎掙！
頂著人類的圍剿扎掙！
扎掙！扎掙！掙！
如果說，過去我們唱著中共的國歌，心裡湧上來的，是一種深深的不安和真真切切的不解；那麼，當這首國歌被還原出它的真實面目之後，我們所感受到的就是——大大的不妙。
我們生而為人，本就是人類的一份子。而中共把自己擺在與全人類為敵的位置上，其終極目的又是毀滅全人類，那麼說到底，中共所要毀滅的，不正是包括你我在內的每一個具體的人嗎？事情走到這一步，不可怕嗎？
這也就不難理解，中共為什麼近些年反覆哀鳴，說什麼「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說白了，中共自己心裡非常清楚，它的「最危險的時候」正在火速逼近。中共此刻的狀態，正像是一輛失控的死亡列車，油門踩到底，方向卻直奔懸崖。
在這種局面之下，凡是還保有清醒判斷力的中國人，一看形勢不妙，最理性的選擇，其實就是跳車——退黨、退團、退隊。
2026年元旦，「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發表新年賀詞《中共已顯崩潰狀態2026年抓緊最後機會退出中共》。賀詞中披露，截至2025年年底，已經有超過4億5600萬中國民眾，以實名或化名的方式，公開聲明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
4.56億人，可以說是4.56億清醒而果斷的勇士。他們選擇從中共這輛死亡列車上跳下來，不再成為中共這個反人類組織的一部分，也不再陪著它一起無視中華民族的尊嚴與民眾的福祉。
退黨、退團、退隊，讓中共在「最危險的時候」葬身人類正義力量的「炮火」。選擇退黨、退團、退隊，往前看，這是對得起中華民族的列祖列宗的壯舉；往後看，是替子子孫孫買下了一份不花錢卻極其珍貴的保險。
這樣的選擇，可以說果敢至極，也明智至極，既值得讚賞，更值得效仿。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