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罪行錄之一百五十六:父母拴手一起跳河

整理: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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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起父母雙雙自殺的悲劇,發生在文革那個荒唐的年代。

1953青海省北山蒙古族區成立,勞布藏的父親當了區長。勞布藏帶20多戶人家,在海宴縣成立了第一個互助組。一年後,他們又成立了第一個初級社團結社,勞布藏當社長。

1958年秋,鬥爭開始了,部落頭人、區鄉幹部被召去開會,扣留下來。部落裡男的全部被打成反革命,抓去勞改,剩下的全是女人、娃娃。

勞布藏的父親也被逮捕了。上級也不讓他們說蒙古話或藏話,說那是黑人黑話,不能說。勞布藏是那天晚上接到上面通知的,要他們搬到祁連縣的托萊牧場,天一亮就要走。上級宣傳說,到了目的地啥都有,啥都不需要拿,每一戶只准趕三頭牛,其餘的牲口全是公家的。女人們背著娃娃走不動,男人們先趕上牲口走,到宿營地後,晚上再回頭去找女人娃娃們。他們趕著牛馬和羊走,有馬也不許騎,抱著娃娃的女人、走不動路的老人也不讓騎馬。幹部們很凶,哪一個營地上的茶燒得遲一點就一腳踢翻,那一天你就別想吃飯。一句話,人不如牲口,他們不在人的數字裡。

勞布藏回憶說,「那一年冬天,偏偏雪下得格外多,走到默勒下了一場大雪。我們在雪地裡趕著牲口走,駱駝回頭望著家鄉『嗷爾嗷爾』叫,眼裡淌著淚。走不動的牲口就扔下了。自古以來,我們蒙古人也罷,藏民也罷,牲口就是我們大家的夥伴,是朋友,也是賴以生存的依靠。牛、馬、羊和駱駝在雪地上悽慘地哭叫著,我們的那些孤兒寡婦們悄悄地哭,沒人敢大聲哭啊。

到了托萊,除了一頂空蕩蕩的帳篷外啥也沒有,沒有吃飯的鍋碗,要買我們沒有錢。最難的是每家男人大都被抓走了,沒有幹活的人,沒有勞動力。我們在蘇勒、托萊、天峻一帶放牧,苦得很啊。冬天到了,天那麼冷,一個地方只放七天牲口,草就被風颳走了,七天還要再壘一個羊圈。人死掉不要緊,公家的羊死掉咋辦?公家的羊死掉是要逮捕法辦的。一部分人被趕到農業隊了,農業上的生活更緊張,餓死的人數都數不過來。男男女女餓得走不動路,後來我們也有了經驗,餓極了走不動時,背著手還能走路,如果垂下手就一步也走不動。牧場的牲口死得很多,死羊肉收到一起只能交上去,上面有命令,絕對不讓我們吃。那麼多牲口,就是不敢宰著吃。個別人餓得實在沒辦法,就宰了牲口,被抓住在群眾大會上批鬥,然後去勞改。

開會的時候,會跳秧歌的漢族土族男女一邊跳一邊唱:「1958年,吃飯不要錢,共產主義快快來。」會上批鬥活佛、阿訇,還要讓回族養豬。

祁連縣有漢、回、藏、蒙古、土好幾個民族,幹部們天天宣傳:「揭掉蓋頭辮子化,不戴頂帽分頭化,脫掉皮褂棉布化,不燒牛糞衛生化,回藏漢蒙通婚大眾化,牧區帳子房街道化,鄉村住宅城鎮化。」趕過來趕過去折騰的都是那些男人都被抓走的孤兒寡女。

1960年,蘭州軍區的人在托萊草原上大規模圍獵,成群的野馬被打死,然後用車拉走。

後來,我們又被趕到默勒灘,從默勒灘又趕到野牛溝。每個人一個月只供應九斤糧,我家有三個娃娃,我的兩個,我妹妹的一個,娃娃們吃不飽。大米熬成湯,每人舀上一碗,幾粒米沉到碗底,娃娃們用手撈也撈不上。吃的糧食不夠,穿的衣服也沒有。大人一年四季穿的是破球鞋,娃娃們沒有鞋。我們在灘上拾那些被部隊打死的野馬,把皮剝下來泡在水裡,給娃娃們縫鞋。

1958到1960年死了多少人啊!岡察、祁連、海晏、默勒……一部分孤兒寡女算是活過來了,總算沒有死絕,但是我們沒有自己的地方了,沒有自己的部落了,我們還是流浪的人。

1962年我父親被釋放回來,但是還戴著反革命帽子。四清運動來了,接著文革又來了,1966年我的父親和母親都給戴上了四類分子的帽子,因為我們家庭成分是牧主,我的黨籍也被開除了。牧主家的娃娃不能上學,我的姊妹們都沒有上成學,只有最小的妹妹才讓措,1980年我們家平反後上了個學。

我的父親和母親每天白天要去放羊放牛,晚上黑得啥也看不見的時候圈好羊,拴好牛,來不及吃喝就要摸黑去會場上匯報,然後挨批鬥、挨打。每天都要批鬥,用繩子捆住打。他們在我的父親脖子上用鐵絲吊石頭,然後又吊在帳篷裡,用煙燻,用棍子打,嘴裡灌辣椒、姜粉,我父親滿臉都是眼淚鼻涕。

1968年11月份,我在紅土溝、哈薩墳一帶放羊。有一天我的父親母親沒有回家,我問別人,說是批鬥完就回家了。我找到紅土溝的黑河邊,看見父親母親的衣裳扔在那裡,卻不見人。我們找了好多天,怎麼找也找不到。當時河面已經結冰了,天越來越冷,冰越結越厚。到第二年開春,冰層化掉,我才在河水邊找到父母的屍體,他倆是用繩子把手拴在一起跳河的。我給鄉上匯報,公安上的人來了,說這是畏罪自殺。1980年平反了,可是人早已死了。我的父親叫達爾基,母親叫仁青措。」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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