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3年08月28日訊】中共新版《反間諜法》、經濟衰退、對外關係惡化等都讓在華的外國律師事務所萌生退意。近五年來大陸減少了39家外國律所辦事處，就連全球最大律所之一的瑞生（Latham&Watkins），也關閉了在上海經營了20年的辦事處。

《日經新聞》最近報導，四名消息人士透露，全球收入名列前茅的國際律師事務所瑞生（Latham & Watkins），今年關閉了其上海辦事處。另外三名消息人士表示，總部位於波士頓的羅普斯-格雷律師事務所（Ropes&Gray），也計劃縮減其上海辦事處的規模。

總部位於紐約的普洛斯律師事務所（Proskauer Rose）6月也表示，將關閉其大陸辦事處。

全球收入第三大、也是在華員工人數最多的國際律所Dentons，也在悄悄剝離在華業務。

據英國《金融時報》8月8日報導，Dentons告訴客戶，中國大成律師事務所已不再是其成員，原因是「監管環境不斷變化」，包括中共「與數據隱私、網絡安全、資本管制和治理相關的」新要求。

而據消息人士透露，Dentons無法在中國和非中國合作夥伴自由分享信息，無法進行基本的利益衝突檢查，也無法對與中國相關的交易進行盡職調查。

據中共司法部數據，截至今年6月14日，在中國註冊進行業務的外國律所辦事處，已從2017年的244家減少至205家。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DAVY J.Wong）：「在中美貿易戰跟疫情三年影響下，從律所的數量來看，大概縮減了16%左右，它們業務方面我們估計可能縮水20%到25%左右。」

近幾個月來，中共對外企進行了一系列突襲，包括西方諮詢公司明茨集團（Mintz Group）和貝恩（Bain），這讓外商都感到寒意。

今年4月，中共修訂了《反間諜法》，大幅擴大了對間諜行為的定義範圍，更是讓這些外國律所感到心驚。

前大陸資產管理公司首席合規官梁少華：「當法律標準不太明確的時候，執法機構和政府的隨意性非常強。外資律所在中國開展業務過程中，它肯定接觸了大量的數據，它需要提供法律諮詢，它需要評估法律和政策的影響。獲取數據本身就可能被中國政府界定為間諜行為，這是非常可怕的。」

黃大衛：「北京方面要求，關於中國的所有的敏感數據、社會數據都不能夠向外公布。但是這些律所有時候不得不去收集這些數據，那就會產生一個衝突。」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DAVY J.Wong）表示，過去這些外國律所在華開展業務時，得到過超國民待遇。但如今中共把所謂的國家安全作為主題，環境已經發生變化。在新版《反間諜法》下，這些外國律所要開展業務困難重重。

黃大衛：「在今年跟去年，美國證監會要求這些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要做一個政策風險，還有社會經濟方面的一個評估。但很奇怪他們居然不是由經濟師來處理，是由律師來處理這個業務，導致北京多次找律所，希望他們不要披露這些不利於中國的這個情況，所以律所是備受壓力。有些律所沒法找到平衡點。」

中美關係日趨緊張也成為影響因素之一。

據《日經新聞》報導，在大中華區，美國律所在幫助中國公司收購美國公司、美國對華投資和海外上市方面的業務尤為突出。但在這些領域，中美兩國都加強了監管審查。一位專門從事跨境投資的香港律師說：「這三項工作都死了。」

梁少華：「它在經濟上，它現在不是特別有利可圖，經濟大規模的衰退，它的法律風險也明顯在上升，其實這個也是政治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它削減中國業務，這是合乎邏輯的一個選擇。」

根據中共規定，這些外國律所不得在中國境內提供法律服務。因此它們大多專注於非訴訟業務，如合規、跨境上市和併購等領域。

如今它們紛紛縮減在華業務，黃大衛表示，這不僅會影響那些想進入中國、需要尋求法律幫助的外企，也會影響中國企業出海到境外上市。

編輯/王子琦 採訪/易如 後製/陳建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