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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炎培，因為跟毛澤東談「歷史周期率」而聞名海內外。然而，他投奔中共後，一家九口人慘遭中共迫害。今天，我就跟大家說說這個令人唏噓的悲劇。

1878年，黃炎培出生在江蘇省川沙縣，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浦東新區，他後來成為近現代中國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以及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主要發起人之一。

黃炎培談歷史周期率

根據訪談錄《「黃炎培周期率」七十年沉浮》，黃炎培的幼子黃方毅透露，1945年7月1日，黃炎培等6人，作為「第三方領袖」，為促國民黨與共產黨和談，應邀訪問中共大本營——延安。

1945年7月4日，毛澤東問黃炎培對延安觀感如何。黃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次對話，也就是後來著名的「窯洞對」。

黃炎培從延安回重慶後，興奮異常。他閉門謝客，仔細回憶在延安的所見所聞。他口授，夫人姚維鈞執筆，寫出《延安歸來》一書，從延安觀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風、延安會談情形等多個層面，對中共大唱讚歌。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後，以各種身分從重慶赴延安的人有多批。其中一些人也出版了延安紀行，但沒有一人像黃炎培這樣，明確表示對中共領導人和中共施政的讚賞與支持。

延安之行，成了黃炎培1949年選擇投奔中共的重要轉折點。

但實際上，他到延安，除去抵達延安的一天和離開延安的一天，在那裡的時間只有三天。這三天裡，他和毛澤東交談了十多個小時。餘下時間，不過走馬觀花而已。

黃炎培卻對這三天一走一過看到、聽到的東西，信以為真。

「黃炎培周期率」被禁談

1949年10月1日中共奪取政權後，黃炎培曾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等。

可是，他那著名的「歷史周期率」，卻開始被禁談了。

據黃炎培之子黃方毅說，20世紀50年代初，中共內務部的一次部務會議上，首任部長謝覺哉做報告時，引用了黃炎培在延安跟毛澤東談的「周期率」，以及毛關於「民主」「監督」的說法。謝覺哉提出了「民主監政」的新口號，認為對各級政權機關，應該實行民主監督。

沒想到，這番話卻引來聽眾席上南方某省內務廳廳長的質問。這位廳長起身站起，問：「我們提民主監政是針對國民黨反動政權的，難道我們共產黨的人民民主政權還需要監督嗎？這樣監督來監督去，不是要監督到毛主席頭上了嗎？」

這個提問令謝覺哉猝不及防，他想要解釋，卻也解釋不清。

之後，不知是這位廳長還是什麼人，把這件事上報中央某領導，該中央領導完全支持這位廳長的意見，批評了謝覺哉，並且明令以後不准再在黨內黨外引用這段「黃炎培周期率」的對話。

消息傳到黃炎培耳朵裡後，他「只能違心接受，違心宣告周期率問題已由中共解決，從此不再談論這一題目」。

後來，黃炎培在臨終所著的回憶錄《八十年來》裡，雖提到了當年的延安之行，卻刻意不提他與毛澤東之間關於周期率的對話。

七個「右派」一個「反革命」

黃炎培原本有一個令人羨慕的大家庭。他和第一任妻子王糾思育有六子六女，和第二任妻子姚維鈞育有兩男兩女。

黃炎培的子女們都非常優秀，比如，長子黃方剛，清華大學畢業，後到美國卡爾登大學、哈佛大學深造；次子黃競武，清華大學畢業，後到美國哈佛大學深造；三子黃萬里，到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深造；四子黃大能，復旦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後赴英國隧道水泥公司學習；幼子黃方毅，畢業於美國杜克大學。

黃炎培的長女黃路畢業於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長女婿張心一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二女兒黃小同燕京大學肄業，二女婿王國楨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四女黃素回、四女婿陳鏘，都是醫學院畢業。

如果中共真像毛澤東當年說的那樣搞「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黃炎培的子女們可能會有更大的作為。

但是，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念念不忘階級鬥爭」，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把「民主」「監督」拋到九霄雲外，發動了幾十場血腥殘暴的政治運動。

1957年，毛先鼓動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幫黨整風，實際是「引蛇出洞」。當「蛇」都被引出洞後，毛立即發動反右運動。

當時，毛澤東顧慮黃炎培的名聲，沒把他打成右派，但他的子女卻沒能倖免。

三子黃萬里、四子黃大能、五子黃必信、長女黃路、四女黃素回及其丈夫陳鏘、二女黃小同的長子王實方，都被打成右派；二女黃小同因篤信基督，被內定為「反革命」。

黃萬里為毛欽點的右派

我們具體說說黃萬里和黃必信的遭遇。

黃萬里1937年獲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工程博士學位。他曾在美國駕車四萬五千英里，看遍各大水利工程。

1945年，黃萬里出任中華民國水利部視察工程師。之後，歷任甘肅省水利局局長兼總工程師、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東北水利總局顧問等。1953年，調到清華大學任教。

據《科學的良心：黃萬里與三門峽工程之辯》一文，1955年4月，黃河三門峽水庫工程動工。同月，中共水利部召集70多名學者就已開工的三門峽水利規劃方案進行討論，黃萬里是唯一反對建造的與會者。事後的實踐證明，黃的意見完全正確，但中共沒有採納。

1957年6月19日，黃萬里在清華大學校刊發表散文《花叢小語》。他有感而發，談了人民對政府的監督及政府決策民主化的必要性。毛澤東看到後批示道：「這是什麼話？」毛發話後，黃萬里立即被打成右派。

之後，黃萬里被剝奪教書、科研、發表文章的權利，被下放工地勞動，在大會小會被批判；他的子女升學受到影響。

1966年5月文革爆發後，黃萬里被鞭打至出血，被剃陰陽頭；他的家多次被抄，一些頗有價值的字畫、文稿、照片被撕為碎片。不久，他被趕出家門，三代同堂住進清華最簡陋的集體宿舍。他的工資被扣，每月只發20元生活費，還被勒令每天打掃水利系館內外。

1969年，黃萬里被下放江西鄱陽湖勞動，1974年被揪回清華大學批鬥。他頭頂著右派分子的帽子長達23年。

黃必信被整得家破人亡

再說五子黃必信。

據《文革受難者》一書，反右運動爆發時，黃必信在大連工學院當老師。

黃炎培的子女中，黃必信性格最內向，為人樸實，沉默寡言。教書之外，閒來無事時，他喜歡用蘇州評彈演唱李商隱的詩「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其他人聽不懂他唱的是什麼，但他卻邊彈邊唱，樂在其中。然而，就是這麼一個散淡平和之人，也被打成右派。

文革開始後，黃必信再遭衝擊，造反派輪番上陣，對他審訊逼問，內心脆弱的黃必信承受不了這種打擊，1966年6月14日，他在家中上吊自殺，年僅41歲。就在他自殺不久，他14歲的小女兒黃可清1966年10月26日失蹤，從此人間蒸發。

連遭喪夫失女之痛，黃必信的妻子余啟運痛不欲生，但是，造反派並沒有放過她。1968年6月15日，余啟運在「隔離審查」中遭嚴刑拷打、被逼跳樓（也有說是被推下樓）重傷，流血過多致死。

黃炎培妻子自殺

黃炎培在文革爆發前去世了，否則，可以想像，他一定在劫難逃。

他的夫人姚維鈞，出身書香門第，能詩善文。她活到了文革，卻在文革中成了黃炎培的替罪羊，遭到毒打與侮辱，1968年1月20日，姚維鈞服安眠藥自殺，不滿59歲。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感謝收看，咱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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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節目組製作

（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