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造成傷害的是封鎖 而非疫情 

(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Chris Calton撰文/姬承羲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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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多國政府,在應對COVID-19疫情期間都對其公民實施了封鎖政策。我們可能需要多年的時間,才能完全認識到這些措施所帶來的後果。但其代價,已經開始逐漸顯現。

最近,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對數千名高中生進行了調查,以了解疫情對他們造成的影響。研究顯示:「自疫情開始以來,超過一半的學生(66%)認為跟上學業變得更加困難,55%的人表示他們在家裡遭受父母或其他成年人的情感虐待。」這些數據,與「因父母失業(29%)、個人失業(22%)和飢餓(24%)而產生不安全感」的學生群體相關度極高。

疾控中心還在同一天發布了另一項相關的研究,分析疫情效應對高中生心理健康的影響。研究發現,「在接受調查前的12個月內,有44.2%的人持續感到悲傷或絕望,19.9%的人曾認真考慮過自殺,還有9.0%的人曾嘗試過自殺。」

這些研究的發現並不足為奇。在疫情開始僅幾個月後,疾控中心的發病和死亡率報告就對所有年齡段的人群進行了調查。發現與COVID前的調查相比,年輕人中出現藥物濫用和自殺念頭的增長率最為顯著。當然,這份報告幾乎完全被忽略了,因為政治和媒體圈中的煽動者們都在鼓吹,如果不接受他們嚴厲的隔離政策,世界末日就會到來。

既然膽小怕事的人們都躲在了家裡,那麼真正的問題就來了。這些研究調查中的結果究竟是疫情造成的,還是其應對措施造成的。一位疾控中心的代表,在提及這些研究時提供了一個深具啟發性的回答:「這為我們提供了確實的證據,可以肯定地說,疫情對年輕人和他們的家庭造成了難以置信的破壞」。各家媒體在報道這些研究時,都用了這樣的頭條,「大流行病造成了傷害」。

對某些人來說,疫情與封鎖政策,這兩者之間的差別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對措辭的選擇卻會給當前和未來的政策產生重大影響。之所以制定社交疏離的規定,其背後的邏輯是,這些政策對於減輕疫情的嚴重性是必要的。即使有大量證據表明封鎖是無效的,這些政策的擁護者們總能找到反駁的方法,並且敦促實施更為嚴厲的法規(對他們來說,問題的根源是我們封鎖隔離得還不夠!)

如果正如媒體和研究人員所聲稱的那樣,疫情對年輕人造成了如此大的傷害,那麼採取更加專制的應對措施是正當的。要封鎖得更緊!進一步隔離!嚴懲違規者!那些封鎖的支持者們,只要像《辛普森一家》中的洛夫喬伊太太(Mrs. Lovejoy)一樣,大喊幾句「想想孩子們」和疫情對他們的影響就夠了,就足以鼓動人們支持這些(封鎖隔離)政策。而這些政策,卻正是實際造成問題的根源所在。

這就是為什麼建立正確的因果關係如此重要。給家庭造成財務不安全感,破壞我們年輕人社會生活的,不是這場流行病,從來都不是。在青少年(成年人中也存在,儘管嚴重性相對較低)中造成抑鬱症、藥物濫用和自殺念頭比例上升的,也不是這場流行病。相反的,這些都是以保護人們的安全為名,所制定的疫情應對政策的代價和成本。這些政策告訴脆弱的年輕人,他們不能見朋友,不能露臉,也不能參加任何社會活動,即使這些活動能夠幫助他們成長為心理健康的成年人。

是時候讓媒體開始明確地報道了,對青少年造成如此巨大傷害的是封鎖、隔離政策和社交疏離的法規,而不是這場大流行病。

作者簡介:

Chris Calton是一位經濟歷史學家、前米塞斯研究所的研究員(former Mises Research Fellow),曾擔任播客頻道《歷史爭議》(Historical Controversies)的作家和主持人。

米塞斯研究所(The Mises Institute)成立於1982年。秉承了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羅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的傳統,研究所的宗旨在於促進奧地利的經濟學教學與研究、個人自由、誠實的歷史和國際和平。研究所致力於尋求知識氛圍的根本性轉變,將秩序從國家主義轉向私有財產。

原文:「Lockdowns, Not the Pandemic, Created Havoc」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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