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第二任中共黨魁瞿秋白的最後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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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江蘇省常州人,1917年考入中華民國外交部「不要學費又有『出身』」的俄文專修館。1921年,作為記者,被派駐莫斯科。1921年5月,加入俄羅斯共產黨。1922年春,加入中共。早年做了大量介紹俄國革命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工作。

從1925年1月起,瞿秋白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1927年8月7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在武漢主持會議,正式將中共第一任黨魁陳獨秀免職,指定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瞿從此成為第二任中共黨魁。

1928年,瞿秋白到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30年,攜妻子楊之華回到上海。1934年初,到江西瑞金,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教育人民委員。1934年10月,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開始「長征」時,被留在江西。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長汀被當地保安團抓捕,同年6月18日,被中華民國政府「就地槍決」,時年36歲。

瞿秋白之死

瞿秋白被「槍決」之日,中華民國政府貼出布告說:「凡民國十六年以後,各地共匪之行動,悉由該匪唆使,以贛皖閩粵湘鄂豫川等省之生命財產,直接間接,受該匪之殺戮焚毀者,不可以計數,其罪大惡極,已不容誅。」

中共自1921年成立後,成為蘇聯共產黨領導的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配合蘇聯對外政策,以暴力顛覆中國的合法政府——中華民國,是其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1927年8月1日,中共發動南昌暴動,開啟了中共以暴力顛覆中華民國的進程。這個決策正是瞿秋白參與制定的。此後,瞿領導了各地的一系列武裝暴動,並積極準備「全國總暴動」。

期間,除湖南的「秋收暴動」外,湖北的蒲圻、咸寧、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崇陽、孝感、麻城、黃安、洪湖等地,江西的修水、德安、弋陽、鄱陽、橫峰、萬安等地,廣東的廣州、海豐、陸豐、瓊崖等地,江蘇的宜興、江陰、無錫、崇明等地,河南的四方山、光山等地,河北的玉田等地,陝西的清澗等地,都曾發動過武裝暴動。

1927年11月,瞿秋白派中共政治局委員張太雷到廣州準備暴動。12月11日,暴動者占領廣州,建立了「廣州蘇維埃政府」,但在第三天被擊潰,張太雷死於亂槍之中。

雖然各地暴動接連失敗,瞿秋白仍然強調,中國革命正處在「高潮」中,做出了「儘量施行紅色恐怖」的決策,指示各地「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工賊、偵探、以及反動的工頭」,「殺盡土豪劣紳、大地主、燒地主的房子」,「殺政府官吏,殺一切反革命」。

《多餘的話》

1935年5月17日至23日,瞿秋白在獄中寫了《多餘的話》。其中寫道:「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因為『歷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著政治工作」。「我雖然屢次想說『你們饒了我吧,我實在沒有興趣和能力負擔這個領導工作了』。但是,終於沒有說出口」。「一方面固然是身體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現十二分疲勞的狀態;別的方面也是幾十年為著『顧全大局』勉強負擔一時的政治翻譯、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來,實在違反我的興趣和性情的結果。這真是十幾年的一場誤會,一場噩夢。」

自從「離開了中央政治領導機關」後,「(我)事實上從此脫離了政治舞台」。「對於政治,從1927年就逐漸減少興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實在完全沒有興趣了。工作中是『但求無過』的態度,全國的政治形勢實在懶問得」。「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我的政治生命其實早已結束了」。

「告訴你們:我實質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很久了」,請你們別「把我當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因為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的紳士意識,我終究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對於離開中共,「我不覺得可惜,同樣,我也不覺得後悔」。「一生沒有什麼朋友,親愛的人是很少的幾個。除開我的之華以外,我對你們也始終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對於之華,我也只露一點口風。我始終戴著假面具」。「現在我丟掉了最後一層假面具」。

文末,沒有提到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而是說「俄國高爾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薩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羅亭》,托爾斯泰的《安娜.卡裡寧娜》,中國魯迅的《阿Q正傳》,茅盾的《動搖》,曹雪芹的《紅樓夢》,都很可以再讀一讀。」

台灣大學的夏濟安教授寫道:「《多餘的話》是一個虛度了一生的人的輓歌,它也是對自身懦弱、怠惰和虛偽等弱點的招供……在它的作者看來,政治代表了世間一切的醜惡:精力的耗竭,致命的疲乏,心靈的死亡,感官的麻木,永恆的謊言,以及自然情感的毀滅。」

我以為,這個評論比較貼近瞿秋白當時寫這篇文章的內心感受。

生前屢遭打擊

第一次打擊:1927至1928年,瞿秋白領導的一系列武裝暴動失敗後,共產國際為推卸指導中共「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責任,把瞿當成替罪羊。不久,工人出身的向忠發成為中共第三任黨魁,李立三逐步成為中共實際負責人。

第二次打擊:1928年至1930年,瞿秋白在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期間,共產國際東方部中國事務副部長米夫指使王明、博古等所謂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在中共黨內造反奪權。瞿秋白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其三弟瞿景白,一氣之下,將蘇共預備黨員的黨證退給黨委,之後便「失蹤」了(很可能被暗殺了)。1930年6月,瞿秋白被撤銷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職務。

第三次打擊:1930年9月,瞿秋白被派回國參加中共六屆三中全會,負責解決李立三的路線問題。但是,瞿的一些做法被認為犯了「調和主義」錯誤,受到共產國際的嚴厲批評。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瞿秋白被逐出中共政治局。1931年6月,第三任中共黨魁向忠發被捕後,王明成代理總書記。10月,王明去莫斯科,博古成為第四任中共黨魁。

第四次打擊:此後,瞿秋白離開中共權力中心,在上海從事左翼文化工作。1933年秋,瞿又挨一記悶棍。9月22日,中共發出「關於狄康(瞿秋白)的錯誤的決定」,稱他發表的有關文章,「對革命形勢估計不足」,「犯了非常嚴重的有系統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各級黨組織應對其錯誤「開展最無情的鬥爭」,「以保證徹底執行中央關於反對五次『圍剿』的決議」。

第五次打擊:1934年初,中共強令身患嚴重肺病的瞿秋白離開上海,到「中央蘇區」所在地江西瑞金,而且明確不許他深愛的妻子楊之華同行。林梵在《瞿秋白之死》中寫道,離開中共權力中心後,「瞿秋白與楊之華雙雙棲居隱蔽地在上海生活多年。兩人相依為命,甘苦憂患共嘗,並結識了魯迅,成為摯友,瞿秋白還搞了自始至終鍾愛的文學創作與翻譯工作」,「但是好景不長」。「強迫瞿、楊分離,是當時執掌中共大權的王明、博古派對瞿、楊自莫斯科結下的宿怨,予以無情打擊的繼續」。

第六次打擊:1934年10月,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不得不撤離江西,開始「長征」。瞿秋白請求隨軍一起走,但被中共黨魁博古拒絕,不得不以病弱之軀留下來「堅持鬥爭」。毛澤東認為,這是王明、博古「有意把瞿秋白當作包袱甩給敵人造成的」,他們「客觀上做了借刀殺人的事」。

另一個打擊是身體上的。瞿秋白是一個長達15年以上的嚴重肺病患者。他寫道:「從1919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沒有好好醫治的機會。肺結核的發展曾經在1926年走到非常危險的階段,那年幸而勉強醫好了。」「雖然現在肺癆的最危險期逃過了,而身體根本弄壞了,虛弱得簡直是一個廢人。」

死後再遭打擊

1966年6月10日,「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毛澤東在杭州會見越南領導人胡志明時說:「你看,幾朝都是叛變。陳獨秀叛變了,瞿秋白被捕後寫了自首書。」

「文革」期間,《多餘的話》被當成「一個叛徒的自白書」、「自首叛變的鐵證」,瞿秋白被視為「叛徒」。1967年1月19日,瞿秋白母親金衡玉的墓在常州被砸;2月7日,一群造反派到八寶山砸碎了瞿秋白墓上的塑像;5月12日,另一群紅衛兵又來到八寶山,砸了瞿秋白的墓;瞿秋白的父親瞿世瑋在濟南的墓,也被紅衛兵砸毀。

1967年6月17日,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召開了「聲討叛徒瞿秋白大會」,會後把瞿秋白的大型塑像從八寶山掃地出門。

其妻楊之華先被說成吹捧「叛徒」瞿秋白,繼而被扣上「特務、叛徒」的帽子,送到某部隊隔離審查。女兒瞿獨伊被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幹校,獨伊的女兒曉女被迫去內蒙古插隊。獨伊母女都患有嚴重胃病,先後到上海住在姨媽楊之英家中醫治。

1973年10月,楊之華病危才被解除隔離狀態,轉入北大附屬醫院。楊之英趕往北京探視時,見姐姐已骨瘦如柴,氣若游絲。三天後,姐姐就逝世了。楊之華死前悄悄對楊之英耳語:「我知道的東西太多了,非弄死我不可。」

結語

文革結束後,中共為瞿秋白「平反」,說他不是「叛徒」,給他戴上各種「桂冠」。這不過是中共的政治需要和自欺欺人罷了。

瞿秋白最後的遺言《多餘的話》,對他的一生進行了反思,講出了他的真心話。他對中共你死我活的鬥爭,人人戴著假面具的表演,「萬分厭倦」。對於曾經宣傳過的馬克思主義,沒有絲毫留戀;對於離開中共,沒有什麼「可惜」。長期的病痛折磨,加上政治上接連不斷的打擊,使他萬念俱灰,看不到任何光明與希望,只想早日解脫。

瞿秋白最後開出的書單,與「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風馬牛不相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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