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顏婢膝老謀深算 周恩來差點槍斃毛澤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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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澤東政權裡,周恩來是唯一的跟毛氏奉陪到底,周旋到死的人。

後世的人對於周恩來能夠跟反覆無常、老謀深算而又懷疑成狂的毛澤東共事到頭,沒有像王明、博古、李立三、張聞天、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們那樣遭受不測之禍很不理解。周恩來能跟毛澤東長期相安無事,真要歎為觀止了。誰都沒有像周恩來那樣善於變化、善於生存。

當然,也不乏人指責周恩來為當代儒家的總代表,為政治機會主義的典範,出賣良心,助桀為虐,為毛澤東翻雲覆雨、禍國殃民的幫凶,而在毛澤東面前愚忠到了奴顏婢膝的地步。這些指責自然不是空穴來風。

周恩來祖籍浙江紹興,一八九八年出生於江蘇淮安一個書香世家,或稱為大官僚地主家庭。一九一七年留學日本。一九二O年隨「勤工儉學團」赴法國留學。一九二一年組織中共旅歐支部,屬下的成員有鄧小平、李富春、蔡和森、陳毅、聶榮臻、李維漢、劉伯承等。後來都成為中共的極為重要政界人物、軍事將領,亦是他在黨內的權力基礎。一九二二年,他在德國柏林介紹朱德入黨。一九二四年回國。時值國共兩黨合作,周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與軍校教官葉劍英結為莫逆之交。一九二六年起,出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開始執掌中共軍事指揮權,成為中共早期的實權派人物。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跟朱德拉攏賀龍一起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發動南昌起義,成為中共紅軍的創始人。中共後來把「八一」定為建軍節,它比毛澤東領導的湖南秋收起義,時間上早了一個多月。

周、毛結怨在井崗山上。井崗山根據地是毛澤東秋收起義農軍創建的。第二年,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部隊轉戰廣東、湘南後,上了井崗山與毛澤東會師。其時毛澤東尚是中共一名地方領導人,武裝割據湘贛邊境的山區,卻拒不執行設在上海的黨中央的指令,接受中共中央的指揮。實際上是抗拒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的領導。一九三O年,中共中央即開始派人到井崗山主持工作。一九三一年,周恩來上了井崗山,挾莫斯科共產國際之重威,與朱德、陳毅、張聞天、彭德懷一起,解除了毛澤東軍事指揮權,被撤銷了一切職務,並在「富田事件」中,還差點被抓起來「執行革命紀律」即槍決,是彭德懷挺身而出救下他的命。

在井崗山上三次整肅毛澤東的人,為首的便是中央軍委主席周恩來,加上共產國際代表李德,加上朱德、陳毅、彭德懷等。毛澤東深恨著周恩來。周恩來喝過洋墨水,自己卻是個土包子;周恩來為人謙和,有涵養,廣結善緣;自己卻性情暴躁,拗脾氣,四面樹敵;周恩來深獲共產國際的信賴,自己卻被共產國際的代表李德所不齒;周恩來的所有長處,正好都是他的短處。周恩來是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頭號剋星。工農紅軍在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團」的指揮下,於一九三四年初的「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失敗,決定撤離井崗山根據地,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實為一次軍事大潰退、大逃亡。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政治局於長征途中,在貴州遵義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在會上檢討了軍事指揮上的失誤,蘇俄顧問李德被解除了軍事指揮權。周恩來仍然保住了負總責的軍委主席的職務,而由毛澤東做他的軍事助手。這便是中共黨史上引為驕傲並極力推崇的「遵義會議」。後來的中共黨史謊稱此次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完全是對周恩來、朱德的惡意貶低,是迎合吹捧毛澤東的需要,篡改了史實。

周、毛權力易位,發生於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期間,中共重組中央軍委會,毛澤東才成為軍委主席。其時周恩來正奉了莫斯科共產國際之命,代表中共赴西安,全力投入西安事變的處理而無暇他顧,毛澤東趁虛而入,致使周恩來的中央軍委主席被毛澤東奪去,而周恩來則被降格為副主席。此後,他基本上脫離了中共軍事領導崗位,離開了延安,而成為一名談判代表,長期斡旋於重慶國民政府和各民主黨派。他在大後方積極網羅人才,把大批知識精英吸引到自己的周圍,然後保送到延安接受「革命洗禮」。這些知識精英,後來大部分成為他主理的中共國務院的高級骨幹。

周恩來能適應時勢,轉換自己的位置,全力擁戴毛澤東。加上其時毛澤東羽翼未豐,言行尚知收斂,舉止也未放肆。在佈置自己的親信骨幹大量入主黨、政、軍各個領域的同時,盡量表現得謙和、虛心、團結、納諫。周恩來自然是他需要團結、借重的人物之一。

周恩來受制於毛澤東,應當說是從一九四二年毛氏發動「延安整風」運動開始的。那時,毛澤東已經為獲取中共最高領導地位作好了組織和理論準備。毛氏已經與中共的另一名領袖劉少奇結成了神聖的同盟,而由劉少奇提出了「毛澤東思想」一詞,提出了「以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全軍工作的指針」。「延安整風」的目的是:徹底清除王明、張國燾兩大派系在中共黨內、軍內的勢力,稍後的目標是壓服周恩來俯首稱臣。毛澤東之所以不能利用「延安整風」一併清除掉周恩來,是在於周氏在中共黨內、軍內有著難以動搖的基礎。周氏是中共軍隊的創始人,其親信部屬如陳毅、賀龍、聶榮臻、葉劍英、劉伯承、徐向前等等,皆是軍中舉足輕重的風雲人物。他還是朱德總司令的入黨介紹人。且周氏為人甚具親和力,在黨內、軍內都有著毛澤東無可取代的影響力。毛澤東雖然結記著舊夕的怨恨,也只好強吞下這枚苦果了。

一九四三、四四兩年,長駐重慶的談判代表周恩來多次被召回延安作檢討,令其劃清歷史上與王明路線的界限。周恩來檢討過關後,在一九四五年召開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他參與了由劉少奇帶頭發起的造神運動,尊毛澤東為全黨全軍全國的偉大領袖。周氏在大會發言中高呼了「毛主席萬歲」、「永遠跟著毛澤東同志前進」!儘管當時大多數代表聽了還不習慣,覺得十分肉麻、刺耳,可周恩來卻是安之若素。由此,他卻保住了自己在中共黨內軍內的領袖地位。在毛、劉、朱、周的黨中央中,他排行第四,卻仍是四巨頭之一。

一九四五年夏秋之間,由於美國友人赫爾利的熱心撮合,毛澤東親赴重慶跟蔣介石和談,周恩來做為毛澤東談判副手,對毛澤東極盡關心愛戴之能事,如在宴會上代毛氏喝酒,代毛氏試嚐食物等等,有人認為到了做戲的地步。毛澤東心裡倒是十分受用。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建政北京,周恩來出任國務院總理,做了毛澤東手下的「宰相」,或可稱之為「政治賢媳婦」。

但是,毛澤東坐上了高於一切、大於一切、君臨一切的帝王寶座之後,卻不能忘懷歷史上的怨怨舊恨。中共領袖們遵循鬥爭哲學,幾乎個個喜歡記恨。不管周恩來如何表現出忠心耿耿、謙恭謹慎、任勞任怨的誠心,但毛澤東卻處心積慮地不時給他小鞋穿,讓他在國務會議上做檢討,並力圖藉機會迫他辭職。

一九五三年底至一九五四年初,毛澤東曾經授意高崗開展「倒周」活動,並許諾日後將其升任為國務院總理。高崗野心勃勃,自持有毛澤東的支持,便肆無忌憚地進行倒周活動。但其時中共霸業初定,中共其他領袖如劉少奇、朱德、陳雲、李富春、董必武、鄧小平等人,都希望高層團結穩定。高崗倒周不成,大家反將矛頭對準了高崗。關鍵時刻,毛澤東撒手,出賣了高崗。這是高崗不久即自殺的真正原因。經歷了「高、饒事件」,周恩來不露痕跡地鞏固了自己的陣地,並擴充了自己的實力:將心腹元帥陳毅、賀龍從外地調進北京,分別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

一九五六年秋天,周恩來、陳雲率領一個陣容龐大的「中國黨政治經濟考查團」,赴兄長之邦的蘇聯考查經濟工作,實際是一次學習取經活動。「考查團」成員深入到工廠、農莊等各行各業訪問,聽取情況介紹,最後集中到莫斯科,拜會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並聆聽「教誨」。蘇共領導人倒是出於在經濟工作中所走過的彎路,所得到的深刻教訓,提醒並告誡「中國同志」:辦公事、和平建設,要頭腦冷靜,尊重人才,尊敬知識,不要重犯蘇聯曾經付出過的沉痛代價——左傾急躁病。搞經濟工作,不同於打仗,一切均應分步驟、按比例、有計畫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就是計畫經濟,云云。

周恩來、陳雲回到北京後,首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匯報,轉述了蘇共領導人的忠告。毛澤東本人出席了會議,肯定了周、陳的匯報。會議決定將周、陳的匯報做成檔,發至全黨。後又經劉少奇指示中宣部,替《人民日報》撰寫了一篇一九五七年元旦社論,號召全黨反左傾,反冒進,穩步踏實地進行國民經濟建設。相信毛澤東也同意了《元旦社論》的基本精神。這本是一件好事,是中國的福音。

但毛澤東內心深處卻像吃了一隻蒼蠅,總覺得周恩來執掌著經濟大權,佔據著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跟他格格不入。一九五六年因為有蘇共二十大反對史達林個人迷信,中共也召開了八大強調集體領導,毛澤東的狂思妄想不得不有所收斂。到了一九五七年發起「反右運動」時,毛氏「橫掃千軍如卷席」的權力慾望又空前膨脹起來。他在處心積慮地發動「引蛇出洞、一網打盡」、大抓「右派份子」的同時,對年初的「元旦社論」耿耿於懷,開始在大會小會上批評周恩來、陳雲的「反左傾、反冒進」精神。一九五八年一月,毛在廣西自治區首府南寧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名道姓地批評周恩來: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詞好不好?這是政治問題……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志拋到距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右派來了個全面「反冒進」。甚麼「今不如昔」、「冒進比保守損失大」等等。研究一下,究竟哪個大?「反冒進」,六億人民洩了氣……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在大抓右派份子的高潮中。毛澤東當著國務院各委員會負責人、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的面,指名道姓地批評紅軍創始人、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這不能不是對周恩來的人格的當眾羞辱。因為毛澤東握有隨時把周的總理職務「掛起來」的至高無上的權力。

周恩來面紅耳赤、吶吶無言。毛澤東並不罷休,接著言辭尖刻地衝著周氏冷嘲熱諷:

關於向人大會的報告(指周恩來一年一度在人大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我兩年沒有看了。為照顧團結,不登報聲明,我不負責。章伯均說國務院只給成品(章伯均於一九五七年鳴放中提出的《政治設計院》上,提出中共和民主黨輪流執政,後被劃為頭號右派份子。作者注),不參加設計,我很同情。不過他是想搞資產階級的政治設計院,我們是無產階級的政治設計院。有些人一來就是成品,明天就開會,等於強迫簽字。政治局成為一個表決機器。像杜勒斯的聯合國,給你十全十美的檔,不通過不行。像唱戲一樣,已經打了牌子,非登臺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講究考據之學,養理之學,又有洋文。我有一個手段,就消極抵抗,不看你們的文件。我兩年不看了,今年還準備不看……

周恩來和陳雲只好委曲求全,在會上,在會後,一次又一次地認錯、作檢討。

毛澤東卻不肯放過他們。同年三月又在成都會議上點名批評周恩來,說他犯了「反冒進的右傾錯誤」,「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

事情何時算了?周恩來的發言稿寫了十幾天之久,最後呈交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傳閱、提意見,再修改定稿。

毛澤東對周恩來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公開檢討仍不通過。他接著在不久後的鄭州會議、北戴河會議、第二次南寧會議、直至一九五九年夏的「狠批彭、黃、張、周」的廬山會議上,不斷的指責周恩來、陳雲的「反冒進」是:攻其一點、不顧其餘的錯誤。有人統計過,毛澤東就「反冒進」問題在黨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點名批評周恩來,達十三次之多。毛澤東是在逼迫周恩來辭職,只要周恩來自己表示放棄國務院總理職位,對周恩來反冒進的批判才能停止。

周恩來卻在毛澤東的尖刻指責聲中,只作檢討,不遞辭呈。而毛澤東結記著井崗山上三次挨整肅的舊恨,需要的是他的辭呈。已經有了現成的總理接位人——鄧小平,或是彭真、李富春。但周恩來卻始終忍辱負重,對工作兢兢業業,處世亦是小心謹慎,黨內黨外廣結善緣,毛澤東還真找不到藉口來解除他的職務。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張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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