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前線醫護參政 劉凱文對抗制度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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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5月26日訊】從前線醫護到參政,劉凱文的政治覺醒始於2003年反對23條立法的「7.1」大遊行,接下來香港的民主運動幾乎無役不與。目前準備參與9月立法會議員選舉的劉凱文接受《珍言真語》專訪,道出自己參政的心路歷程。

「我的政治覺醒來得很早!」2003年考完高考,劉凱文參與了「7.1」反23條立法遊行;2012年積極參與反國教運動;2014年參與雨傘革命。2016年特首選委員戰中,他與集結30人的團隊,「我們希望能夠通過該次的參選,表達我們的政治訴求,反對梁振英連任,也希望通過參選特首選委來改善施政。」而2019年以來的反送中運動,他更積極參與其中。

公立醫院前線註冊護士的劉凱文,也是香港專職醫療人員及護士協會幹事。今年2月3日至7日香港進行的醫護罷工行動,他是發起罷工的醫護人員之一,「如果我們不在這一個危急的情況下,採取更加進取的措施的話,全香港人的全民健康,甚至公營醫療體系都會被這個不知名的新型冠狀病毒(中共病毒)拖垮。」

疫情爆發前他在急診室工作,疫情爆發後他自動請纓至抗疫戰的最前線:位於亞洲博覽館的檢測中心。朋友勸他,「你在急診室做已經是高危了,你還刻意去亞洲博覽館幹什麼呢?」

但劉凱文認為,「高危區、哪裡都需要人。既然我願意去接受這個新的挑戰,我覺得我就應該去做。」

提及當前參選的政治訴求,「當然就是『35+』,也就是民主派要35個或以上的議員在立法會。」劉凱文說,目前建制派占多數的立法會,因「制度暴力」不斷升級,「使在任議員的議事空間、和他們的權利不斷地收窄。建制派很粗暴,這樣漠視,甚至簡直使議事規則完全被摧毀。」

他表示,反送中抗爭以來,香港年輕人紛紛挺身而出,是因為他們對未來已失去希望,再加上「他們對香港的感情很深厚,他們很喜歡這個地方,他們才會奮不顧身。」

目前香港的巷弄街道以及遊行到處可見「天滅中共」標語,他認為這反應了民眾對港府不信任,「一國兩制」已蕩然無存,「中共甚至在國際輿論之間說,一國兩制,甚至中英聯合聲明,已經變成一個歷史的文件。這件事情令我們香港人覺醒。那麼我們還會把『信任』投放給這樣的政權嗎?我們絕對會覺醒了。」

以下為採訪內容整理。

新工會成立是強心針 集中力量爭取權益

記者:先紹一下這些新工會的情況。

劉凱文:醫療工會都有一定的數目,但有部分不是很活躍的,在反送中浪潮之後,有很多新工會成立,醫療背景的工會也不少,我們都很樂見這個情況出現。因為如果只有一個公會去爭取,當然比較勢孤力弱。反送中浪潮之後,有這麼多新工會的成立,無疑加了一個強心針,可以齊集結力量,去一起爭取我們的業界權益,不同的專職醫療。

記者:為什麼做護士呢?

劉凱文:當時都有一個想法,(我的)成績和前景,也和自己的性格合不合適,因為我自己性格是喜歡對人的,對人的工作是很好的,我自己也很喜歡,也是一個專業,同時也想在這個事業上發展,這都是我選擇護理專業的原因。

記者:今年的醫護罷工,有七千多個醫護人員參加?

劉凱文:是的,我是其中一位的。

前線醫護危險高 仍請纓加入Dirty Team

記者:打抗疫戰非常之辛苦,對醫護人員很多支持聲音,當然也有很多說你們是「黑護(士)」,說我們我們記者是「黑記」,很多「黑」的。你發起這個罷工的醫護人員之一,在這場抗疫之戰有什麼難忘的經歷?或者當時的心路歷程。

劉凱文:我自己是一個前線註冊護士,在急症室工作,根據醫管局的定義,當然我們在抗疫的最前線,我們在高危區工作。我們一直在這個抗疫戰的最前線把關。當然同一時間也都有很多事情反映,例如,有很多不知名的病人,隱瞞他的外遊史,或者外遊紀錄,或者接觸史,令我們醫管局的急症室,或者普通科門診都中門大開,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從他如實透露的外遊史、接觸史,可以做些更加高階級的防禦措施。這個事情我們工會都有發聲,因為根據現在的法例,如果那些來看病的人士,只是向醫生謊報他的病歷,或者外遊接觸史,這樣他們才是犯法的,這樣其實對於我們醫療體系其它的崗位,例如,院前的救護員,分流站的護士,或者是在門口幫他們探熱(量體溫)的職工,基本上很不安全的。

如果那位來港人士,或者來求診的人士,謊報說他沒回過大陸,沒有接觸什麼家禽,沒有外遊紀錄,沒有接觸紀錄,原來這樣他們是不犯法的。這樣對於我們員工的保障,是非常之危險和脆弱。所以我們的工會也就這件事情發聲。

記者:你也加入了dirty team(抗疫隊伍)?

劉凱文:是啊。我自己在急症室的地方工作,政府同醫管局成立了一個檢測中心,在亞洲博覽館,而我自己主動請纓去那裡工作,之前都有個mission(任務)就是去駿洋邨,但因為很快已經滿額,我唯有等下一輪(的任務),而到了這一輪的mission(任務),因為我在那個pool(人選)裡面,(醫管局)就叫了我去。

這個檢測中心主要的工作是幫助來港人士、旅客,幫他們做一些檢測的工作,和採集樣本。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在亞洲博覽館裡做,我們登記,看醫生,幫他們留樣本,等候這個化驗結果,都是在亞洲博覽館那邊進行。但是因為亞洲博覽館沒有實驗室,所以我們要將那個樣本送出去。如果病人沒有事,當然就要遵守他的隔離令,如果有事的話我們就會安排他入醫院接受治療。

記者:當時在亞洲博覽館檢測的時候,也爆出在機場都有醫生中招(感染)的。

劉凱文:是啊,那個是衛生署的醫生。

記者:前線會不會覺得有一個危險性?

劉凱文:其實危險性是無處不在。那位中招(受感染)的醫生,他(的工作)不是直接接觸病人的,他只是負責簽署隔離令的衛生署醫生而已。很可能他在工作的期間,有些人過來查詢,然後這些飛沫就落到了桌子上,或者他碰到了桌子附近的物品。

而衛生署的一些個人防衛裝備又不是最高規格的,所以可能有一個感染的途徑存在,所以那位醫生很不幸的被感染了,而且那張桌子的距離也沒有1.5米,這是很肯定的。藉這件事情的發生,檢測中心也馬上做了一些補救的措施,加強感染的控制。我們和病人溝通的時候可以滿足1.5米的距離,起碼有兩張桌子的距離,所以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提醒我們的同事要時刻做好感染的控制,要做到零感染。

記者:在整個過程中,連你的家人都說,最好你別去?

劉凱文:當然,有的朋友或者家裡人,或者身邊的人都說:「其實劉凱文你不用去的,你在急診室做已經是高危了,你還刻意去亞洲博覽館幹什麼呢?」其實我覺得高危區、哪裡都需要人。既然我願意去接受這個新的挑戰,我覺得我就應該去做。同時亞洲博覽館也是一個比較偏遠的地方,如果有些同事不情不願的被偏配到那些地方,那麼遙遠的地方,又是新的工作環境,還要全身穿著最高規格的個人防護裝備(PPE),那麼可能工作過程也未必十分順利,所以我覺得如果我自動請纓去,可以免除這些同事們的擔心,所以也是一個很好的決定。

記者:說說罷工那一仗,我們看到很多的打壓都是針對醫護人員,甚至說要秋後算帳。你們在前線參與罷工的同事,包括你自己,有沒有受到一些壓力?

劉凱文:其實是有的,當然。我們參與了公會號召的罷工,其實是受到《基本法》的保障和《職工會條例》的保障。但是那些壓力當然來自於同事、輿論,甚至可能是病人,病人家屬或者其他與病人相關的組織。

其實我們罷工的初心,是希望政府能夠封關堵截源頭,令病毒不可以由海外進入本港,有一個圍堵的效果,減少未來的病人,當然現在的病人也很重要。如果我們不在這一個危急的情景下,去採取一些更加進取的措施的話,我們全香港人的全民健康,甚至公營醫療體系都會被這個不知名的新型冠狀病毒(中共病毒)拖垮。所以我們做出這個決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記者:你自己罷工到現在準備有意去參選,為什麼會做出這個決定呢?

劉凱文:其實我在衛生服務界嶄露頭角是在特首選委員戰,即2016年的時候。當時反對梁振英連任的聲音非常的強烈,我們有一幫30人的團隊,也是以這個目標為號召,希望可以反對梁振英連任,和要一個維護香港人利益優先的特首或特首候選人,所以我們就集結了這樣一個團隊,也有這樣的旗號。

同時我們在醫療體系中不同的崗位,不同的職系,我們還發現了醫療政策,甚至社會福利政策,或者院社政策,其實有很多漏洞,或者可以改善、改善得更加好的地方。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通過該次的參選,表達我們的政治訴求,反對梁振英連任,也希望通過參選特首選委來改善施政。

制度暴力收窄議員權利 爭取民主派35+

記者:現在的政治訴求是什麼?

劉凱文:現在的政治訴求當然就是「35+」,我想這是民主派的共同願望,因為我們看到近期,或者一直以來,議會的暴力不斷升級,議會的暴力指的是「制度的暴力」,制度的暴力使在任議員的議事空間、和他們的權利不斷地收窄,我們見到這個環境感到很痛心,也見到建制派很粗暴這樣漠視,甚至簡直使議事規則完全被摧毀。所以我們的宏願和共同願望就是35+,也就是民主派要35個或以上的議員在立法會。

記者:最近議會發生了很多衝突事件,包括內會主席的爭議,有很多泛民主派(議員)也有受傷的情況。如果你參選做了議員,面對議會裡這些制度暴力,你覺得那個角色應該是怎樣的?

劉凱文:我們見到民主派無論如何都要守護好議會的尊嚴,因為議會的議事項是議政,但最沒規矩、最不按程序做事的偏偏是主席,或者他欽點的內會主席負責執行選舉,我們見到是沒辦法去處理一些事,現在是這樣。擺明是霸王硬上弓,不按照議事規則來安排那個主席。民主派無極力去對抗這種不公義、不公平,所以可能要身體力行,不只是大聲疾呼就行了,可能無可避免地會有身體的碰撞,我們縱觀近幾個星期,議會有很多肢體碰撞,而這個肢體碰撞的根源就是那個制度暴力。

記者:據我所知有幾個泛民主派的新生力量都想加入這次的選舉,到時候怎麼協調?是否擔心票源會攤薄?

劉凱文:當然,無論如何我們都要以大局為重,因為「35+」是高於任何一個有意參加候選人的優先次序。所以我們會做些協調磋商等等,應該會初選,但是初選的安排,戴教授(戴耀廷)會在稍後的記者會再說,我把細節留給戴教授在記者會上分享。

記者:做醫務界到今天走到準備參選、積極參選,政治覺醒是什麼時候?

劉凱文:政治覺醒很早就覺醒了,我第一次自己主動參與政治是在03年,那時候剛考完高考,參與了「7.1」遊行,34度的高溫我都走完全程,沒有暈倒也算是厲害了,之後保持留意政治,或者一些事態的發展是怎麼樣的,比較近的是2012反國教,我都是很積極參與,雖然當時我已經脫離了中學年代,但是我都積極留意這些事。2014年就是雨傘革命,雨傘革命占領中環79日。

接著到了2016年,那個風雨飄搖的狀態,我的感受是比較深刻的,因為我很清楚記得2016年2月有個補選,新界東的補選,之後緊接著9月就有一個立法會的換屆選舉,7月是一個提名期,在這一次提名期的期間,是有不止一位的候選人因為他的政治理念而拒諸於外,不被參選的,這非常令人痛心。我覺得香港一個這樣文明的社會是不可以接受的,不可以因為他的政治主張而排除在參選之外,應該由選民用選票去做一個決定,哪一個做民意的代表。所以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很深刻的。

記者:所以都經過03年反對23條?

劉凱文:我是其中一位反對23條(的人),想不到我年紀這麼小也有幸參與。

中共永遠只指責別人 政治不可凌駕於專業

記者:現時關於教育都引起好多爭議,中共說這個教育教壞了很多香港年輕的一代,你自己怎樣看呢?這一班新香港人,為什麼他們和其它國家的青少年不同呢?在這次反送中運動中,年輕的一代都令全世界很重視。

劉凱文:其實中共的「主旋律」一向都是指責其他人的,永遠不會說自己是錯的,這當然我們都很耳熟能詳了。但是將這個矛頭指向教育,(中共認定)一定是教育制度出錯,一定是老師教錯了,一定是這些學生學壞腦的,我想這樣的指責並不是根據事實的。

香港是一個資訊相對自由的地方,也沒有互聯網的限制。這對於學術成就的孕育、對知識的探求是很重要的。而且教育還應該由教育的專業人士去把關,中共只是一個政權。為什麼它能夠做這些無理指控呢?我基本上是非常質疑的,不能讓政治凌駕於專業的,否則整個行業都有一個不能承受不可逆轉的惡果。

認真對待資料來源 影響到事物真確性

記者:在你成長的過程中,怎樣去辨別是非?因為你成長過程中中共已經將香港收回,它們的國民教育、紅色的利誘,一點一點的滲透到了社會裡,你自己怎樣去分清楚哪些事情是對的?哪些事情是錯的呢?

劉凱文:當然首先要很認真的看看資料的來源,因為資料的來源會影響到事物發表(出來後)的真確性有多少。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我曾經也有分享過一些fake news(假新聞),我也覺得自己很愚蠢,(所以)以後自己要警醒一些,其他人也提醒了我。我也曾經做過這麼愚蠢事。跌跌碰碰之下,自己覺醒了,要很認真對待每一個資料來源。

一國兩制蕩然無存 港人不再信任現政權

記者:香港年輕人是很不同的,對手足的感情還勝於家長。好多家長都不想他們衝到前線,也有很大的反對。但為什麼這種同輩之間的感情能令他們站得那麼前?

劉凱文:我覺得這樣的感情從兩方面產生的。第一,可能(年輕人)對香港已經沒有希望,我不敢說絕望,而是沒有什麼希望了。因為我們看到向上流動的情景,是基本上不會再出現了。還有林鄭月娥的政府,對年輕人是非常敵視的。搞青年事務委員會的人,全部都不是年輕人,他們都是四十歲以上的。我們對青年的定義是18至40歲,這樣如何聆聽年輕人的聲音呢?

除了對向上流動,或者對這個社會沒有什麼希望了,我覺得他們對香港的感情亦都是很深厚的。他們是很喜歡這個地方,他們才會奮不顧身,或者不理太多的勸阻,都要挺身而出。這個都可以在不同的反送中運動片段中可以看到的。

記者:很明顯他們都在喊「天滅中共」的口號,香港市民就將(天滅中共)寫在很多地方,這令很多看到人都感到震撼。

劉凱文:是的,我們看到這個口號,竟然很多不同年紀的人都掛在口邊。已經不是只局限在某個年齡層了,年輕人也有。

記者:你覺得這反映了什麼現象?

劉凱文:這反映了對現任的政府,很明顯是不信任的。我們說《基本法》承諾了,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但是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國兩制已經蕩然無存很久了。中共甚至在國際輿論之間說,一國兩制,甚至中英聯合聲明,已經變成一個歷史的文件。這件事情令我們香港人覺醒。嘩,歷史文件不是50年不變,50年都還沒過就和我們說這些話。那麼我們還會把「信任」投放給這樣的政權嗎?我們絕對會覺醒了。

(轉自香港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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