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餓死幾千萬為何未大亂?揭秘中共野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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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7年06月10日訊】毛澤東的「大躍進」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大飢荒」,餓死數千萬人。2011年,安徽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的一篇文章,揭露了安徽地方政府在「大躍進」前後的四種殘酷「維穩」手段。文章指出,如此慘劇卻未造成社會動亂,與當局不斷以「鎮壓反革命」為名野蠻控制社會有關。

毛澤東掀起的「大躍進」運動(1958-1962),特別是其中的「浮誇風」和「大鍊鋼鐵」,造成中國糧食大面積減產,而官方則按照虛報的產量暴力強征農民口糧,直接導致了慘烈的三年大飢荒(1959——1961),數千萬人因此餓死。



荒唐的「大躍進」,違背自然規律,導致糧食大規模減產。(網絡圖片)

資料顯示,大饑荒中的慘狀讓人不忍卒睹。無數人家絕戶,不少村莊絕村,甚至許多地區出現人吃人的慘劇。「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墓碑》第11頁)



三年「大飢荒」中多地上演「人吃人」慘劇。圖為「父食子」照片。(澧縣檔案館)

毛澤東在世時,一直將這場深重的災難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而事實上,那三年基本風調雨順,並無大的天災。

近年來,才有一些體制內人士敢於公開披露真相。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說:「國家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的慘像完全是我們黨造成的。」曾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則評述道:「高舉『三面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成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三年「大飢荒」餓殍遍野。(新唐人視頻截圖)

在中國古代,大災之後必生大亂,然而,全國大饑荒餓死了幾千萬人,卻並沒有出現人們預想中的「大規模的動亂」。2011年第4期《炎黃春秋》一篇題為《「大躍進」前後的社會控制》的文章,揭露了個中原因。

該文作者尹曙生,曾任安徽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文章主要總結了「大躍進」前後安徽地方政府控制社會的四個殘酷手段。

文章稱,「大躍進」時期對社會控制的第一個手段,是預先抓捕「潛在反抗者」。文章披露,1958年,毛澤東為了「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不受干擾,要求公安機關「把應該逮捕的人逮捕起來,把應該拘留的人拘留起來」。

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層層下達捕人計劃指標,對那些反抗抵制人,和暫時沒有反抗抵制而將來有可能反抗抵制的人,有可能犯罪和潛在犯罪的人,統統關進看守所、拘留所、勞教隊、集訓隊,不讓他們有反抗的機會。



三年「大飢荒」慘絕人寰。圖為飢餓民眾在剝樹皮充飢。(網絡圖片)

拘捕人不再是政法機關一家的事,中共黨委、政府、「人民公社」甚至生產大隊領導人都有權決定捕人、抓人,公社也可以組織勞改隊。

所以1958年到1960年三年時間,安徽僅公安機關正式拘捕的人就有17萬多人,集訓、勞教了20多萬人,比1950年到1953年大「鎮反」抓的人還要多。

縣裡、公社、生產大隊自己辦的勞改隊抓的人,比這還要多得多。比如定遠縣,不僅縣裡私設勞改農場,公社、大隊也有小勞改隊;全縣23個公社中,就有13個公社設了勞改隊,先後勞改了2,160人;縣勞改隊勞改了4,023人,死在勞改隊的就有1,280人。

這種無法無天的隨意關押群眾的行為,成了「大躍進」時期進行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

文章指,「大躍進」時期對社會進行控制的第二個手段,就是對那些出身好的農民,因抵制「大躍進」、抵制「共產風」、抵制吃食堂等等行為,給他們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和「壞分子」帽子。

僅據蕭縣、碭山、五河、鳳陽、無為五縣在1979年摘「四類分子」帽子時統計,就有3.7萬多普通農民在「大躍進」年代被戴上「壞分子」帽子的。

據安徽省公安廳1954年統計資料,安徽省一共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33.7萬多人。到1958年底,地、富、反、壞分子擴張到71萬多人。這就意味著在合作化、「大躍進」運動中給38萬人帶上「四類分子」帽子。這些被打入另冊的人,在農村任人宰割,也是餓死最多的群體。

到1979年中央決定為全部「四類分子」摘帽時,安徽只剩下29萬多「四類分子」,這就意味著死了42萬「四類分子」。絕大多數是在「大躍進」時期被整死、餓死的。



三年「大飢荒」餓殍遍野,許多人家死絕。(網絡圖片)

「四類分子」在農村是專政對象,反面教員,誰都可以任意欺辱。他們的家屬子女也受到種種歧視。為了不被戴上「四類分子」帽子,成為專政對象,農民即使有滿腔怨恨,也只好隱忍。但是,在被斷絕生路的情況下,鋌而走險者也並不鮮見,包括集體哄搶政府糧庫、殺傷無良幹部等。但是等待這些反抗者的必然是更殘酷的鎮壓。

文章表示,「大躍進」時期對社會控制的第三個手段,就是把社員死死控制起來,讓他們無可逃遁。

按照「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原則,讓社員們從事農業生產、大鍊鋼鐵、興修水利,幹部嚴格管理,勞動場所有民兵看守。公社社員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動自由。

有的地方男女分開住宿,夫妻不能過正常生活,稍有不滿者,即遭到批鬥,甚至戴上「反革命」、「壞分子」帽子,或送到勞改隊。

公共食堂普及後,社員家裡鍋碗盆勺被沒收,或拿去煉鐵,稍有反抗行為,動輒不給飯吃,逼得他們不得不就範。

文章指,「大躍進」時期對社會控制的第四個手段,就是廣設收容審查站,把逃難的群眾攔截、遣送回來,不讓他們有逃生的機會。

從1958年到1960年底,中共國務院、公安部先後發出4次通知和1次電話會議,要求全國各地,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讓農民盲目流入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響國家形象」。

安徽省委、省政府、公安廳,發過6次通知,1次電話會議,提出嚴格要求,對此項工作抓得不力者要受處分。

這樣,安徽就在全省城鄉、邊沿結合部,先後設立100多個收容遣送站;全省公安派出所隨時發現外流人員隨時扣留,送收容審查站收容遣送。據38個縣市不完全統計,三年中先後收容遣送40.8萬人。

有的人被收容後,沒有立即遣送,而是給收容單位幹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飽飯,還要做重體力活,加上打罵、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而沒能回家。僅宿縣1960年在收容審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員,長期不放,無償勞動,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給安徽省委轉來一封題為「探親記」的民眾來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親,被合肥市勝利路派出所莫名其妙抓進收容所,儘管他百般說明自己是來探親,而且提出親戚家庭住址、門牌號碼,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他才趁看管人鬆懈,逃跑出來。

接到中央轉來的信,引起省委、公安廳重視,派專人到合肥收容遣送站檢查,據對照花名冊的24,300名被收容審查的人員了解,有6,527人不該收容,佔總數26.8%(其實99%都是不應收容的——筆者)。

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須路過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親訪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購物的;還有的人就是合肥市的機關、學校職工、學生,因晚上看戲、到澡堂洗澡回去較晚,被當做外流人收容審查。

大蜀山收容點對不服收容、申述理由的人進行體罰,打死3人,非法沒收被收容人員現金2,537.53元人民幣,金戒指8個,公債券50元人民幣。

除了收容審查外,安徽省對社會控制還有一條「死招」,就是不斷地搜山,把民眾活命的一線希望也給掐斷了。

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區。在飢餓、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饑。省委指示公安機關,要不斷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壞」抓回來接受改造。

1958年5月,徽州地區8個縣抽調2,800人次,進行搜山行動,查出6,700外流人員。1958年7月12日省公安廳向省委報告說,1月至5月全省36個山區縣共查出外流人員25,613名。7月19日公安廳發出簡報稱:據15個山區縣市統計,在198個鄉鎮,71個(邊沿)結合處,11個新建村,76個山凹,115個山洞,查處外來人員72817人,其中有地富反壞分子2,914名。

1960年安徽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辦法救人,而是興師動眾,繼續組織人員大規模搜山。4月1日,「皖南地區第一季度清山(搜山)工作總結」稱:「共組織基層幹部、民兵、治安積極分子等60餘萬人,計搜查山頭448個,山洞2,426個,山窪7,607處,山沖447處,孤廟417處。」

此次搜山,「扣審反壞嫌疑分子1,606人,經查實有地主23人、反革命12人,盲目外流人員300餘人。」

文章指,出動60餘萬人次,搜查出所謂1,000多「反壞分子」嫌疑人,結果只有23個地主,12個反革命,他們沒有現行破壞活動,為了活命,為什麼不能到山裡找活路?而那1,000多群眾不是餓急了,誰願意到深山老林去風餐露宿?

文章最後總結,「大躍進」時期安徽餓死了那麼多人,同不斷進行以「鎮壓反革命」為名而野蠻進行社會控制,密切有關。

(記者雲濤報導/責任編輯:凱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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