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2月12日訊】一年一度的新年返鄉潮又開始了，周圍的很多農民工朋友踏上了返鄉的旅途，作為世界上最大的人群遷徙活動，每年新年返鄉潮都會帶來無數話題。雖然在新聞報道中新年返鄉潮洪流里的人們總是表現的興高采烈，但對為車票、假期、工錢糾結的農民工而言，新年返鄉潮是痛苦的告一段落，還是痛苦的組成部分？還真不好說，何況還有大量想走卻走不成的人坐困愁城。

深圳經歷了霸王寒流後，天空突然變得清澈了，白天的藍天白雲、夜晚的月亮星星都像是剛洗過澡的樣子，那麼明媚妖嬈地出現在頭頂上，真如久違的童年夥伴再度意外地相逢。常見的輕度霧霾是被冷風吹走了？還是受不住寒冷自己了斷了？

我知道一個極可能的原因，就是不少工廠這些日子停工了，污染的排放自然銳減。因為工人普遍要回家過年，而且生產任務也不是那麼充裕，許多工廠索性早早就放假了。想想北京當年驚世駭俗的艾派克藍，正是強行讓大量周邊工廠停工減排的結果，效果的確杠杠的。

從全國來看，北京畢竟是帝王之都，沒有可比性，一個全國政治中心的標籤，足夠吸附大量的權力資源，連霧霾都是全國最正宗的。上海一直是經濟中心，如今確保了金融中心的地位，優勢還將繼續。

深圳的名片是什麼呢？毫無疑問是科技、創新、活力，這也是深圳未來的基石。雖然部市協議給了深圳能為天下先的試錯權，但官員們越來越謹小慎微，寧願混著也不願冒頭，倒是民間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始終存在，無他，深圳是年輕人的城市。

早年的深圳，一到過年，便成為空城，那時大家只把深圳當做掙錢的舞台，親情友情都留在內地。現在已經大不相同了，願意在深圳過年的越來越多了。當深二代都已長大成人，深圳人對這個城市的歸屬感自然變強烈了，而且深圳冬天的氣候還真是舒服。深圳發展的總的勢頭應該是不錯的，儘管民生方面仍然問題多多，但經濟總量據說已經超過台灣，並且和香港在伯仲之間了。

如今深圳的主城四區難以再現過去「一到過年便空城」的景象，但原屬關外的一些區域，每逢春節，人還是呼啦啦地往內地涌去，返鄉比例之高也是很驚人的。我原來在龍華的大浪工作，那裡的五十萬人口中，本地人口不到一萬，絕大多數是農民工，他們遠沒有真正在這座城市立足，到了春節自然願意回到家鄉和親人團聚。保守估算，踏上回鄉路途的會超過一半人口。

深圳人口接近兩千萬，戶籍人口不到四百萬，很多在深圳工作或生活的人是漂浮在這座城市裡的，他們享受不到政府推出的各種只針對戶籍人口的社會福利，他們中多數人的身份正是農民工。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常常以深圳奇蹟作為註腳，而這奇蹟背後，那些面目模糊的來來去去的農民工，無疑勞苦功高，但是，他們究竟是怎樣一個群體？他們是否得到了足夠的關注？他們得到的回報合不合理？他們具體的痛苦又有哪些？

這些被這座城市常常忽略的問題，答案也總是語焉不詳。2008年的美國《時代周刊》意味深長的將深圳幾位農民工的形象作為封面人物，並稱讚他們拯救了世界經濟。這部分道明了真相。

農民工是改革開放的產物，也是中國經濟奇蹟的創造者。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農民工全面參與了這一過程，並形成了中國社會的一個龐大的主體人群。他們的總人數大約有兩億，他們從鄉村走向城鎮，幾乎承載了中國走向全球化歷程中的所有矛盾與苦難。中國未來要面對的城市發展、經濟轉型、城鄉關係、農村問題、改革路徑，都和這個群體息息相關，無論如何這是不應該也不可能被忽略的群體。

每一個輝煌成就的背後都是一連串的剝奪。

中國這三十年經濟奇蹟主要靠的是三駕馬車和兩個法寶，即出口、投資和消費三駕馬車，廉價的土地和廉價的勞動力兩個法寶。廉價的土地供應保障了工業化的起步和發展，廉價的勞動力促進了出口和參與全球市場競爭。因為土地國有的特殊國情，地方政府可以用極低價格徵收土地，轉而招商引資，而失地農民除了進城打工，實在也找不出更好的選擇。

由此可見，中國演變為世界工廠並沒有特殊性，所謂世界工廠其實是工業化以及城市化的一種潛藏物、一種結果，是對中國長期經濟停滯的一種補償效應，由前述的特殊國情加以催化而形成。但候鳥一樣來去的廣大農民工由於身份轉換環節的缺失，他們始終未能形成一個穩定的階層，缺少一個龐大群體應有的勢能。

一個農民變成了一個農民工，最簡單的理由當然是要增加收入。這說明，農民原來所依附的土地不足以提供生活所需要的產出。或者，權屬於國家的土地被國家拿走了。我自己作為外商代表參與過土地徵收，那個價格是農民不願意接受但不得不接受的。當花掉了本來不多的土地補償款後，他們成為赤貧的一群人，什麼指望也沒有，於是進城打工，用僅剩的身體作為原始本錢，與強大的城市資本尋找結合點，這種結合往往是不等價的。

缺乏學習和技能的打工者，選擇有限，往往成為流水線工作的一個環節，收入菲薄。類似這樣普通的打工者有一個收入曲線，它的峰值是在三十五歲前後，然後隨著家庭負擔增加、身體能力下降，收入也相應減少了。而精力和經驗最好的三十五歲前後，我所在的深圳某區的平均數值大約是四千五百元。

看看深圳的房價就知道了，即使這樣的收入也完全無法在城市立足。怎麼辦呢？回去嗎？鄉村已經衰敗，很多地方只剩下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農村經濟必要的活力和人際鏈條如果斷裂，回到農村也很難找到出路。不管農民工如何認為自己和農村有強烈的關聯，但回到農村能有的選項總是相當之少。

農村已經被掏空了，金融體系和市場空間的制約是決定性的，當大家一致遠離之時，重建鄉村多半是紙上談兵，「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鄉村」成為每個農民工心底最深的無奈。

我和幾位有志於鄉村建設的學者聊起現在的農村，「凋敝」、「敗落」，都是出現率很高的詞。傳統鄉村結構早已經失去了內在的堅韌和穩固，經濟的脆弱加速了鄉村的衰敗，一場小小的變故便足以摧毀一個看上去本來還行的家庭。

朋友提供的眾多報告中，劉燕舞的《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最是不忍卒讀。農村老人的一生，就是在使勁消耗自己去完成對家庭的義務。悲哀在於，半生的勞作，也僅僅能維持一種最簡單的生存，並沒有留下半點養老的資本。當成為風中之燭，病痛、貧困和寂寞就是三個催命的小鬼。洞庭湖平原和江漢平原，是自殺率極高的地區，尤其是老人自殺率，已經遠遠高於一般水平。

殘酷的現象如此普遍，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那些自殺老人面臨生命終點的坦然和平靜。連鄉村醫生對生病而自殺的老人都漠然到不覺得算是自殺。一個在外打工的兒子請了七天假，看望病危的父親，發現父親沒有要死的跡象，兒子問父親「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請了七天假，是把辦喪事的時間都算進來的。」父親隨後自殺，兒子趕在一周內辦完喪事，回城繼續打工。

農民工其實是個很奇怪的詞，到底是農民還是工人呢？答案是，既是農民，也是工人；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很多農民工在城市遇到困境時，會一氣之下捲鋪蓋走人，田園將蕪，不如歸去，看上去還有點豪邁。

但是回去沒多久，他們又回來了，因為他們早已不是農民，他們的青春獻給了城市，所學到的技能只能適用於城市的工廠。可城市對他們的接納十分有限，於是做成了一鍋夾生飯，呈現出的是一種矛盾交叉的模糊狀態。

工廠對工人的利用有很強的時間性和階段性，有的工廠常年招收工人，一茬茬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進入工廠。由於絕大多數農民工不懂技術，因此流水線作業的工廠最適合這類人群，工廠無需為工人做過多的職業技術培訓，你只要能長時間不斷重複一個固定動作即可。

於是，當你成為工廠最好用的員工的時候，當你認為憑自己的能力可以要求漲薪或勝任更重要的崗位時，你要知道，你在這家工廠的好日子可能就到頭了，因為你的工資已經上升到了工廠所能承受的人力成本的臨界點，接下來，作為企業主很可能寧願招聘新人取代你，以實現降低成本的目的，也不願看到一個「心生雜念」的你繼續出現在生產線上。

在這種職業環境中，作為個體的你不可能擁有一個正常產業工人對未來相對穩定的預期。如果不幸失業，而且自己年齡又偏大，你再去其他工廠求職，很多工廠也不會歡迎你了。

我的一位廣西籍年輕朋友，曾經因為下雨天冒險救人受到很多表彰，成為了著名的青年榜樣。他在深圳打工十餘年，始終拿著很低的工資，去年十月份準備回家開車或搞汽修店，但十二月份我就又見到了他，還是找了一家工廠打工，還是拿著不多的工資。

我沒問原因，因為我對這類現象也習以為常了。他的已經年邁的父親，在一個城中村做環衛工作，老人太老實，曾經因為包工頭亂扣工資，我去幫他主持過公道。近聞他父親染病，我能想像到他面臨的壓力。我不知道他們的未來會有怎樣的轉機，但目前的現狀真不樂觀。我每次和他談起這些，他的態度都很淡然，他對未來沒有太多幻想或是慾望，對個人命定的困境總能習慣性地承受。他總是歪著嘴角略帶羞澀地微笑，我卻感到這種命定的生存多麼殘酷！

這幾年發生在貴州畢節等地留守兒童身上的慘劇，接二連三地折磨著我們的神經。這是大量農民工進城的代價之一。我去年十二月曾去畢節走訪了解相關問題。當地的陪同官員告訴我一個事實，現在的留守兒童容易出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的父母原本也是留守兒童。這正是一系列留守兒童問題的癥結所在！他們所得到的人生經驗就是：進城打工，往家裡寄錢，養活孩子。

他們在小時候因為父母進城打工，自小沒有父母的陪伴、關愛和教導，難以獲得愛的能力，這種愛的能力並不會隨著自己為人父母而自然而然地產生，所以根本不知道怎麼關愛、教育自己的孩子。親情上的缺失是無論多少外部力量都難以補救的。

愛的荒蕪的代際傳遞，是留守兒童悲劇故事的始作俑者。對比城市家庭的孩子，另一種看不見的差距，已將城鄉差距的鴻溝越拉越深。貧窮也在一代代傳遞中固化，長大成人的農村孩子，隨著生存的壓力變為現實，不可避免要重複父輩的命運，走向陌生城市，重複父輩的打工生涯，結婚、生子、製造留守兒童，就成為了事實上的輪迴。

三十年經濟發展，中間填充了兩代農民工。第一代和土地還有連接，第二代則可能是以留守兒童的身份長大，雖然學歷普遍要高一點，但是和農村的關係已經疏離了。農村和城市不僅僅是物理空間的分割，也是一種心理層面的割裂。

第一代農民工到城市打工，目的是明確的，不是來生活，只是來掙錢的。掙到錢才能在老家蓋房子，改善家人和保障自己將來在農村的生活。所以別說什麼勞動法，如果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能增加一些工資收入，多數農民工都會樂意。但有一個很容易被人們忽略的問題是，在城市長期打工生存，城市生活對農民工思想的衝擊和行為習慣的影響都是十分強烈的，原本的目標會發生游離和改變，再回到農村，也不會像當初所計劃的那麼自如了。

所以到了第三代農民工進入城市時，他們的想法已經和第一代和第二代大為不同，他們的終極目標已經越來越傾向於融入城市、留在城市，實現自己身份的徹底轉變。再度回到鄉村，要麼是放假探親，要麼是在城市裡真的走投無路。然而大多數情況是，要實現個人身份的轉變，往往困難重重，於是壓抑和憤怒相伴而生。

這很難說是進步還是異化。每一個走向城市的農村青年，我相信是帶著很多青春夢想的，是以期待的心情進入城市的。即使被擠壓後的微薄收入可能比在農村時已經好上了很多。他們的自由是主動放棄的，當用身體的自由換來收入時，或許還會自豪。相對貧窮固然是其選擇外出的理由，另外一種情況也大量存在。

我接觸過不少看上去還很稚嫩的女工，他們都已經早早結婚有了孩子，而撫養孩子是她們應付不來的事情，外出打工是他們逃避養育孩子的最好借口。作為大工業背景下的生產者，在體會到現代化的炫目的同時，也會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的分配上的巨大差異。大城市的鮮衣怒馬歌舞昇平，和同在一城的農村工好像無法產生太多關聯，日子對農民工而言，更多的是單一、嚴酷的生存，是無法逃避的命運和選擇。對年輕一代農民工，由興奮到迷惑到憤怒到麻木，已呈現出常態化的過程。

我們很容易從人群中辨認出農民工，不是因為衣著，事實上這個差距越來越小。我爬過幾次深圳福永的鳳凰山，那裡是農民工特別集中的區域。十年前我僅僅從衣著就能分辨出他們，現在要分辨，更多的是從精神面貌和行為氣質上。那種深入骨髓的自卑、隔膜和異質化，仍然能清晰地表現出他們的身份，且這種特點具有共同性。

世間有上帝規則和魔鬼規則，上帝規則要人解決問題，魔鬼規則教人給問題以合理化解釋。中國很有錢，他們卻總是匱乏。無數的財富、機會沒有多少途徑流向他們，但社會的常見問題，諸如企業拖欠薪水、信仰危機導致的價值觀混亂、

基層執行計劃生育的粗暴和失責，甚至暴力犯罪和無所不在的欺詐陷阱，卻總是優先惠顧這些普通的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庭，種種無聲的悲劇最後總是通過方方面面衝擊他們的日常生活，似乎也唯有認命，才能平復內心的縷縷傷痛。

由於農民工群體的鬆散性，他們無法有效完成從自在到自為的過渡，因此他們群體雖然龐大，但這個群體的力量和話語權微乎其微，農民工在成為經濟發展墊腳石的同時，也是受到的壓榨和盤剝最多的群體。

工會當然只是虛構的存在，政府也不大可能主動承擔責任，在教育、醫療、住房保障方面，鮮見優先考慮他們的，農民工幾乎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當經濟下行，很多工廠老闆悄悄跑路的情況出現時，最受傷害的就是這個群體。

農民工群體遇到的最突出的問題，是工傷、職業病、欠薪和社會保障問題，這裡排名不分先後，但每一項的背後都有大量愁苦的面容，他們因此而陷入困境甚至被推向絕望。我接觸過不少受此困擾的個案，在此不列舉具體的例子，只說說整體的狀況。

先說說農民工的收入。

深圳2015年的平均月工資是7261元，這在全國已經名列前茅了，從理論上說，最低工資應該大致是平均工資的40%，也就是說，深圳的最低月工資應該在2900元左右，但深圳2015年的實際規定的最低工資是2030元。儘管如此，也已是全國最高標準了。但這裡有被誤導之處，這個最低工資是把勞動保險、福利待遇也算進去的。

而緊跟其後的上海，最低工資是2020元，卻是已經剔除了這兩項，所以實際收入明顯要高出不少。最低工資的消極作用有兩種，一是有些處境困難的企業支付不起這樣的人力成本，如果沒有這項限制，或許還能靠低工資勉強存續。二是成為了企業老闆不加底薪的理由，對一些工友來說，底薪不調，等於沒加工資。最低工資不斷增加是事實，但實際購買力不斷下降也是事實。

深圳特區成立35年，房價漲了28倍，最低工資僅僅漲了8倍。跟房價賽跑，遠遠地被落在了後面。房價如此飆升，房租水漲船高，「長安居大不易」的感受更為強烈。買不起房，真的不是他們不努力。

我有個2014年的數據，深圳產業工人該年的平均每月收入3316元，平均每月加班60小時。2015年整體工資略有提高，加班則略有減少。農民工的結構正在發生改變，新一代的農民工自我意識有所增強，對社會的參與度也在加深。現在年輕一代的農民工，花錢的地方遠比上一代要多了。別的不說，智能手機的普及，每月就會增加不少支出。

由於觀念不同，很多年輕人，對個人的生活空間會有更多的要求。他們不願意住在擁擠的工廠宿舍，喜歡離開廠區，租住城中村的住房，而房租的壓力，擠壓了他們原本不多的可支配收入，如果再有些愛好，或者談了對象，真存不下什麼錢。當然，他們多數也並沒打算回家蓋房。

對於在城市裡打工的農民工，職業教育和安全教育均嚴重不足，如果工作環境本身安全防護投入不夠，必然會危機四伏，就只能自求多福了。當一個農民工不幸遭遇了工傷，導致傷殘甚至死亡，尋求補償的道路往往艱難而漫長，且多半無法獲得滿意結果。

這裡既因為農民工自身缺乏相關知識，更因為法律救助、制度保障的嚴重不足。

去年中秋節，我們給正在住院的一些傷殘工友送月餅，得知他們中的多數人在受傷後，都沒有獲得工廠正常的補償，有的連醫藥費都不管。我有個朋友，本身是企業高管，很想調查一下本地區的因工傷死亡者的善後情況，卻發現完全無從入手。因工傷死亡的案例雖然不少，但由於都是外來的農民工，悲劇發生後，無論處理結果好壞，他們都會離開這個傷心地，很難再找到相關親屬進行調查。

生命在他們眼中，似乎並不具有特別的意義。活著已經足夠卑微，幸福彷彿純粹來自生命的本能和慣性；死去，也是命該如此夫復何言？這種無聲的悲劇並不會引發人們心中的太多波瀾。就像《呼蘭河傳》中蕭紅寫的「生老病死也都是一聲不響默默地在辦理」。

在廣東，塵肺病、化學品中毒、雜訊聾三類職業病一直是高發的，這裡的配套防治系統是很弱的。從統計數據看，廣東職業病發病數5年上漲了7.3倍，但我的直覺，這類統計僅供參考，是很不精確的。職業病存在一個潛伏期長，責任難以認定的問題。農民工在危險環境中工作，卻對面臨的危險缺乏足夠的認知，也沒有相關協議的保護，加上工作周期不穩定，往往直到發病時再去追究原因，已經很難得到滿意的結果。而如果在多個企業里工作過，或者離開可能造成傷害的企業時間太久，最後自然不會有企業來承擔患病者高昂的醫藥費用。

我在慈展會上遇見了「大愛清塵」公益項目的創始人王克勤，他介紹的情況令人吃驚。塵肺病人多數由粉塵密集的工作環境導致，發病時呼吸困難十分痛苦，而我國，這樣的病人在六百萬以上，普遍缺少治療，他們幾乎都是農民工！

欠薪同樣是個沉重的話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或不記得去年被太原警察王文軍扭斷脖子而死的討薪者周秀雲了。周秀雲原本在一家房地產商的建築工地打工，讓人憤怒的是，警察沒有為被欠薪的農民工主持正義，反倒成了地產商的打手。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下，增速變緩，出口減少，光是東莞，去年就倒閉了四千家企業，深圳的數字也很可觀。從年頭到年尾，因欠薪導致的群體事件時有發生。當討薪團體找不到老闆時，就會找政府，政府通常會依照維穩事件處理。在工會形同虛設的情況下，民間的勞工公益機構應運而生，這些機構並非都宣傳維權，有些只是普及勞動法和相關法律知識，但他們並不見容於當局。

最典型的就是佛山的南飛雁社工機構，機構的四名工作人員均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捕，目的無非是殺一儆百。在勞資衝突中，政府更願意站在資方一邊，再度坐實了農民工的弱勢群體地位。

在深圳，有很多第一代農民工即使兩鬢斑白，還要繼續打工糊口，歸根結底是打工多年，用人單位卻不依法購買社保，導致他們老無所養。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五險一金占工資比例偏高，在低收入人群里，這個比例可以達到40%到50.%。因為繳納數額大，企業主消極對待，農民工也有較多的短期利益考慮。政府制定社保政策時，幾乎未考慮對低收入人群的影響，收入本來微薄，一半拿去交保，其中的不合理顯而易見。

對比公務員的社會福利保障，真不敢說共戴同一片藍天。德國等國家在福利政策方面有針對低收入人群的特別照顧，只可惜不符合中國特色，沒法借鑒使用。其他諸如同工同酬、規定享受的津貼難以落實等問題也所在多有，這裡就不一一贅述了。

農民工的形成，當拜中國特有的二元對立戶籍制度所賜，這差不多是根本的原因。從國際範圍來看，全世界僅僅只有中國、朝鮮和貝南三個國家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都普遍實現了居住和遷徙自由。我國把戶口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公民的遷徙一直受到嚴格管制。

用行政手段控制人口遷移的「戶口遷移制度」，雖然明顯違反了憲法規定的公民平等權利。，但習非成是，習焉不察。幾十年的城市化運動，也可以看成是城市從農村抽血的運動。農民從被土地束縛到與土地背離，其過程充斥了戶籍制度帶來的荒謬與不公。

「新形勢」下，「農民」這個詞本身也不再那麼準確了。按說農民是擁有土地並以土地出產為業的群體，但事實上，城市化造成了大量的農轉非人口，也造就了兩億農民工。他們顛覆了原來的二元認知體系，帶來了概念的紊亂。有農轉非了繼續在農村務農的，也有長期在城市生活卻一直保持農民身份的。

像深圳這樣的移民城市，如果僅僅就戶口說事，說有一千萬農民真不必大驚小怪，但它還是城市，而且是發達城市。只是，這個城市已繁榮至此，為農民工做的實在是太少了！

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在農民工最集中的地方，草根狀態的公益機構也像雨後春筍一樣密集湧現，說明社會有需求，而民間在行動。農民工要解決城市融入問題，要面對能力升級問題，還有精神健康問題，這些都讓公益機構有了著力點。

我所混跡過的某公益機構就長年為這些問題的改善而辛苦奔波著。當下的公益機構，生存和發展普遍艱難，一方面政府始終對這些機構不放心，另一方面被服務對象也未必理解或不大相信這些機構的實際作用。如同在崎嶇山路上負重前行，艱難和低效容易產生放棄的念頭，因此公益機構人員穩定性極差，能堅持下去的都是真正有大情懷的人。

儘管長期在這類公益機構工作，人格被異化的可能性時時存在。一邊是政府非不能為而實不為，另一邊是公益人士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就是社會現實的弔詭之處。

政府的公信力問題經常遭人詬病，有時是樓作樓殆。我剛經歷的一件事就是一個例子。去年十二月底，龍華某街道一官員告訴我，新年返鄉潮辦將為農民工做件好事，報銷轄區內一定數量返鄉過春節的農民工的來回車票。我大喜過望，馬上在截止時間前將一批報名者的詳細信息發送過去，希望他們能拆一個政府派發的大紅包。但沒過幾天，忽然接到領導電話，說活動取消，原因是怕出安全事故，我只好給那些眼巴巴等著沐浴皇恩的孩子一一道歉。但事後想想，政府提供的這個理由，是不是太隨意了？整件事是不是太無厘頭了？海燕吶，你就長點心吧！

經濟下行的形勢帶來了農民工普遍的憂慮：工作越來越不好找了，未來很渺茫，生活沒希望，失業了該怎麼辦？如果製造業持續倒閉乃至崩潰下去，屆時將有幾千萬人口失去工作，數百萬家庭陷入生存危機。

如果「穩定壓倒一切」是政府眼中的大局的話，面對這樣一股潛在的來勢洶洶的失業潮，再像過去那樣視而不見，甚至封鎖信息，誰露頭就打壓誰，恐怕終究會釀出大禍，唯有採取大禹治水，變堵為疏才是良策。農民工的權益得到保護，才能真正穩定。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果，他們沒有享受到多少，就是對他們最大的不公。中國的每一個城市，都虧欠了農民工這個群體。

說到農民工未來的出路和可能性，學者、專家不約而同地提出一個方向：市民化。但此間事體，總是知易行難。深圳發展多年，戶籍人口增長如此緩慢，無非是怕新增加的人口影響了原戶籍人口的福利，何況千萬之數的農民工，總是被有意無意形容成洪水猛獸，他們一旦融入城市福利體系，難免要引來既得利益者的心不甘情不願。

然而，福利平等是天道，生為農民不是過錯，但貴市政府願意去做嗎？可能去做嗎？也許，戶籍制度的壽終正寢才是王道，但那恐怕更遙遙無期了。

「你只要有夢想，只要個人努力奮鬥，就一定會幸福！」電視里總是這樣告訴我們，這一鍋濃濃的雞湯灌下去，卻並不能融化現實世界堅冰築成的藩籬。同城待遇、養老、住房、打工子弟教育平權等道道高坎，跨越談何容易！

雖然鳳毛麟角，但不排除確有在城市成功立足的一些人，但他們還在農村的家庭會給他們的生活籠罩大面積的陰影，這是蝸牛的殼，無法卸載。只要還有家庭成員處於不幸和痛苦中，這逃脫的個別就不可能安然享受生活本該有的輕鬆和愉悅，也難以真正和城市水乳交融。

供應側改革也好，需求側改革也罷，看上去很美，聽上去不錯，但很遺憾，都是治標不治本。癥結所在，其實就像新疆人的一句口頭禪：簡單的像個一。但大家看破不說破，總是一笑而過。依我淺見，如果有一天，農民工真能輕鬆融入城市，必會帶來中國經濟的巨大增長，只是目前還看不出有此可能性。

因此，請不要忽視甚至鄙視農民工，也許他們讀書少見識短，也許他們素質真的差，但這是起點的不公平造成了如今的現實。難道僅僅生在城市就值得自豪和自負嗎？某種角度看，他們的命運也是我們的命運，甚至就是這個國家的命運。

袁立公開對參加今年打工春晚表演的女農民工說：「工人不要有抱怨！」周立波則更加高調地對農民工說：「你們要感恩！要感恩老闆！」這是電視傳媒的輿論導向還是所謂城市精英的集體下意識？我很想罵人。

我們都太習慣於用身份、學歷、戶籍甚至家庭背景、社會關係去判斷一個人，這種環境下，我們誰有資格奢言道德和素質？

中國近六十幾年，最大的不公，是對農民的不公。

如果農民和農民工的遭遇不能改善，如果城市始終只是對農民工加以利用、用後即棄且棄如敝履，則進步和文明離我們仍然很遠。城市經濟繁榮背後是農民工流失的血汗，農民工把自己化身為機器的一部分付出的代價有人計算嗎？工人有無工傷？家庭是否分離？幾代人打工一輩子後有沒有可能在城市買到一處僅可容身的房子？這些，嫵媚的周立波們在意嗎？我希望有一天，他們和我們一樣，對生活的城市有踏實的歸屬感，而不再總是過客。

農民工問題歸根結底也是三農問題。每年年初，中央的一號文件習慣性地會圍繞這個問題出台，這是一種姿態。十幾年前，有個著名學者發問：「改變農民的命運究竟是靠應急的政策還是更需要社會體制、政治體制的配套改革？」

遺憾的是這個問題至今不見有人給出滿意的答案，現實離這些問題中的目標反而有漸行漸遠的感覺。每念及此，我心如墜冰窖。

但我仍然相信，再冷的冬天都會過去的。

文章來源：《新民學社》微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