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友」沒有「敵」 蘇東坡的高風亮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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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的人物,沒有哪個人能像蘇東坡那樣,無論古人還是今人,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無論陽春白雪還是下里巴人,都齊了心似的喜歡他。喜歡他的詩詞,喜歡他的文章,喜歡他的書法和繪畫,甚至烹個菜都要美其名曰東坡肉、東坡魚、東坡豆腐,可見喜歡到骨子裡去了。其實,人們最喜歡還是他的為人,雖然一世為官,卻沒有傳統官僚的世故,一世為文,卻不見世俗文人的虛假。

蘇東坡遇不平,傾吐不快

國人歷來強調「人貴直,文貴曲」,但蘇東坡卻背傳統而自任,無論對像是誰,凡遇不平,不吐不快。同僚石介曾作《三豪詩》,對石延年、歐陽修、杜默三人的才華極盡讚譽,說石延年豪於詩,歐陽修豪於文,杜默豪於歌。石延年、歐陽修才氣卓絕,冠以「豪」,可謂實至名歸。杜默特別愛寫詩,但詩才拙劣,其詩多不合格律,常常鬧笑話,以致後人把因言事不合格者比喻為“杜撰”,杜者,杜默也。蘇東坡讀過杜默一首《送守道六子詩》,詩曰:「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推倒楊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這樣形同白開水、毫無韻味的詩才也被石介列為文壇「三豪」之一,蘇東坡深感反胃,忍不住打趣說:「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蘇東坡還把這件事記錄在自己的隨筆集《志林》中,廣為流傳,聞者無不笑倒。

在提出自己的意見時,蘇東坡從不懂得「為尊者詩諱」這一讓人明哲保身的「官箴」。歐陽修是發現蘇東坡的伯樂,步入仕途的老師。歐陽修寫了一篇《朋黨論》,蘇東坡不認同其中觀點,隨後就作了一篇《續歐陽子朋黨論》。老師說,君子有朋,小人無朋;為人君者,當退小人之朋,用君子之朋,則天下太平。蘇東坡卻說,「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心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與老師的觀點針鋒相對。

蘇東坡提建言,不管尊卑官職

蘇東坡率性剛直,言事不闢斧鉞。宋神宗上台後,面對外憂內患,心急如焚,振興國力的願望非常迫切,便啟用王安石,推行「熙寧變法」。王安石屬於激進的改革者,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動改革的力度空前,還說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這種驚天之語。蘇東坡在一次宋神宗召見時,實話實說: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意思是改革不是簡單的加減法,要循序漸進,不能操之過急。他對激進的改革進行批評,讓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不高興。於是,他們把蘇東坡安排到開封府當推官,讓他靠邊站。

然而,即使是面對排擠,蘇東坡依然故我,特別是對青苗法,提出了直言不諱的批評。 青苗法,簡單地說就像由政府成立一個「農業銀行」,農民春種時藉錢買種,秋收時還本付息,其目的一是抑制土地兼併,二是為農民提供生產資金,三是政府創收。然而,這一表面誘人的政策,在執行中卻由「不許抑配」即農民自願演變成了強迫貸款,由幫助資助生產與政府創收兼顧變成了政府創收和官員謀利,導致許多農民債台高築,有的甚至家光業盡。

蘇東坡了解實情后,連續向皇帝上了《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神宗皇帝書》,細數「青苗法」在執行中對農民造成的傷害。王安石知道後,十分惱怒,不久便指使御史彈劾蘇東坡,蘇東坡從此開始了貶官生涯,由北至南,由富庶之都到不毛之地,越貶越遠,最後,六十一歲的他,還被貶至茫茫海外的瓊州(今海南省),足見人貴直中的直字是多麼的昂貴,因為這個字,蘇東坡付出了一生的代價。

蘇東坡的高境界,達觀、不忮不求

不過,蘇東坡雖然因為剛直而屢遭厄運,但他的境界高就高在,他只對事不對人,從不記恨那些給他使過絆子的人。王安石,以及後來的宰相章惇等人,都曾排擠或陷害過他,但蘇東坡對他們個人,卻從來都沒有表露過絲毫的怨恨或憤懣之情,後來甚至還與王安石詩酒唱酬,成為了朋友。這說明,在蘇東坡的人生字典裡,沒敵而只友,蘇東坡只恨那些可恨之事,具體到某個人,他卻從來不放置心頭的。對於起起落落的仕途,蘇東坡也坦然自若,順流快慰,逆流也不悲苦,正如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所說:「他(蘇東坡)一直卷在政治漩渦之中,但是他卻光風霽月,高高超越於苟苟營營的政治勾當之上。他不忮不求,隨時隨地吟詩作賦,批評臧否,純然表達心之所感,至於會招致何等後果,與自己有何利害,則一概置之度外了」。這就是蘇東坡,真誠,剛直,達觀,一個曠世絕代的真名士。

──轉自《看中國》

(責編: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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