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8月06日訊】近半個世紀前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那場裹挾著血雨腥風的「文化大革命」被歷史學家稱為「十年浩劫」。這場由中共前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一手發起並主導的政治浩劫，讓瘋狂崇拜毛的中國人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原《炎黃春秋》總編楊繼繩在他撰寫的一篇反思「文革」的長文中提到了一個事實：中共元老葉劍英曾在中共高層的一個會議上，披露了文革中遭受迫害而死亡的人數——逾2百萬人非正常死亡，逾50萬人失蹤。可謂空前絕後、駭人聽聞。楊繼繩認為，這場浩劫的起因，並非單純的中共最高層的權力鬥爭，而是基於中共政治信仰的「道路之爭」。
2013年11月30日，楊繼繩在《記憶》第104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道路•理論•制度——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的反思長文。文章著重討論了文革產生的深層次原因和中國人為文革付出的沉重代價。
文章提到一個足以給所有人帶來強烈震撼的歷史細節：葉劍英在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1）規模性武鬥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萬幹部被批鬥，302,700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115,500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農村有520多萬地主、富農（包括部分上中農）家屬被迫害，有120萬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5）有1億1,300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557,000多人失蹤。
文章這樣描繪：文革像「巨大革命畫卷的縮微」，開始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動反潮流，破壞舊秩序。舊的秩序破壞以後，群雄蜂起，你爭我斗。今天這一派得勢，明天那一派掌權；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戰友，明天的仇敵。文革也像錢塘激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動。每一波都是多種力量互動的結果。每一波都有一批人被政治惡浪吞沒，直到全民被政治鬥爭拖得筋疲力盡。
為何在中共建政僅僅十幾年的時候，就在中國發生了這樣一場充斥著暴戾與血腥的空前絕後的政治浩劫呢？
楊繼繩認為，這場巨大政治災難產生的根本原因，要在文革前的17年的制度中、當年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道路中尋找。
有一些研究者認為，文化革命純粹是一場權力鬥爭。是因為劉少奇收拾大飢荒的殘局取得了成效並在黨內贏得了威望，使毛澤東大權旁落。於是，毛就發動文革來剝奪劉少奇的權力。
但楊繼繩認指出，事實並非如此簡單。不可否認，文化革命中充滿了權力鬥爭，而且權力鬥爭的野蠻、黑暗、殘酷，表現得淋漓盡致，但在權力鬥爭的深層，還有中國應該「向何處去」的道路之爭，權力是實現政治道路的工具。
文章表示，在「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上，毛澤東以馬克思那套共產主義的理論為指導，為了建成他心目中的社會主義，他試圖用強權來改變人性。所謂「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閃念」，其實就是扭曲改造人性，為毛心目中的烏托邦清理基地。
文章寫道：「社會主義理想在幾百年的實踐中處處碰壁，沒有成功的先例。社會主義在中國也是一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毛澤東不從社會主義這個烏托邦的本身中找原因，而歸罪於『修正主義』，歸罪於『階級敵人』。毛搞階級鬥爭就是為他建立這種烏托邦掃清道路。」
楊繼繩認為，毛澤東按他選擇的政治道路所指引的「中國道路」，在大飢荒年代已經製造了人間地獄，而為這條道路掃清障礙的文革，又再一次製造了人間地獄。這就像英國著名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在他撰寫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對烏托邦主義的論述——「即使懷抱著建立人間天堂的最美好的願望，但它只是成功地製造了人間地獄——人以其自身的力量為自己的同胞們準備的地獄。」
楊繼繩在文章中寫道：「毛澤東選擇的政治道路有著明確的意識形態背景。在文革中，這種意識形態鼓動起狂熱的群眾運動。全民的瘋狂、對政治賤民和不同觀點的人的空前兇殘，是因為意識形態迷惑了全體民眾，毒化了整個社會心理，否定了傳統道德。」
文章表示，中共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通過教科書、報紙、會議等一切形式，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向每一個中國人灌輸中共的意識形態，對與官方不一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對外來思想嚴密封鎖，使得官方意識形態控制了每一個人的頭腦，指導每一個人的行動，充滿了全社會的整個話語體系。正是由於官方意識形態滲透到中國人的靈魂中，很多人當年都是懷著極大的政治熱情參加到文革中的。
「意識形態不僅使單個的人對政權心悅誠服，還造就全社會的群體意識。社會群體意識鼓動著成千上萬的人向著意識形態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這個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會被浩浩蕩蕩的狂奔群體踏成肉泥。」文章這樣寫到。
文章分析，中共的意識形態認為，人類的歷史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而按照這個意識形態的認識，地、富、反、壞、右、國民黨「反動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等，都應當被清除。
因此，在這個意識形態的指導下，只有階級情分，沒有私人情分。「親不親，階級分」，背後告密和當面揭發不僅是必要的，還是光榮的。兒子出賣父親、妻子出賣丈夫是「大義滅親」；學生打死老師是因為「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人們在屠殺「政治賤民」的時候沒有任何負罪感。
「這種意識形態把人性中兇惡的一面全都煽動起來了，還穿上了崇高而正義的外衣。」
文章表示，在文革中無論是高級官員還是大知識分子，雖然自己被批得體無完膚，但還要爭先恐後地批判他人。他們在被逼自殺時，還要留下向毛澤東表忠心的遺書，要求子女聽毛主席的話。在那個年代，中共的意識形態已經成了宗教，毛澤東就成了向全民佈道的主教。在文革中常見的萬人集會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大手一揮，廣場上就掀起狂熱的浪潮。
在意識形態煽動起來的狂熱的群眾運動中，人們沒有個性，也沒有理性。「只要他們公認的領袖發出號召，千百萬人會真誠地、奮不顧身地、爭先恐後地做出種種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兩軍對壘，忠厚善良的人會血口噴人，正派廉潔的人被輿論壓迫得承認有罪，濫殺無辜被認為是『除惡務盡』。在做這些荒唐事時，最謙和的公民會變成最野蠻的暴民。不管這些人在群體行動中如何殘暴，然而他們都是專制者最為恭順的臣民。」
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事實》記載：1984年5月，中共當局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多個家庭整個被毀。
這組數據與葉劍英披露的數據有所差距，雖然文革中受害的準確人數不確切，但可以確切地說，文革對中國來說，是一場大劫難。
文章最後寫道：「二十世紀人類的實踐使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大廈轟然倒塌。中國的大飢荒和文化大革命破除了中國人對它的信仰。但是，這個意識形態留下的精神垃圾還沒有清除。以這個意識形態為旗幟的官僚集團、把這個意識形態當作精神支柱的人們，還在倒塌的廢墟上留連不舍，企圖用廢墟上破磚爛瓦來恢復它昔日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