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智官:醫生的尊嚴哪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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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期。

老友的兒子小剛今年高中畢業。小剛在市重點中學學習,成績一向很好,老友夫婦一直為兒子驕傲。不料,在報考大學問題上老友夫婦和小剛產生了對立。小剛要報考醫學院,立志當醫生,而老友夫婦堅決反對,說報啥專業都可以,就是不能報醫學院。

說來不可思議。老友夫婦都是市級醫院的副主任醫師,按說父母一般都樂意「子承父業」,老友該為小剛的意願欣慰。不幸,正因為他們本人都是醫生,對醫生的甘苦有切膚之感,才不願兒子去重蹈覆轍。

老友的苦衷

這些年,我沒少聽老友談他的苦衷,就說升副主任醫師的事。老友是實幹型醫生,他注重自己的治病能力和病人的認可度。但醫療系統的評定標準十分僵化,想晉升高級職稱,就得在全國性醫學雜誌上發表論文。為了順利晉級,老友只得把治病放在次要位置,去費心撰寫無價值的「論文」。

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有了論文並非萬事大吉,還得服從領導。政治上,儘管他不是黨員,也不得不參加每周的政治學習;經濟上,他得完成各項收益指標,比如藥廠贊助醫院「科研基金」,領導就指示用這家藥廠的藥,他只得因藥治病而不是依病施藥,還違心地給病人過度檢查治療。不用說,最終倒楣的還是病人,這也是醫患關係日益緊張的原由。如今,擔任副主任醫生的老友,每次急診值班,下級醫生找他幫助處理的,常常不是醫療技術問題,而是醫生和病人之間的糾紛。無法集中精力用於治病令他苦惱,更難忍的是經常面對病人的各種責難甚至暴力威脅。

我對老友說,你為何不對小剛談這些難處?

老友說,當然說了,可我們在醫院的遭際再怎麼說,小剛看不到,他看到的是我們的收入不錯。過去十多年我們買了兩棟房子,他一直過著比較闊綽的生活,穿的是名牌服裝;用的是最新式的手機、電腦。而且,學校老師或他們的家屬要看病都托他找我們,老師們對他另眼相看,給了他當醫生有點「高人一等」的感覺。當然,為了保持一點為父的面子,我沒對他進一步解釋,我們在醫院領導面前沒有人格尊嚴,在「醫鬧」的病人和家屬面前沒有職業尊嚴。

醫生的尊嚴來之何處

自有行醫這一行,醫家靠什麼贏得病家的信任和尊重?靠的是高尚的醫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三國時的名醫董奉治病不取分文,只求患者癒後栽種杏樹,幾年下來,他的住宅周圍濃鬱成林,留下了「杏林春暖」「譽滿杏林」的千古美談。此風一直承傳到民國。老上海治傷寒病的名醫張聾龐,看疑難雜症手到病除。他的出診費非常昂貴,但遇到窮苦病人,在處方上打個記號,到藥店取藥不收錢。骨傷科名醫石筱山、石幼山兄弟,每天掛號三、四百人,遇到無錢的患者也是分文不取。

傳統中醫名家如此,在中國新興的西醫也是如此。

由法國天主教主教(一九○七年)創辦的上海廣慈醫院,名副其實地廣為慈善,不但對富人和窮人一視同仁,一九○八年新建一幢二層樓房增設九十張床位,專門收治貧苦的男病患,一九二二年再新建兩幢兩層樓房,專門收治貧苦的女病患。

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一九二一年)興建的北京協和醫院在救治窮人上更是無微不至。醫院設立社會服務部,主要職能就是幫助沒錢看病的人,服務部職員依據家訪情況,不僅給病人減少或免除醫療和住院費用,對特困病人還幫助解決癒後生活或死後的殯葬費用等,是走投無路病患者的救難所。儘管老協和廣受達官貴人青睞,曾為蔣介石、張學良、梁啟超等名人治過病,還為孫中山做過屍體解剖,但本質上還是一個平民醫院。

上述中、西醫師的善心名滿天下,哪裡會和病家發生「醫患矛盾」?老協和與廣慈醫院的仁慈譽滿京滬,哪裡會發生惡性「醫鬧」?

醫生的尊嚴是如何失去的

一九四九年天地翻覆,醫學界也跟著乾坤顛倒。

號稱代表工農的中共建政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仿照蘇聯建立等級制度,為各級領導設置種種特權,尤其在醫療服務上,「新中國」一成立就在北京和上海改建了兩所高幹專用醫院:北京醫院(五○年)和華東醫院(五一年)。直到一九六五年,毛澤東為批判劉少奇管理下的「城市老爺衛生部」,突發善心,指示高幹醫院對平民開放,兩家醫院才另闢新病區對外服務。

高幹醫院配置最先進的醫療設備,挑選的醫護人員都是業務水平高根正苗紅的黨團員。可惜,為政治上的安全起見,醫護人員不敢大膽實踐,只能看些常見病。拿上海華東醫院來說,對來診的中央和各省市領導,稍有疑問就請全市的醫學名家會診,與其說是尋求最佳治療方案,不如說是避免出錯承擔責任。有些高幹因各種原因在醫院無病呻吟小病大養,醫護人員還得小心伺候,他們擔任的角色更像是高級僕傭。

儘管醫生們在治療高幹時慎之又慎,但醫療是風險難免的工作,有時過於緊張和謹慎反而出事故。文革時治死張春橋妹妹就是一例。

張春橋妹妹張佩瑛是上海第一醫學院附屬婦產科醫院的助產士,七四年因盆腔腫塊在本院手術。對上海最好的婦產科醫院來說,這本是沒有難度的普通手術,但張佩瑛是如日中天的張春橋妹妹,不是高幹勝似高幹。醫學院負責人親自掛帥,請名醫主刀,還請也附屬一醫的中山醫院的麻醉科主任、黨員方兆麟施行麻醉。方兆麟是上海乃至全國高幹醫療小組成員,參加過柯慶施、劉亞樓等高幹的救治工作。那次,為備不時之需,方兆麟從中山醫院帶去麻醉用的笑氣,不料,助理麻醉師誤將笑氣當氧氣施用,張佩瑛當場猝死在手術台。

這下闖禍了,王洪文批示:這是「階級報復」,由公安牽頭組成專案組展開調查。方兆麟被關押了十八個月,被逼得自殺未遂,還連累幾十個同事和親戚接受地毯式審查。最後,周恩來保健醫生瞭解方兆麟,由周恩來出面詢問張春橋,才使方兆麟倖免於難。

這不過是一個典型案例,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在回憶錄裡道盡了保健醫生的恐懼心理,他甚至做好了隨時不再回家的思想準備。由此可見,保健醫生別說起碼的尊嚴,連自己的性命都朝夕不保。

人人享有人權,醫生才有尊嚴

九十年代後中國進行所謂的「醫療改革」,政府把醫療全面推向市場,醫護人員得靠自己創收。為此,大醫院紛紛增設幹部病房和為富人服務的特需病房,他們權大氣盛財大氣粗,醫生們小心翼翼地為他們服務,談尊嚴過於奢侈;另一方面,原享受公費醫療的職工開始自費。因此,無論是市民還是農民,患病時常過度支付醫療費用,他們不可能對為錢看病的醫生產生尊重。

這就是老友阻撓小剛考醫科的背景和心境。小剛最終去一所名校攻讀外貿專業了。

我想對老友說,無論是醫生還是病人,他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當中國人不能成為堂堂正正的公民,不能享有平等的人權,他們就不可能有尊嚴。中國醫生要想恢復應有的尊嚴,只有等到中共專制統治結束,中國人人享有平等權利的那一天。

文章來源:2014年8月號爭鳴總4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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