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彤:毛鄧同異和中國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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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朝的風流人物,輪不到毛,也輪不到鄧。只是因為鄧的周年非紀念不可,才需要頌鄧,才不能不扯上毛,才引發了熱議,不過也熱不到哪裡去。

毛反人類,本屬希特勒一流。他的頭像現在雖仍掛在天安門上,遲早會歸入垃圾類。鄧也因天安門屠殺而身敗名裂,但論者認為,他畢竟和毛不是一路貨,為他辯護。他們所考慮的或顧忌的,是中共的存在及其力量——這個黨不僅擁有八千萬名高度組織起來的黨員,而且掌握著支配13億人生死存亡的絕對權力。語云,「打狗要看主人面」,評論大概也有評鼠忌器的問題。為了避免多重標準,不妨客觀設想一下:倘若出在非洲、歐洲、美洲或亞洲的其他地方,屠城應該如何論定?

現在論毛鄧,往往著重於他們二位的區別:毛造反,鄧維穩,毛公有,鄧私有,毛計劃,鄧市場,毛恨臭老九,鄧尊重知識,毛閉關鎖國,鄧對外開放,諸如此類。區別是實際存在的,不應該忽視。這是因為他們兩人需要面對的問題,「打江山」和「坐江山」兩者,顯然大不相同。中國歷史上的歷朝歷代,除了以奪取政權為使命的「太祖」,都有以保有天下為使命的「列宗」,他們之間,一般都存在著這種區別。

所以把毛的「前三十年」和鄧的「后三十年」看成一個整體,也是符合史實的。毛祖和鄧宗,政策很不同,風格也不同,那是「小異」;相對地說,他們之間還存在著大同——毛祖鄧宗共一黨,而且共同維持著一個時代——共產黨領導一切的時代,共同維持著一種制度——共產黨領導一切的制度,共同夢想著實現一個目標——共產黨永遠領導一切的偉大理想。

掌握「大同」,就能更深入地理解「小異」。造反有理的毛,是造別人的反有理;穩定壓倒一切的鄧,是拿自己的權力去壓倒自己不喜歡的一切。兩者是一回事。實行公有化的毛,是把別人的一切私有財產充公,這是為了過渡;鄧允許國有企業改制,是瓜分這些公產,過渡到自己權貴的手裡。兩者也是一回事。毛主張計劃,是通過計劃把國家的資源捏在領導手裡;鄧開放市場,是通過黨和政府調控市場,把經濟活動捏在領導手裡。也不是兩回事。

毛恨臭老九,鄧尊重知識,這都有話可証,有事可証。當然,毛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所以也愛郭沫若、錢學森、張春橋等無數愛黨愛毛的知識分子。同樣,鄧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所以並不看重章伯鈞、儲安平、白樺、劉賓雁、黃萬里、方勵之等無數正直敢言的諤諤之士。應該說,毛鄧的感情好惡是完全一致的,體現著異曲同工的道理。

毛閉關鎖國,不假,但他既非常熟悉羅斯福和林肯的自由民主的主張,也有一邊倒向斯大林的毛病,又有向赫魯曉夫索取原子彈技術的要求;鄧對外開放,也不假,他是兩個拳頭都硬,引進外資為華所用的確不假,兩年一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從來沒有淡忘或馬虎過。當然後來又有新發展,直到反對普世價值,早已不是兩年一次,而是年年反,月月反了。

所以,毛祖和鄧宗,的確是一以貫之的。他們是奪權和掌權用權維權的關係。有時更多地著眼于權,有時更多地著眼于利,是題中應有之義,沒有本質區別。中共黨史作者要大家把前30年和后30年看成一個整體,不僅用心良苦,而且無可非議。

毛和鄧,都做了一輩子中國夢,希望中國組織起來,十億如一,成為天下無敵的戰鬥力,天下無敵的勞動力。這是相同的。但他們二人的辦法不同。毛的辦法是用繩子把十億捆在一起,鄧的辦法是用GDP把十億糊在一起。捆的辦法肯定不行,糊的辦法好像也不是太得手應心,所以正在謀求全深改。

我不認為國家應「如一人」。我贊成憲法。我也認為13億公民人人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的主人。因此,我希望正在進行的全深改,非但改掉毛,而且改掉鄧。否則的話,依法治國沒有希望,打老虎無以為繼,各種社會矛盾無法解決,創造性主動性紙上談兵,陰霾也將揮之不去,中國難見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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