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呆了 盤點這些年退休高官透露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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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4年8月10日訊】(新唐人記者藍銘浩綜合報導)中共高官在退休後可能在不同場合的講話中,有意無意透露出許多此前不為大眾所知的秘密。他們作為當年的「實際操盤人」,知道大量重要的、秘而未宣的數據。這些數字的公布,常常可以改變輿論的走向。

近日,有博客文章總結了近年來部分退休高官吐露的真言:

原國稅總局副局長許善達

7月30日,北京舉行的「網易經濟學家年會夏季論壇」上,許善達透露,到2014年上半年為止,中國的「政府收入」占同期GDP比例上升到了44%,處於非福利國家的較高水平。所謂「政府收入」是指:公共財政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國有經營性資產收入。

中國的個人和企業承擔的「社保費率」高達28%:個人工資交的占工資總額的8%,企業交的相當於工資總額的20%,在全世界排在第五位。這裏說的「社保費率」應該是養老保險的費率,如果加上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險項目(不含住房公積金),單位和個人的總負擔相當於工資的40%。

但是在繳納了28%費率的養老保險,承受了世界第五的費率後,中國人的企業員工養老金替代率(退休金購買力,相當於退休前收入的比例),已經從1999年的70%左右下降到了2011年的43%左右,遠低於55%的國際警戒線。而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員工退休金的替代率,卻一直維持在90%以上。

原中組部長張全景

2006年11月,已經退下來的張全景在接受採訪時,批評了「官多為患」的現象。

他說:「一個省有四五十個省級幹部,幾百個乃至上千個地廳級幹部,一個縣幾十個縣級幹部,可以說古今中外沒有過。更何況一個省、市除省長、市長外,還有八九個副職,每個人再配上秘書,個別的還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個縣委書記,一個縣長,或加一個副職,甚至沒有副職,現在講克服官僚主義,減少事務,減少應酬,就這麼一種體制,怎麼克服,怎麼減少?現在這麼多人既增加了開支成本,又滋長了官僚主義。」

原中紀委副書記劉錫榮

在2012年「兩會」上,原中紀委副書記劉錫榮說,因為沒有「編制法」,給「買官」、「賣官」留下了無限的空間。

「要是只有一個崗位,那還買什麼呢?有的地方秘書長就有十幾個,這怎麼可以啊,官滿為患啊!」他說,「過去一個縣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縣委。現在我到鄉鎮去看,一個鄉鎮有三四百名幹部,小汽車停了好幾排。」「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麼多官啊!」

原證監會副主席李劍閣

曾擔任過證監會副主席,現任申銀萬國董事長的李劍閣,2014年4月在博鰲論壇上,向與會的代表和記者揭穿了中國股市的一個秘密:廁所與股價異常波動的關係。

他說,不少上市公司在召開董事會,討論重大事項的時候,常常會有監管部門和當地政府部門的官員不請而至,要求旁聽會議。旁聽的人,常常比公司董事還多。由於這些人掌握實權,可以決定上市公司命運,所以企業無法拒絕。在會上得知重要內幕信息後,不等會議結束,就有人爭著上廁所,然後上市公司的股價就開始波動。

原證監會副主席高西慶

2013年12月,原證監會副主席,中投公司副董事長高西慶在三亞財經論壇上說:「我到證監會不久,證監會剛成立沒幾天,我們在開會時,我覺得證監會的發行審批這個權力不應該有,應該放出去。但有人就告訴我,不能這樣說,不然把證監會的飯碗砸了,我才知道證監會還有飯碗的問題。」

高西慶的話,透露一個大秘密:所謂行政審批,很多時候壓根就不是為了管理好市場,而是為了官員尋租。

原銀監會主席劉明康

2014年4月1日,深圳舉行第二次前海合作區諮詢委員會會議,銀監會前主席劉明康在會上表示,領導層長期壓制深圳金融市場,深交所就是案例。

他的原話是:「更不要說上面長期對深圳的金融市場還是有一種壓制,這是明擺著的。我實事求是地講。不然的話,深圳交易所也不會像今天這個樣子。」

這一講話,將深圳自1997年以來面臨的問題一針見血地指了出來。也就是說在發展問題上,深圳要「克己復禮」,讓著香港、上海,甚至還要讓著北京。

原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

他2006年在一次演講中,披露了大量讓人吃驚的數據:2000年,WHO進行成員國衛生籌資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國位列191個成員國的倒數第四(188位);2003年,衛生部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患病群眾48.9%應就診而未就診,29.6%應住院而未住院,44.8%城鎮人口和79.1%的農村人口無任何醫療保障,城鎮職工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約1.3億人,享受公費醫療人數為5000萬人。

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官員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官員長期佔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開支巨大。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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