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5月7日訊】5月5日晚上8點來鍾，我剛從深圳回到廣州東涌鎮我家的小區門口，就被兩個穿便衣的人堵住，說他們派出所的領導要找我聊聊。我說叫他來這裏吧，我累了，不想動。一會來了一輛警車，又說要我去派出所。

我說之前你們領導不是答應了過來的嗎？便衣說去去吧，就半個小時的事。當時我老婆也在小區門口，她剛逛街回來，我就把行李交給她，要她先回去做飯。到了派出所，先讓我在大廳里等了約半個多小時，然後要給我做筆錄，一個輔警和一個穿便衣的國寶帶我到問訊室。

說是問詢室，其實是審訊室，審訊室中間設了一道鐵柵欄，審訊人員坐在鐵柵欄外面，被審訊人坐在鐵柵欄裏面。他們要我進到鐵柵欄里去，坐到那種可以把人鎖住的鐵椅子上，我說我又不是犯人，你們連傳訊證都沒有，我幹嘛要坐到那裡面？他們說根據法律規定可以對我進行口頭傳喚，傳喚就是要坐到那裡面。

我說你拿法律來給我看，法律上說了傳訊要坐在鐵柵欄裏面、坐在那種審訊椅上嗎？現在有點冷，我只穿了一條長褲，我不坐那種椅子，也不進去。我堅持下，最終他們沒強行讓我進去，只是坐在靠鐵柵欄的門口。這時老婆打電話來，問怎麼還沒讓我走？不是說了半個小時嗎？我說警察的話哪能信呢？她又問到底要多久才能走？那個國寶就說今晚別想回去了。老婆問要不要送飯來？我說送來吧。

開始做筆錄了，他們說現在以你涉嫌擾亂公共秩序的理由對你進行傳訊，希望你配合。我要求做筆錄的人員出示證件，穿警服的輔警出示了證件，國寶就不肯出示。我說你們這不合法嘛，按規定做筆錄必須由兩個警察來做，你們一個是輔警，沒資格做筆錄，還有一個連證件都不出示，更不合法了。他們說在派出所里還有什麼好懷疑的。我說那可說不清，你們一貫是出了事就說是臨時工乾的，推卸責任。

問訊時，我基本上是回答「不知道」、「忘記了」、「這個問題我認為與你們傳訊的理由無關，拒絕回答」等，尤其是問到關於工作、家庭的事，就說這是隱私，不能告訴你們。只有一些我認為說了對我會有利的事我才說，比如，我告訴他們，我已經買了次日去長沙的高鐵票，要過去上班。

這意思是告訴他們不要太為難我，要是把我工作搞丟了，就是把我逼上絕路。其中問到我找人製作歌曲的事情，我說這事已經被你們攪黃了，那個製作人都不敢搞了。他們說那你還準備做嗎？我說我自己做不了，要不我早就做了，用不著找人做。反正我的那些歌譜早就發到網上了，誰願意做誰就做唄。

九點多做完筆錄，我不肯簽字，然後他們叫我在派出所大廳里等。九點半老婆來送飯，我吃得特別香。老婆把派出所人員數落了一通，之後先回去了。

後來一個警員拿了一張傳訊證要我簽字，我說怎麼只有一張，不給我一份嗎？他就說那就再列印一份吧。可是等了好久也沒拿來。

快十一點的時候，他們又說還要再做一份筆錄，我估計是因為我要求把傳訊證給我一份，他們不得不謹慎，覺得有些問題還沒問到，需要補充。他們又問了我去南方報社的事情、去香港的事情，還有其他一些亂七八糟的事。不管他們問什麼，我還是之前那個策略，要麼不回答，要麼不按他們的意思回答。比如問我和誰去的香港，我說很多人，那天一起過關的估計有上千人吧。做完筆錄我照例不簽字。

之後他們就讓我坐到大廳里等候發落。我估計不會拘留我，最多只是控制我幾個小時，折磨我一下。

期間，一個叫阿釗的輔警一直陪著我聊天。他想找話說，卻又不知怎麼說，有點語無倫次、含含糊糊。大意是知道我是個好人，但他也沒辦法。我說我不怪你，你能不作惡就不錯了。他又說知道國家是有很多問題，但不是一下就能改變的，要慢慢來，不能急。

我說那要怎樣慢慢來？當局有沒有一個具體的計劃？什麼時候做到哪一步？最終達到什麼樣的目標？他又說美國的民主制度也是有些問題的。我說凡事都沒有十全十美的，但有一個界限。一個國家的制度必須滿足幾個基本的條件，在這個界限之上，就會越來越好，在這個界限之下，就會越來越差。我們現在言論自由都沒有，選票都沒有，又只有一個政黨，這樣就只會越搞越差。他說不過我了，就只好附和。

直到凌晨三點才放我走，被控制了七個小時。輔警阿釗開車把我送到小區門口。走的時候也沒再拿傳喚證來讓我簽字，估計是不敢給我，怕我拿了去找他們的麻煩。

整個過程他們對我還是比較客氣的，沒有用強硬、呵斥的語氣跟我說話，也沒有收繳我的手機。

早上我七點多鍾起來，送小孩去幼兒園，然後又去廣州看望了范一平老先生，他因為我製作歌曲的事業受到牽連，前些天在一個星期內兩次被傳喚，每次都將近24小時，害得他腳都站腫了，還抄他的家。但范先生一直很堅強，他是我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