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凡:評共產黨邪教的「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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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10日,繼黑龍江省建三江以法治教育為名非法迫害法輪功學員、抓捕、關押維護法律、正義的法輪功學員和正義維權律師事件後,中國共產黨邪教控制的中國各大網站和報紙、廣播、電視等媒介的網站,同期以顯著位置、高調拋出所謂「河南輝縣破獲法輪功『雙修』淫亂案」,利用此事詆毀法輪功,欺騙善良的大陸民眾。

事實上法輪功根本沒有男女雙修,這一法理在法輪功的著作《轉法輪》中講的非常清楚。法輪大法的師父在國外各地講法中,講到涉及夫妻關係、男女兩性關係的內容時,對修煉法輪功的學員提出了必須嚴格遵守夫妻、男女兩性關係的倫理,禁止所有非婚兩性關係的法理。也講了非婚兩性關係對一個生命的戕害,對整個社會的危害的道理。

以「河南輝縣破獲法輪功『雙修』淫亂案」來誣衊抹黑法輪功,不過是中國共產黨邪教想要繼續維持迫害善良的法輪功學員,欺騙中國大陸善良民眾,掩蓋共產黨邪教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牟利的反人類犯罪事實手段。

其實,共產黨才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邪教組織,它以政教合一的邪教形式、用暴力加謊言的手段,維繫著自己的邪惡統治。從其始祖開始,就繼承了魔鬼撒旦邪淫、亂倫、強姦、群交的罪惡基因,邪淫、亂倫、強姦、群交等魔鬼行為也就成了共產黨邪教組織個人和集體私生活的主要特徵。扯下共產黨邪教的遮羞布,曝光共產黨邪教的「襠文化」,更有助於世人深入瞭解共產黨邪教的邪惡本質。

(一)共產黨邪教邪淫、亂倫理論的提出和最初的淫亂活動

根據龍延《共產黨的秘密起源》的研究,魔鬼撒旦在人間的最早的活動,起始於信仰猶太教的希伯來人群體中。撒旦利用被驅趕出以色列、受到種種迫害的的猶太人,急切地希望他們的救世主彌賽亞降臨人間的心理,在猶太教的牧師拉比中尋找自己在人世間的代理人,從事撒旦魔教理念的傳播,為最終為害人類社會作準備。

最早從事共產黨理論宣傳和共產黨主義理論實踐的是猶太人沙巴蒂和弗蘭克,他們自稱是救世主彌賽亞。自稱彌賽亞的沙巴蒂和弗蘭克在宣傳他們的魔教理論的時候,他們宣傳:「為了加快彌賽亞的來臨,我們不僅自己犯罪,墮落成壞人,還要讓所有人都變成壞人,讓所有人都墮落、犯罪。」依據他們提出的「罪惡是神聖的」的教義,倡導其信徒違背「摩西十戒」中的戒律,特別是違背「摩西十戒」中有關邪淫的戒律而公開犯罪。認為進行邪淫、亂倫、強姦、群交等被神所禁止的犯罪行為,能夠快速增加人類自身的罪惡,所有的信徒都有義務去犯罪,特別是去犯邪淫與亂倫之罪,加快救世主來到人間。

沙巴蒂和弗蘭克等人的撒旦邪教理論出籠後,立即受到正統猶太教拉比和信眾的抵制,認為他們傳播的撒旦魔鬼教。也受到居住地政府和民眾的反對和抵制。鑑於這種情況,沙巴蒂和弗蘭克等人及其追隨者,還教導他們信徒要過兩面人的生活。表面上要善於偽裝自己,以便在正常社會裡生存。暗地裡要過墮落的、犯罪的生活,特別是要過邪淫、亂倫、群交等生活,以便增加自己的罪惡。那些被沙巴蒂、弗蘭克的撒旦邪教理論所迷惑,效仿和追隨沙巴蒂、弗蘭克的生活方式,逐漸把通姦、亂倫、群交、同性相交變成了自己群體內的最基本生活方式。

1776年5月1日,沙巴蒂、弗蘭克撒旦邪教理論的追隨和信仰者魏薩普,創建了具有典型秘密社團和政黨特徵的共產黨組織創始組織「光照幫」,把始於沙巴蒂、弗蘭克的撒旦魔教活動由宗教層面、個人行為層面提升到世俗化的政治層面。他們認為「人類的文明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密謀從事推翻歐洲大陸各國政府,破壞所有人類道德和倫理,摧毀所有人類文明的計劃。在個人私生活方面,當時的「光照幫」由羅斯柴爾德、卡巴拉學者「考爾麥」、魏薩普、法國薩德侯爵和英國弗朗西斯•戴史伍德爵士為核心的最高委員會成員,都過著邪淫或亂倫為特徵的生活。

(二)馬恩列斯邪淫、亂倫的理論與實踐

1884年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並開始組織共產主義同盟,撒旦邪教從地下的陰暗之處,走向人類社會的前台。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詳細闡述了共產主義「消滅家庭」和「共妻制」等邪淫、亂倫的家庭和婚姻理論。把沙巴蒂、弗蘭克等人大肆傳播鼓動,並被魏薩普創建的「光明幫」悉數繼承的秘密的、隱蔽的邪淫、亂倫活動,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新型家庭與婚姻關係的偽裝公開化。

馬克思和其妻子燕妮的故事曾經被各國共產黨讚美為共產主義的愛情典範,並被拍攝成電影、電視等藝術形式廣為傳播。馬克思寫給燕妮的情詩《致燕妮》,更是被80年代前共產黨國家的青年人朗誦、推崇。殊不知,這樣一個被共產黨邪教視為「聖人」的共產黨教主,一邊給妻子寫著情書,一邊卻與自己家的女僕海倫私通,並生下私生子。

被稱為共產主義第二導師的恩格斯,對於邪淫、亂倫的熱愛完全超越他的同夥馬克思,並在形式和內容方面,豐富了馬克思的邪淫實踐。與馬克思一方面遮遮掩掩沉溺於偷情、淫亂,一方面表面上維持婚姻關係的偽裝不同,恩格斯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徹底否定了人類婚姻制度,赤裸裸地實踐了共產黨邪教的邪淫、亂倫理論。恩格斯一生沒有任何法律和傳統意義上的婚姻關係,但是他卻和自己工廠裡的女工克拉白姐妹以及克拉白的姑姑同居,姐妹、姑侄三人共伺一夫,共產黨邪教的婚姻、家庭理論和實踐在恩格斯身上闡釋的淋漓盡致。

曾經把共產主義理論變成一種社會實踐的列寧,在流亡西方時不僅出賣祖國,還尋花問柳,終致染上梅毒,不僅斷絕後嗣,而且終因梅毒入腦而死。俄共布爾什維克第二號人物斯大林早年加入共產主義團體後,和一位名叫Galina(嘉琳娜)的女孩相愛。後來俄共布爾什維克為了籌集活動經費,包括斯大林在內的俄共領導層指派Galina去做一個富翁的情婦,以此來獲取錢財。後來當Galina(嘉琳娜)知道自己的情人斯大林竟然親自投票贊成這一提案時,她割脈自殺。俄共布爾什維克奪取了政權後,斯大林沉溺於邪淫慾望之中,蘇聯所有的女性演員都成為其掠取的對象,幾乎到了女盡可妻的地步。根據叛逃西方的斯大林女兒斯韋特蘭娜•阿納盧耶娃自傳的記錄,斯大林為了徹底清除妻子對自己邪淫的反對,當著孩子的面槍殺了自己的妻子。

俄共布爾什維克不僅使高層的黨魁們,行邪淫、亂倫之事,還把這種來源於「消滅家庭」和「共妻制」理論的邪淫、亂倫行為,以性侵社會婦女的形式,授予那些為俄共布爾什維克效力的流氓無產者。丁曉宇在《俄史料宣佈幹部憑證睡女人,女性公有化》一文中,轉引俄羅斯《祖國》雜誌的文章,對俄共初期共妻現象作了比較詳細的描述。一九一八年三月,葉卡捷琳娜堡布爾什維克組織曾經在大街上張貼過一條命令:「十六至二十五歲的婦女必須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這個命令給予的權利,可向相應的革命機關說明。」

在這樣的政令下,該市布爾什維克組織內政委員波羅斯登和其它布爾什維克頭頭給「公有化」女人的尋求者(即要求強姦婦女的「革命」者)簽署許可證。波羅斯登曾經給他的一名助手一張由北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革命軍總司令伊華謝夫簽署的許可證(加蓋公章),上面寫有:「持有這份文件的卡馬謝夫同志,有權在葉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十個十六至二十歲的姑娘。卡馬謝夫同志可任意挑選看中的姑娘,被選中者不得違抗。」

根據《祖國》雜誌提供的數據,按照當時葉卡捷琳娜堡布爾什維克組織決定,每個紅軍士兵可以「公有化」六十多個姑娘,被他們「公有化」的全都是年輕漂亮的女性,絕大多數是「資產階級」出身的在校學生。為了達到「公有化」(強姦)年青女性的目的,當地布爾什維克組織還經常舉行以抓捕年輕姑娘為目的的「圍獵」行動。據記載,在一次城市公園的「圍獵」活動中,好多姑娘被抓走,其中四個姑娘當場就被強奸,有二十五個姑娘被送往波羅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爾什維克(俄共)佔據的旅店,她們悉數被強姦,無一倖免。其中一個五年級(小學)的女生連續十二個晝夜被紅軍輪姦,然後被綁在樹上,用火摺磨她,並最終被槍殺。

(三)中國共產黨的邪淫、亂倫活動和換妻制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一經建立,就通過赤俄全面繼承了撒旦邪教的偽善、暴力、欺騙和邪淫、亂倫的理念和實踐。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也自然成了中國共產黨邪教亂倫和邪淫的急先鋒和先導者。

1896年,17歲的陳獨秀和清朝安徽安慶營統領之女高曉嵐結婚,育有三子一女。1909年,31歲的陳獨秀開亂倫先河,和高曉嵐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的妹妹高君曼同居,並育有一子一女。據《百度百科》援引陳獨秀早年秘書鄭超麟的回憶,1926年左右陳獨秀拋棄高君曼,與看胃病時認識的女醫生施芝英同居,並育有一女陳虹。與施芝英同居之時,在溫柔鄉中流連忘返的陳獨秀,一度神秘失蹤,與共產黨中央機關失去了聯繫。迫使陳獨秀與中共中央之間的聯絡人任作民在《民國日報》以聯絡暗號刊登「尋人啟事」。1930年,陳獨秀拋棄施芝英,開始與小自己20歲的潘蘭珍同居。陳獨秀不僅與眾多女性鶯歌燕舞,同時也是花街柳巷的常客,在北京大學執掌教職時,就因為嫖妓事發而被解職。

中國共產黨邪教之首毛澤東的邪淫已經為許多人所瞭解。一方面是棄舊妻擁新愛,一方面偷情邪淫。在井岡山時,拋棄髮妻楊開慧與賀子珍同居,到延安後拋棄賀子珍與江青同居。其間還不忘偷情,和訪問延安的外國記者的翻譯吳曉莉私通。上個世紀50年代,在中共中央周周有舞會,毛澤東夜夜擁新婦的情形下,還不忘在訪問莫斯科的專列上強姦周恩來的養女、翻譯孫維世。到老年時又有張玉芬、孟錦云、陳惠敏等三位年青女秘書陪伺。更不可思議的是,毛澤東不僅「公有化」社會女性,還扒灰自偷,邪淫子媳。2011年,姜青在網絡發表《一張從未被發現的毛亂倫照片(多圖)》的文章,根據翔實的史料和毛澤東與毛岸青妻子邵華的私密照片,揭露了毛澤東和兒媳婦的亂倫事實。

曾經是中國共產黨二號人物的劉少奇,因為受到毛澤東迫害而死,獲得了許多人的同情,由此也被中國大陸人認為是中國共產黨少有的私生活無可挑剔的人。但是回溯劉少奇的婚姻史,就會發現這個結論也是和邪淫、亂倫為性的其他中國共產黨高官墮落、荒淫的私生活比對而言的一種說法,其私生活的墮落只是比其他人略遜一籌而已。

1966年12月,劉少奇和前妻王前的女兒劉濤和兒子劉允真,貼出了《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的大字報,揭露劉少奇與自己的母親王前1941年結婚時,故意把43歲隱瞞為32歲,騙取王前的信任,以27歲的年齡差與16歲的王前結婚。面對子女的指控,劉少奇曾經表示自己沒有不正常的兩性關係,六任妻子都是正式結婚。言外之意是自己沒有像中共其他領導人那樣的亂倫、邪淫行為。但是劉少奇從19歲第一次結婚開始,到1948年最後和王光美結婚,三十年時間,六易其妻。除第一位家庭包辦的妻子和自己選擇的第一任妻子何葆珍外,劉少奇比其妻子謝飛大15歲、比王前大27歲、第五位妻子王健情況不明、比王光美大25歲,雖然可能不像中國共產黨其他領導人進行公開的邪淫、亂倫,但劉少奇其移情別戀的速度、對年青女性的慾念也超出一般正常人的範圍。為了和謝飛結婚,劉少奇拋棄了何葆珍,為了和王光美結婚,拋棄了剛結婚幾天的王健。

周恩來深得共產黨邪教始祖們偽善面世、暗地行惡詐術的精髓,以偽善欺騙了大陸許許多多善良的民眾。在大陸一部分人心目中,周恩來既是實踐「為人民服務」的好總理,也是道德的楷模。但是,隨著對周恩來研究的深入,周恩來在中國各種政治運動中陰謀迫害中國人民的真相被揭露,其充滿混亂和邪淫、亂倫的私生活也被逐漸曝光。香港《開放》雜誌主編金鐘披露,2013年出版的《司徒華回憶錄》中提到八九年在香港民主人士協助下移民美國的「毛澤東情婦」陳惠敏(晚年毛澤東身邊僅次於張玉鳳、孟錦云的女人)披露,周恩來的情人是一位將軍的妻子,比陳惠敏大十歲,是海政的舞蹈演員。中央社會調查部副部長羅青長的女兒艾蓓就是周恩來的女兒。周恩來早期曾經與張若蘭在巴黎同居,回國從事地下秘密活動時曾與王一知、張文秋、胡繡楓、黃慕蘭等女性關係曖昧,其中毛澤東的親家張文秋曾經是周恩來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假扮夫妻時的「住家主婦」。

除了這些醜聞外,周恩來與養女們的曖昧、複雜關係也被曝光。大紀元網2013年9月21日的文章「李鵬否認是周恩來養子」一文,轉引旅美知名華人作家趙無眠在其著作《真假周恩來》的記述了周恩來的三個養女葉揚眉、諶曼裡、孫維世,都死於非命的驚人秘聞。養女葉揚眉和父親葉挺乘坐周恩來安排的飛機投奔延安時墜毀身亡,而周恩來卻坐在另外的飛機上安然無恙。

1938年,周在天津時的戰友諶志篤將大女兒諶曼裡交給中國共產黨駐武漢辦事處的周恩來處寄養。諶曼裡後來隨周恩來到了延安,在延安陝北公學和魯迅藝術學院畢業後,在延安從事京劇、崑曲等研究工作,才貌雙全。1945年11月1日晚,諶曼裡一個人死在延安的窯洞裡,年僅24歲。蹊蹺的是諶曼裡死後,由周恩來直接領導中國共產黨安保部門—中共中央社會部所屬的偵察科,和中共軍委保衛部等部門對死亡事件未作任何調查。

周恩來的至友孫炳文1927年去世後,孫炳文6歲的孫維世被周恩來認作乾女兒。據文章「李鵬否認是周恩來養子」一文描述,1937年,周恩來把16歲的孫維世帶回家中時,其超出正常範圍的喜悅之情被鄧穎超發現。後來,鄧穎超出面將孫維世嫁給了人民藝術劇院的金山。1968年3月1日,周恩來親筆簽字將孫維世以通敵叛國罪逮捕,同年10月14日,年僅47歲的孫維世被活活打死,死時全身裸體,佈滿傷痕,四肢被銬,死前曾遭相關部門指派的犯人輪姦。《真假周恩來》一書認為,周恩來與三位養女都有不倫關係,並因這種關係而被周置於死地。

除了共產黨魁首們自己淫亂外,共產黨邪教還把邪淫、亂倫活動推廣到其黨工作的所有的活動中。在國民黨統治區,共產黨組織為為地下黨人配置零時的「住家夫人」,即能為共產黨的秘密活動提供保護,又能為地下工作者提供性服務,滿足他們邪淫的需要。在共產黨割據的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所在地江西和後來的割據地延安,共產黨邪教進行了以「換妻」為核心的淫亂活動。如曾經任中國共產黨國家主席的楊尚昆,在莫斯科同女共產黨員李伯釗結婚,但是李伯釗到達延安不久就與王觀瀾同居,楊尚昆回到延安後,李伯釗又離開王觀瀾與楊尚昆同居。金維映與鄧小平、李維漢的關係也是如此。起先金維映與鄧小平結婚,但是在鄧小平受到「羅明路線」影響受到整肅後,金維映與鄧小平「分離」,然後與李維漢同居,一九三七年大批學生進入延安後,李維漢又與新來的女學生同居,金維映被拋棄。

共產黨的主要黨魁張聞天,在莫斯科與赤俄女子同居,進入延安後與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的妻子王淑珍私通,紅軍西竄到毛兒蓋時,張聞天與來自湖南,已經結婚的劉英同居,到達延安後,劉英被送到莫斯科「治病留學」,張聞天又與劉英的妹妹李霞(化名)同居。據《淫亂成風:中共延安時期第一輪換妻潮》(大紀元網)的描述,「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長彭述之先是與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胡搞,後來又與羅亦農的妻子睡到了一起;向警予死後,蔡和森又奪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純;而羅亦農後來又奪去了賀昌的妻子諸友倫;李一純則先後與楊開智、李立三和蔡和森都組成過家庭。」共產黨「根據地」內部的「換妻」、淫亂活動可見一斑。

共產黨邪教內部換妻易夫、邪淫成性,對外則把民女作為姦淫、性侵的對象。據《內戰期間共軍屠城姦淫獸行實錄》援引《中央日報》的記載,中國共產黨軍隊向西北逃竄時,亦不忘燒殺搶掠。「十月間共軍竄西平酒店合水一帶,對各該處原有碉寨,強令地方人民破壞,十月十一日共軍豫東副專員楊義民,率部八十餘人,輕機槍一挺,步槍七十餘支,督工拆除。至被姦淫擄殺刻已清查者:七月二十日舞陽武功鎮林之用之妻,八月三十一日官城五溝營吳任華之妹,八月十五日舞陽五溝營午行鐵王施,均因拒共軍強姦被擊斃命,林妻系被共軍豫中軍區陳光瑞部便衣兵三名殺死。」從這份記述中,一支八十幾人的共產黨軍隊,在經過一個小鎮時,就殺害了拒絕被共產黨軍隊姦淫的婦女三人。共產黨軍隊從江西等地竄出後,十幾萬人的軍隊竄擾各地,所過之處為害深遠。1945年日本投降後,佔領東北地區的共產黨軍隊協同蘇聯紅軍,在東北地區犯下大規模性侵婦女的罪行。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用暴力竊取了中國大陸的政權。隨著大批共產黨軍人進入城市,全國範圍的換妻潮在中國大陸展開,城市年輕、漂亮的女學生,悉數成了共產黨軍隊各級軍官掠取的對象。只要被共產黨的軍官看中,不論何人、不論本人是否願意,都會在共產黨組織的壓力下屈服,成為共產黨軍隊中那些無恥、下流的流氓無產者邪淫的對象。五十多歲的共產黨軍官娶十幾歲年輕女學生的例子比比皆是。與此同時的是,大量居住在鄉下的原配妻子和其子女被無情的遺棄。

(四)作為政治手段的邪淫、亂倫與性侵犯

共產黨深知這樣的邪淫、亂倫活動容易被有傳統觀念的中國人所非議,為有識之士所唾棄。所以一方面通過控制消息隱瞞自己大行邪淫、亂倫的醜惡之事,另外一方面,使用共產黨組織的洗腦術和威脅,把一些年輕美貌女性贈送給它們的合作者或潛在的對手供他們淫亂,誘導他們加入共產黨的淫亂活動。這樣一方面能以色、性賄賂對方,使其死心塌地的為共產黨邪教效力、粉飾;一方面又能「漂黑」那些道德品質較好的人,使他們失去道德上的制高點,失去批評共產黨的資格。

1966年,急於想調整工作的結核病醫院護士27歲的胡友松(蝴蝶的女兒),經過投降共產黨的陳潛等人的引見,見到了投靠共產黨的李宗仁,76歲的李宗仁表示希望胡作他的秘書。一週後,李在領胡友松參觀李公館時,即僭越倫常非禮胡友松,並告訴胡自己要的秘書根本不是胡友松理解的普通秘書,而是像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那樣的「生活保健秘書」,遭到拒絕後。李宗仁把此事上報了周恩來,經過周恩來的干預,27歲的青春年華的胡友松只能跨越49歲的年齡之差,嫁給了76歲耄耋之年的老爺爺李宗仁為妻。三年後,依靠共產黨邪教勢力行好色、亂倫之事的李宗仁終見閻羅,留下三十歲的胡友松幾十年獨守空房,晚年出家為尼而逝。末代皇帝溥儀、甚至一些活佛、主持等世外之人也未能倖免。

中國共產黨在江西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名進行武裝割據時,33歲的德國人奧托.布賴恩(中國名字李德、華夫)是共產黨邪教大本營共產國際的駐華代表,負責指導中國共產黨邪教組織的活動以及與共產國際的聯繫。根據美國著名專欄作家索爾茲伯裡《長征:前所未聞德故事》的記述,這位共產國際的高級代表,身體中充滿共產黨邪教邪淫、亂倫的基因,到達江西後,立即向中共中央明確提出希望紅軍的年輕女性滿足其性慾望,並且表現出了「公有化」中國共青團領導人妻子的意向。中共中央只能通過中央婦女委員會的李堅,把這項滿足共產國際高級代表邪淫慾望的政治任務,強制性地交給工農出身的廣東姑娘蕭月華,供李德淫亂。1938年,在延安的李德又效仿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拋棄蕭月華,與來自上海的影星李麗蓮同居。1939年李德奉命返回蘇聯,李麗蓮被遺棄。

原日本共產黨總書記野阪參三,1931年以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身份代表日本共產黨參加共產國際的工作。1940年野阪參三離開自己的妻子野阪龍,隨周恩來等人從莫斯科到達延安。隨即這位48歲的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向中國共產黨中央提出要一名「女秘書」幫助其工作。八路軍總政治部經過研究後,決定借鑑為李德安排蕭月華的成功經驗,指派年輕漂亮的莊濤完成滿足這位日本共產黨邪教頭目性需求的政治任務,安排莊濤作野阪參三的「女秘書」,供其淫亂。1945年9月9日,野阪參三返回日本,莊濤被遺棄。當八路軍總政治部準備依據慣例,送來華的白求恩這樣一份「大禮」時,更喜歡嫖妓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白求恩」沒有接受。

對於那些被共產黨邪教列為敵人的個人、階層或群體,則有計劃、有目的對他們的妻子、女兒進行性侵犯。《蘇俄共軍集體強暴德國婦女狂潮》(作者朱維毅)一文,援引哥廷根歷史研究會文章,記錄了蘇俄紅軍在德國犯下的人類歷史上罕見的針對婦女的暴行:「在柏林,很多見證者根據身邊發生的事件認為,從4月24日(紅軍攻入柏林市區)到5月5日(德軍在全境停止抵抗),柏林被強姦的婦女達到1/3,柏林的歷史學家桑德斯和焦爾根據多方調查得出一組謹慎的數字:10萬柏林婦女被蘇軍強姦,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強姦,近1萬人被強姦致死。在戰後劃歸波蘭的原東部地區,被強姦者達200萬,其中24萬致死。這裡面還尚未包括西普魯士地區、蘇台德地區、東南歐的德意志族居住區和奧地利地區的受害人數。」

阿諾特.尼登楚博士戰時在羅塞爾(Roessel)的一家醫院裡工作,他以一個內科醫生的身份見證了蘇軍的強姦狂潮。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強姦很快成為失控的風潮。根據我在醫院的瞭解,我相信在15歲到50歲之間的婦女中能逃避被姦淫厄運的只有10%左右。俄國人對他們的施暴對象幾乎不加選擇,被強姦者包括80歲的老人、10歲的小孩、臨產孕婦和產婦。晚上,俄國人從門、窗或屋頂進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尋女人,有時甚至在白天就撲向她們。他們大多帶槍,經常把手槍塞進女人的嘴裡逼迫她們就範。而且常常是幾個人按住一個女人,然後輪換著實施姦淫,結束時把受害者殺掉滅口。有兩個我認識的婦女就是這樣被殺的。俄國人還常常一邊強姦一邊毆打受害人。」

中國共產黨邪教在性侵婦女方面與它們的老大哥相比毫不遜色。大紀元2013年11月02日援引港媒《動向》雜誌10月號刊載署名宋永毅的文章,披露中國大陸文革期間,僅廣西一地「非正常死亡」接近20萬人,甚至發生吃人肉的人間慘禍,而84%吃人者是中共的黨員或幹部,其中不少案例是中共的黨員幹部「殺父姦女」、「殺夫姦妻」、「先姦後吃」等聳人聽聞的慘案。

據文章所引《廣西「文革」檔案數據》記載,1968年6月23日,武宣街圩日,武宣鎮對河生產隊李炳龍夜間夥同韋炳文、左伯洪、韋志華輪姦黎明啟之妻,並抄家洗劫財物一空。1968年4月25日,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分四批殺了24人,並剖腹取肝煮食飲酒。全社被殺害180人,兇手劉維秀、劉家錦等人把劉政堅打死後對其未滿17歲女兒進行輪姦,然後打死,並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陰部。

就連許多共產黨內的女性,也因為發表了不為共產黨邪教所容許的言論,慘遭殺戮。在被殺害前,她們絕大多數經受了共產黨邪教組織有意安排的性侵犯。1969年在遼寧省委宣傳部任職的張志新因言獲罪被捕,在獄中受盡酷刑折磨。因為不肯認罪,被判處死刑。在獄中監獄當局以減刑為誘餌,慫恿十幾個男性犯人對張志新進行輪姦。為了防止在執行死刑時,呼喊口號,監獄當局殘忍的割斷了她的喉管。

1999年7月20日以後,共產黨邪教把性侵犯作為迫害女性法輪功學員的主要手段之一。2013年曾經在2001年期間被關押在遼寧馬三家勞教所的尹麗萍,經受了極大的痛苦後打破沉默,在海外媒體發表署名文章《尹麗萍:我被馬三家秘密投入男牢的遭遇》,揭露了遼寧省共產黨邪教當局突破人倫底線,把9名法輪功女學員分別關入有4個男性犯人牢房,任其長時間輪姦迫害的犯罪事實。根據明慧網、大紀元網等相關文章的披露,針對法輪功女學員的性迫害主要有:組織男女犯人語言侮辱、扒光衣服裸體示眾、捏夾乳房乳頭、踩小腹踢陰部、用粗糙物件插下體等等,更有甚者警察直接參與強姦或輪姦法輪功女學員。據《殘酷迫害法輪功—河北涿州市邪黨十四年罪行錄》(明慧網2013年7月21日)記錄,河北涿州市東城坊鎮派出所21歲的惡警何雪健,曾於2005年11月26日,分別強姦涿州市東城坊鎮法輪功女學員52歲的劉季芝和42歲的韓玉芝。天網恢恢,疏而不漏。2007年何雪健患睾丸癌,生殖器全被切除,生不如死。

(五)新時期共產黨邪教邪淫、亂倫的創新和氾濫

當前,在共產黨邪教在「創造性的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同時,也創造性的發展和豐富了共產黨撒旦邪教邪淫、亂倫的理論和形式。原江蘇建設廳廳長徐其耀,保養情婦140人之眾,以情婦人數眾多、同時佔有母女而勇奪邪淫數量之魁;原海南紡織工業局副局長李慶普在其儲藏室四個帶有密碼鎖的保險櫃中,儲存著詳細記錄與眾多女性其發生不正當關係的性愛日記95冊,並收藏有所有女性的毛髮,搏得愛好奇特之首;原南京車管所所長查金貴,年近花甲,擁有13名情婦,並經常自我炫耀:「《紅樓夢》裡有金陵十二釵,我哪,有金陵十三釵。」獲最佳體力之稱;原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曾經在重慶希爾頓飯店長期包房,帶不同的漂亮女人過夜。張宗海選擇情婦的標準是「一要大學本科生,二要漂亮,三要沒結婚。」頂戴口味別緻之冠;原福建周寧縣委書記林飛龍同22位女性保持不正當關係,並製作記載各位情婦通訊方式的群芳譜。更有創意的是2002年5月22日在福州一家酒店舉辦「群芳宴」。22為女性與情夫共聚一堂,錦衣飄然、杯光箸影。林飛龍在聚會時提議「群芳宴」每年舉辦一次,並要設「年度佳麗獎」。林飛龍斬獲最佳管理之獎。

近年來,共產黨邪教官員除了利用權色、錢色交易的方式進行邪淫、亂倫活動外,還繼承了前蘇聯布爾什維克「公有化」(強姦)婦女和中國共產黨軍隊在逃亡延安途中和佔領東北地區後,大規模姦淫民間婦女的邪惡傳統,大規模的性侵缺乏自我保護意識的少女、幼女。2008年8月15日,貴州習水縣爆出包括政府幹部、司法幹部和教師在內5人性侵、輪姦初一女生、未成年少女王清案,共產黨邪教性侵、輪姦幼女事件被曝光。但是此案最終以「嫖宿幼女案」而結案。其後媒體相繼爆出了福建安溪人大鄭文山強姦幼女案、雲南富源縣法官楊德慧強姦幼女案、陝西略陽縣7名公職人員輪姦幼女案。2013年,河南永城市委辦公室副主任李新功強姦幼女案,優秀黨員李新功因從2011年開始強姦幼女11名(實際為100多名)而被判處並執行死刑。被其性侵、強姦的幼女最小的只有9歲。

在共產黨邪教官員們進行創意繽紛的邪淫亂倫之時,在其體制內的老師、教授、校長也不甘落後。2009年8月北京《新京報》刊出了中央音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70多歲的梁春茂,以幫助對方考入中央音樂學院博士生為價,與瀋陽音樂學院2003級碩士研究生鄒佳宏發生邪淫、亂倫關係,並收受對方10萬現金的新聞。據報導,事後因鄒佳宏考中央音樂學院博士生未果,找到學校和梁氏討說法,梁春茂迫於壓力只能找到校方坦白此事,並退還10萬元現款。

2011年8月22日,中國大陸人民網教育頻道刊發一條消息,報導了北京大學一位老教授(化名為王學明)在雲南麗江邂逅一位高中生小麗(化名),以幫助對方考入北京大學為誘餌,當晚和對方開房發生淫亂關係,後來該高中生數度前往北京,與老教授在家或賓館發生不正當兩性關係。後因赴京返回途中腳部受傷考試未果,女孩感到受騙勒索老教授30萬元,該女孩經教授舉報被警察抓獲,邪淫、亂倫醜事曝光。根據《百度百科》的信息,化名王學明的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秦明瑞。

2013年中共中央編譯局博士後常豔,用章回小說的形式,刊發長篇自傳體紀實文章,曝光中共中央編譯局長衣俊卿和自己的邪淫、亂倫關係,徹底扒下了編譯共產黨始祖馬恩列斯原著部門的聖潔偽裝,向世人曝光了這個邪淫、亂倫之窩的醜態和罪惡。事後常豔被退回原籍,衣俊卿被解職。2013年5月,媒體又踢爆了海南省萬寧市小學校長陳在鵬和房管局官員馮小松,帶領6名未成年小學女生開房性侵的事件,一時間輿論嘩然,家有女孩者人人自危。

六寫在結尾的話

共產黨邪教組織為禍人間幾十年,所過之處善良的人被屠戮,信仰被破壞、文化被肢解、道德被扭曲。光在中國一地,共產黨邪教就使用各種手段,殺害了8000萬中國善良的民眾。特別是從1999年7月20日開始,共產黨邪教和人間敗類江澤民互相利用,迷惑、誘使、脅迫善良的中國人參與對法輪大法和大法修煉者的迫害,已經造下無邊之罪,把自己和許多被共產黨邪教洗腦術迷惑的世人,帶入了萬劫不復之地。現在,共產黨邪教媒體又高調推出所謂「河南輝縣破獲法輪功『雙修』淫亂案」報導,目的就是希望通過拼接孫某的隻言片語,在法輪功問題上繼續欺騙善良中國民眾,掩蓋其已經被曝光的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反人類犯罪事實,同時希望借此沖淡世人對共產黨邪教邪淫、亂倫的罪惡的關注。

邪淫、亂倫是共產黨撒旦邪教反神、反人類的邪惡基因之一,也是共產黨邪教毀滅人類的主要手段。為了實現其極為陰險、邪惡的目的,它們設計出了一套精細的秘密行動方案。第一步,從觀念和認知層面破壞人類來自於神的關於兩性關係、婚姻關係的正知見。這一步從沙巴蒂、弗蘭克提出「罪惡是神聖的」理論,誘惑人類犯邪淫、亂倫、群交等罪惡開始,直到共產黨邪教今天仍然在進行的、以各種形態和手段推銷、兜售其邪淫、亂倫、群交理論;第二步,使共產黨邪教中人率先示範,在行為層面強化它們邪淫、亂倫的理論,以期望社會民眾受其行為的誘惑,陷入邪淫和亂倫;第三步,在人世間提供邪淫、亂倫的觀念、法律和物質形態的具體支持,使人類社會進入全面性亂之中,把人類社會從神的子民生活的家園,變成地地道道的禽獸之國,最終達到毀滅人類的目的。

現在的中國大陸,已經在共產黨邪教的帶動下,不論在兩性倫理、婚姻倫理的觀念層面、制約人行為的法律層面、還是人賴以生存的物質層面,已經成了名副其實的色情、淫亂的國度:男女兩性關係的倫理、婚姻道德已經被徹底摧毀,色情、邪淫的信息充斥所有媒介,洗腳城、會所遍及通衢裡巷,神州大地的中華子孫已經到了滅種亡國的邊緣。

寫下這些文字是希望中華大地上的國人,不要再被共產黨邪教所欺騙,和共產黨邪教劃清界限,加入到退黨、退團、退隊的行列中來,不要再為共產黨邪教承擔反神、反人類而造下的萬劫不復的罪惡,開啟光明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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