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流:小提琴也能毀掉天才 相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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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在那個災難的年代,不但直言是罪、出身是罪,愛好也是罪。老人黃紹甫就因喜歡拉小提琴,結果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而毀滅了一生。

他的人生悲劇是兩條主線:「青年軍」,「小提琴」。儘管青年軍在民族存亡關頭遠走印度,打開後方補給線滇緬公路,抗擊數十萬兇惡的日軍,大小戰事百數次,譜寫了多少驚天地,泣鬼神的,中華民族面對強暴不屈不撓的英雄事迹!因為它不是共產黨領導的,所以是一支「反動的軍隊」。自然,在這個軍隊里為民族拼殺的人,無論官大官小,還是普通士兵,必然是「反革命分子」。若不信,可以去翻查中共五十年代「定性反革命」的文件;「小提琴」是任何一個樂隊離不開的演奏樂器,但要看它掌握在誰的手裡?在無產階級手裡就為無產階級服務,在資產階級手裡就為資產階級服務。

他,黃紹甫,出身有錢人家,父親是李家鈺將軍駐南京軍事代表,所以無論他小提琴拉得多麼好,都是資產階級的有害之音。有什麼辦法?他是個熱血青年,酷愛音樂,擁抱國家,投筆從戎,當青年軍是為了救國;熱衷於拉小提琴,是母體中帶來的天性。為此,鑄就他一生必然是「右派」和「反革命」,只能勞改、坐監,坐監、勞改。而今八十歲的他,無妻無子,無住屋、無單位,成天還在為生活奔忙,無論春夏秋冬,還是颳風下雨,騎著部很舊的電動自行車滿城跑,以教琴謀生。

那天,他騎著那部很舊的電動自行車來我家串門,外面下雨,一身是水。可以進來嗎?他問。歡迎,歡迎!他個兒不高,一臉皺摺,精神不錯,腰板直挺。聽說你每天東跑西跑還在掙錢?他坐下,無可奈何地笑笑:要吃飯呀!我的心一陣疼痛,象被什麼東西撕裂了。靜了好一會兒,我才問起他為什麼與小提琴結下不解之緣?他品著茶陷入往事的回憶里……

1939年大後方的重慶人才匯聚,一晚馬思聰為抗日募捐,在市中心「精神堡壘」(今重慶解放碑)舉辦個人小提琴獨奏,是露天義演,街道擠滿人群,去晚了的他只好選了一根粗壯的樹椏爬上去,安靜地聆聽小提琴發出扣人心弦的樂曲。在回來的路上,他好象還躺在小提的共鳴箱里,回味那不絕於耳的樂聲。

不久,東方交響樂團的首席小提琴家黎國權,在重慶市廣播電台禮堂舉辦小提琴獨奏會,他竟用一筆不菲的零花錢(五個大洋)買了張甲座票,坐在頭排近距離細聽演奏,在聚光燈照耀下的小提琴弓子,象一條銀色的飄帶在琴弦上飛舞、閃爍,發出金屬般的聲浪縈迴在他心中,使他永生難忘。從此,他把從九歲就學會吹口琴的複音打節拍,這套玩兒法擱置一旁,一心想著應該有一把小提琴。功夫不負有心人。

一天,媽媽帶他去逛商場,不覺走到一家拍賣行門前,發現廚窗里掛著一把小提琴,拚命的拽著媽媽要進去看那把琴。那是一位義大利傳教士要回國了,準備便賣一些家產,開價三根金條。寄賣行老闆約定次日將這傳教士請來面講。母親說,這把琴這麼舊,怎麼能賣這樣貴?義大利人說:這是一把有近百年歷史的老琴,琴是舊的好,弦要用新的。后講成兩根金條。義大利人還教他如何定音、調弦。後來才知道,這把琴是是1856年出廠的名琴。不久,他從師當時最負盛名的小提琴家費末爾,在那裡學完《霍曼》小提琴教程,打下良好的基礎。自此,只要一有時間他就面壁演奏,不拉兩三支精典曲子就過不得日子。

1941年日軍從仰光登陸,截斷盟軍通往抗日大後方的物資補給線滇緬公路,時局的變化,讓英、美國家十分擔憂,立即邀請中國軍隊出兵緬甸,成立中印緬戰區盟軍最高司令部,蔣介石出任最高統帥。接著,中國以極其落後的軍事裝備組建成一支聞名中外的遠征軍開赴緬甸。蔣介石親臨曼德里,任命38師師長孫立人為曼德里衛戍司令。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唯一次展示民族氣概的大事,因為它不再只是抗日,而是參加到一場反法西斯的世界大戰中。

國家命運,大於個人追求。日軍逼近貴州獨山,後方民眾驚諤不已。驟然從課堂里掀起一股從軍熱,十萬熱血青年一夜間從課堂走上戰場,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輝煌。1943年秋天,他毅然離開學校到重慶江北鴛鴦橋遠徵兵招兵點報名參加了遠征軍。

不幾天,一千多人的學生兵隊伍,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禮堂聆聽了蔣介石先生的時政報告。說到這裏,他一臉興奮,灰暗的眼眶裡紅光照人。他說,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名噪一時的偉人。那天,蔣介石委員長身穿畢挺的將校呢軍服,體形雖單薄,但非常有精神,一雙炯炯發光極其嚴肅的眼神,一口浙江普通話。他首先介紹了當前形勢,然後講道:「日本人說,三個月就要并吞中國。我們全國一致,不分男女老少齊心抗戰,付出了極大的犧牲,堅持了整整六年。敵人一籌莫展,又在緬甸開闢戰場,切斷我滇緬公路,現在情況十分危急。你們能認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投筆從戎,是我國人的驕傲。我要求同學們出國后要奮勇殺敵,收復失地,為國爭光!」

聽講人熱血沸騰,報以一片經久不息的雷鳴掌聲。

此後,他去到印度密支那,在孫立人將軍麾下諜報隊工作。抗戰勝利后他拒絕參加「中國人打中國」的內戰,回到成都考進四川大學繼續讀書,又才從琴盒裡取出闊別三年的小提琴,興趣昂然地拉了起來,自此學校寧靜的上空,常常飄起動人的琴音。

很快,解放軍渡江南進,成都被「和平解放」了!他不關心政治,只知讀書習琴。一天,他在宿舍里拉得正上勁,突然A弦斷裂,驟然發現後面有人,轉頭一看是兩個解放軍。他們笑容可掬向他打招呼,其中一人是個老同學,經相互介紹后,才知道他們是解放軍18軍53師文工隊的。他們邀請他參加解放軍,他拒絕,最後不歡而散。沒料到在這之前,兩位解放軍已去過他家。等他一回家,父親主動提出:「既然別人是那麼看上了你,你就去吧!為人民服務,是件好事。去吧,去吧!」他不願違抗父命,只有順從。

以後怎樣呢?我被他講述的精彩情節迷住,惟恐故事終斷。他凄然地一笑,有種受騙的感覺。

他說,我又穿上軍裝了,在別人眼裡敬慕不已,在我心裏總感到土裡土氣。參軍后碰上的第一個難題,指導員喊我填一張幹部登記表,填完交給他,他又拿著表回來問我:你參加的遠征軍是誰領導的呀?我如實回答:是國民黨。他很叼酸地又問一句:那國民黨反不反動呀?這時,我想必須挺起胸膛捍衛我的尊嚴,毫不客氣地說:你要怎麼,就明說了吧,何必拐彎磨抹角呢?可能是從來沒人這麼頂闖過,他把我喊到辦公室去,語重心長地教誨一番,堅特要在「遠征軍」的前面加上「反動』」二字。從此,我的人生就和「反動」捆綁在一起了。

不久,軍文工團要擴大,宣布調我到軍文工團去。奇怪的是到了軍政治部沒有叫我去文工團,而是把我安頓在直屬部隊政治工作部(簡稱,直工部)的一間空辦公室里,成天寫歷史交代材料,開始受到軟禁「待遇」。寫呀寫呀,不知寫了多少時間,一個月後他們看我實在沒有寫的東西了,才准出去活動。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嘗試到不自由,被人篾視羞辱的對待。

後來去到了軍部文工團,這是一個由北京、重慶等地的部隊及地方調集一些文藝精英組合的單位,我算是遲到的補充兵。政委是這麼在隊前介紹的:上級黨委十分關心我們團的組建,現又調來一個拉小提琴的……他沒加「同志」一詞,只不過是「一個」罷了。難怪大家對我不熱情,在解放軍這個特別講階級友愛的群體里,來了一位新同志哪個不想親近親近,可多數人對我保持謹慎態度,不願隨便與稱之為「一個」的人接近。唯有樂隊指揮對我很熱情,原因是藝術的需要把我們牽扯到一塊兒。到了練樂的時候就直接了當給我說:你就坐這。我猶豫:這……他一邊擺弄他的譜台,一邊跟我說:我早就跟大伙兒說好了,你就坐下吧。

在以後的日子里,我沒辜負這個首席坐位,指揮很滿意。我在團里逐漸感受到階級友愛的「溫暖」,在首長心目中也屬於有一定份量的同志。尤其是每周六為首長組織的舞會,我在樂隊、在舞池裡都是嶄露頭角的風雲人物。舞會完了,還有首長請我到他家去教TANGO。更使我受寵的是一次偶然機會,我在樂隊獨奏了一首約翰•斯特勞思的《圆舞曲》,受到首長特別加獎,並規定以後不需要這麼龐大的樂隊,就指定由我組成五個人的小樂隊伴舞就行啦。就在這時候,政委向我發難了。

一天,他作閑聊的方式向我發問:音符有階級性嗎?我感到十分無聊,但又不得不應付他:沒有。他好象釣到一條大魚那麼神氣:怎麼沒有?一陣下里巴人似的爭辯后,政委才開始觸及到問題中心:你平時拉著玩兒的那些曲子是什麼人寫的?我理直氣壯回答:是貝多芬、莫扎特、約翰•施特勞斯。政委聽不下去啦:好啰,就別背那些死人的名字吧,我問你,這些人是哪個階級的?我毫不遲疑地說:是資產階級呀。政委突然嚴肅地把一雙大眼睛盯著我說:既然你知到是資產階級的,為什麼還要宣揚它?這裡是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地方。這些都是為藝術而藝術的頹廢、悲觀、貴族式的產物,我要禁止你傳播這些。我生平有個最壞的德行就是得理不饒人,當時我唯一的選擇就是反擊。於是,我來個反唇齒相譏:政委同志,您知不知道貝多芬跟馬克思是老鄉啊,他說過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樂》、《命運交響樂》是頹廢、悲觀的嗎?氣得政委同志吹鬍子瞪眼睛,惱羞成怒之中咆哮起來:反正以後不準拉那些資產階級情調的東西!說罷揚長而去。

我這人心直口快,很容易得罪人,也容易招惹麻煩,如同每周六給首長舉辦的舞會,我對游擊習氣(不正規)的PARTY早就看慣了,但一夜之間舞場上驟然穿大棉襖軍服的女同志換上花旗袍,讓人感到煥然一新,但我偏說「個個真象舊社會的姨太太」。好啦,小報告立刻飛到政委那兒,這頓批評挨得我心服口服。又一次,後勤部開了一輛嶄新的蘇聯製造嘎斯卡車停在我們八一禮堂門前,恰好碰上我這個車迷,出於好奇,我把這新車開去兜了一圈,回來跟司機說:「這車比老美的差一點兒,它的高速變低速時排擋總要打得響,說明傳動部分粗糙。」就這麼一句話,又不脛而走到了政委耳里。

這回可沒上次那麼簡單,政委批評我崇洋媚外的根源,就在於「你有個反動遠征軍的歷史,你還經常吹捧孫立人是美國軍校出來的,為什麼會給我們人民解放軍打垮了?你呀,受毒太深!我實在忍無可忍,反問他:蘇聯是不是外國,為什麼要稱他是「老大哥」?馬克思是不是外國人?為啥叫他導師……還沒等我說完,政委就按捺不住了,「啪」一聲,手掌重重地猛擊桌上:混蛋,你膽敢攻擊我們無產階級領袖?!不久,又惹來更大的麻煩。文工團本是黨的形象大使,當然少不了首長們經常來關心關心。一天,騎兵團團長來巡視文工團,他走後一位女同志對我說:政委把我喊到他辦公室去,鬧了半天才是他在那兒等我,要我周六到他們團去參加晚會,你說我去不去?就這樣引起我破口大罵:你們這些美女成了政委陞官進爵的墊腳石,你怎能不去?不料,這個男高音的嗓門兒穿透力這麼強,又鑽進了政委的耳里,從此,政委對我疾惡如仇!

1952年部隊開始大批清洗歷史上有問題的和不討領導歡心的人,無奈,業務上需要,我沒清走。1955年,眼看部隊軍銜鑒定了,突然宣布我轉業。轉業與清放的區別是:前者下地方后仍是國家職工,有永久吃不爛的鐵飯碗;後者則屬於有歷史問題或其它問題,不夠判處的,下地方后便成無業游民。在回鄉的路上我盤算一番,根據自己的業務水平至少應該分配到一個市級文工團。

沒料到竟把我分到丘陵地區的峨嵋縣,再由峨嵋縣的文教局分到雙福場文化站,幸好下面再沒有機構了,否則,我還要背著背包往下走。是不是就走到盡頭呢?否,魔鬼般的日子還在後面。文化站設在一個與臨縣接壤的偏僻小鎮上,只有一條不足一公里五公尺寬的正街,文化站就設在區公所斜對門,它的隔壁是鄉公所。文化站是一個單間鋪面,僅有30平方米,內設圖書閱覽室,室內右角隔了一個小間,只能放下一個單人床,屋裡很黑。我見到此景,全身每一個細胞都湧出無限辛酸,難道我就只配擁有這樣一個鐵飯碗?

他品口茶,接上說:清晨7點,準時到區公所用早餐,饅頭稀飯加鹹菜,過時不候;中午和晚飯八人一桌,等齊(站著)圍攏就干,筷子的周轉速度決不能懈怠,否則,桌上一片狼籍的空碗就要譏笑你太斯文。每逢場(趕集)天,街上擁擠不堪,農民們聽說縣上調來一個轉業軍人,很多人都議論:這麼帥氣的轉業軍人,怎麼會放在這兒?區、鄉幹部們更是用一種懷疑的眼光盯住我,男女老少紛至沓來議論不休,總想從表看里,能看出個什麼樣的問題出來?我真成了一個怪物,都怕跟我接觸。在這個陌生而偏僻的山村小鎮上,其孤獨心情至今無從找到適度的文筆來表達。

每逢三、六、九趕場,小小閱覽室喧嚷聲能讓你頭暈腦脹,農民來這裏不是看書,上茶館要給茶錢,在這兒可以談生產、談農事,還有舊雜誌可混混眼睛;這就是我來到這個文化站給農民帶來的方便。散場后舊雜誌撕爛不少。有些農民扯來裹葉子煙,滿地是紙削、煙頭和綠暇暇的口痰,骯髒不堪。這個時侯我才體會到「為人民服務」的艱苦性。寒場天(就是不趕集那天)那日子更難熬,都下地幹活了,街上空無一人,只有隔璧還剩下一位老大娘,她主動找我聊天:你是犯的啥錯誤?我一點也不責難她的唐突:哪個說我犯過錯誤?她毫不遮掩地說:不犯錯誤,會調到這裏來?她完全表現出不屑跟我談下去的模樣。怎麼?我會被人歧視到這個地步,連一個老太婆都對我如此蔑視。怒問蒼天:是誰!是誰!!讓我如此落泊?

到了晚上我更難熬,隔壁鄉公所的豬圈跟我的床僅有一木板相隔,那股臭氣熏滿我這小天地,「豬八戒」怒吼起來又不分個時辰,常在半夜槽(朝)內無食(事)豬拱豬,打得乒鈴乓嚨,不得安寧。我的驚恐還沒平靜,它們又相安無事酣聲如雷。我想,那林沖發配的境遇該會比我好些吧?

1955年全國開展了肅反運動,偏僻的小縣份不甘落後,縣政府的大禮堂四周布滿大幅標語:全部、乾淨、徹底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縣委書記作動員報告,報告后就分組討論,我當然在文教這個小組。一開始組織會場的就拿了一本《解放军文艺》翻了一番就交給我,要我讀給大家聽。文章的標題:《一支狐狸尾巴》,不難看出這個小組我就是核心人物了。走過場的花招早已耳濡目染,就加足油門,以小時100公里的速度將其全文讀完。

掌握會場的組長,故弄玄虛地要大家發言,其實大家也心領神會,是在審查我的自覺性。我已經被逼到了這地步,還講什麼臉面,就來個直言不諱:首先我認為這篇文章是憑空捏造的。掌握會場的人敏感到我可能越軌,立刻糾正道:叫你談感想,知道嗎?我向他解釋:你不是要我談讀了這篇文章后的感想嗎?說話總得有個開場白吧,這個學習又不是三兩天就結束的,你還怕我佔了大家發言的時間?他無可奈何地向我揚下手,示意我說下去。

我就接著說:解放后隱藏下來的國民黨特務有沒有?有!但沒有象這篇文章寫的這麼多,這麼笨。我就在部隊整整呆了六個年頭,首先說部隊的紀律是很嚴格的,哪裡允許一個新參軍的文藝兵在文工團講戀愛?又在深夜向台灣發電報,更是無稽之談的還有一台發報機。一台發報機要多大個地方才放得下?大家聽得正入神,掌握會場那個同志無法忍耐了,十分嚴厲給我指出:說我是在有意逃避,怕接觸到隱藏多年的反革命歷史問題,並動員同志們開始對我批判揭發,還再三交代肅反政策「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我很快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不久,宣布對我進行隔離反省,關在一個與外界斷絕一切往來的地方,整天寫材料交代歷史。還派出幾個人去跑外調,查來查去,不了了之。俗話說的「躲過初一,躲不過初二」。

1957年10月,縣上開始動員幫助黨整風。大會小會,個別談心,要大家向黨提意見,我自巍然不動。沒料到科長找上門來談心,縣委書記請去聊天,再是鐵板一張也得軟三分。我這人就愛幻想,萬一他們真能給我賠禮道歉呢?

於是,我在全文教系統的大會上「暢所欲言」,把胸中多年的怨氣通通發泄了出來:一,遠征軍在印緬殺日本鬼子,是一場反法西斯戰爭,怎麼說是反動的?二,為什麼崇洋媚外的帽子非得讓我戴,那馬克思,斯大林難道是中國人?三,在部隊審查一次我的歷史,下了地方又遇肅反,國家花了那麼多錢去調查我的歷史,為什麼至今還不給我下結論,無緣無故關了近一年,你們說過「不會關錯一個好人」,我現在到底屬於好人還是壞人?我一個多小時發言,下面聽得鴉雀無聲。

次日起床,縣政府院壩的牆壁上貼滿了揭發批判我的大字報。縣政府成立不到兩個月的「整風辦公室」,一夜之間易名為「整風反右辦公室」。我因頑固不化,拒不交代,被叫到「整風反右辦公室」去受教育。他們跟我談話的結果,認為我毫無悔改表現,向我宣布:「請示了上級黨委,根據你的反動本質和你的認罪的表現,你已劃定為極右分子!」並給我專門做了一個木牌子,上寫「極右份子黃紹甫」。

他們給我作了交代:「這個牌子就掛在胸口上,除睡覺外不準隨便取下來。」當我掛上這木牌時,不由得讓我想到在投筆從戎,離開學校寫的一首詩中的一句:「你會看到我佩戴的那枚燦爛奪目的勳章」,哈哈,現在不是有了嗎?頓時,我轉身就往街上跑,讓更多的人參觀我胸前這枚「大勳章」。不料,剛好走上街,就被人喊了回去:「誰叫你掛著牌子出去的?你出去幹什麼?辦公室的胖子幹事氣吁吁地責問我。

我說:「出去買包煙。」並給他解釋,「你們不是說過,不準摘下來嗎?胖子氣得語無倫次:「是不準摘下來呀!噢,上街去要摘下來嘛。事後,我還是不服氣,終於躲過門房掛著「勳章」跑出去了,還沒走進賣煙的鋪內,只聽到老闆娘看著我來了,就哄她懷裡抱著的娃娃說:別哭,你看右派來啦!果然,娃娃嘎然停止了哭鬧,抬起頭來要看看這紅眉毛蘭眼珠的右派。我大失所望,煙都不想買轉身就走。這也難怪那老闆娘,縣城裡大街小巷孩子們早就編成歌謠唱開啦:右派右派,是個妖怪,大家說好,他要說壞。

反右辦公室看我還是那麼囂張,又給我加法碼,決定在文教系統挑選一批積極分子,組成三個組,不分晝夜24小時輪番對我進行疲勞「轟炸」。第一組,八時上班:「你要老實交代,1943年到1945年這三年,你躲藏到那兒去了?第二組,下午四時接班:「你說遠征軍不反動,你專門在諜報隊抓進步人士、共產黨員,你雙手沾滿人民的鮮血,你是個血債累累的反革命份子,你是……;第三組深夜0時上班:你宣揚八年抗戰國民黨也有功,那蔣介石跑上峨眉山避暑,待抗日戰爭勝利,他才下山來摘勝利果實,你們抗戰有功嗎?說呀!次日,依舊「轟炸」。猛然,只聽一聲女高音尖叫:「你們看,他都扯起撲鼾來啦!我真想擺脫能讓人窒息于死地的、緊張的、厭倦的政治鬥爭,我沒哪分心思去聽哪些臭八股,為了解脫現狀,我走進愛的宮殿,在心裏開始譜寫一首歌曲,獻給為我付出堅貞愛情的妻子。

此後,開除公職,送到「415」勞教築路支隊去修築內昆、成昆鐵路。二十年後的1979年,時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為全國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右派分子進行了「改正」。此時,他早已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隻身一人扛著破爛的被蓋卷,回到一別二十一年的峨眉縣文化館。

雖然人事全非,但文化館仍情況依舊。過去那些整他的「打手」和「極積分子」,不少人高陞為局長、部長、書記,他不得不承認這個「階級鬥爭」的殘酷現實。雖然他不滿有積怨,但沒有能力去改變它。他總想用百倍努力,千倍熱情,去把失去的青春奪回來,為國家多做一點事情。在極端困難的物質條件下,他開辦了青少年音樂學習班和合唱團,使沒有生氣的文化館不再是門可落雀的地方,成了男女老少盡享文化娛樂活動的樂園。

儘管只有一架音不準的舊鋼琴,腳踏的舊風琴和一部風箱都在漏氣的手風琴,但把文化館這幾間舊瓦房烘托得那麼勃勃生機。他教唱歌,他教小提琴,但那發出和拉出的聲音,使他感到慚愧。中國有句俗話「江山易改,秉性難移」,他仍然不停地向領導提意見,見不平的事情仍然放炮,甚而寫材料向地區文化局揭發縣文局頭頭們的不法行為。在這個被「階級鬥爭」污染了人性的國家,在這個一黨獨裁專制的黑暗社會,根本無公正、公平、法律可言。當這些惡勢力與自身利益結合成一個整體的時候,任何無中生有的壞事,諸栽臟陷害,指鹿為馬,顛倒黑白,出賣人格等等,都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幹得出來,而且會得到法律的支持與認可。想不到1983年的「嚴打運動」,樂山市法院以「強姦罪」,判處他無期徒刑。奇怪的是他不上訴,而默默地接受,我問他為什麼?

他揚起那張飽經風霜、為歲月苦難留下的一道道皺摺的蒼徑和善的險龐,輕蔑地一笑道:你認為上訴有用嗎?我本來是個單身男子,她是個單身女子,有書信來往,有愛的承諾,可他們去威脅挑唆那姑娘,要她出面檢舉我是強姦犯,否則就不給工作。我沒法給她工作,她只能這樣做,我有力量去改變她嗎?我認為我最大的「罪惡」,就是不該生在這個國家。我的一切「罪惡」,都是遠征軍特定的身份和一生喜愛小提琴的原因造成。不過我不後悔,今天我不是還在依靠小提琴吃飯嗎?

我語塞,還有什麼說的呢?

他又被關押了十三年,加上原有右派勞教的20年,他一共關押了33年。直到1996年他才被莫明奇妙地放出來,除了心藏還在跳動外,什麼也沒有,真是個徹徹底底的「無產階級」……

文章來源:《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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