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也談紅二代的使命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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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4年3月23日訊】「四人幫」垮台後,老幹部整體東山再起,紅二代的處境也隨之改變。

十年浩劫,老幹部及其子女的遭遇遠不是最慘的,但卻是反差最強的,因而也是震撼最大的。假如說此前他們還有什麼紅色革命理想的話,那麼經過文革,這種理想已經徹底破產。

只講一件事就夠了。據彭博社報導,中共「八老」(鄧小平、陳雲、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楊尚昆、王震、宋任窮)的後代幾乎有一半都在海外,而且是在他們當年賭咒發誓要打倒的發達資本主義的西方。

國人的留學潮、出國潮興起於八十年代後期,而早在八十年代之初,紅二代們就捷足先登了。紅衛兵創始人之一、《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作者、清華附中老三屆的駱小海,曾經寫下過「血染太平洋,頭斷華盛頓」詩句,早在八十年代之初就留學美國;在八∙一八給毛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也是在八十年代之初就留學美國。

還有習近平,習近平的姐姐在加拿大,弟弟在澳大利亞。習近平的前妻是中國駐英外交官之女,一度也想讓習近平本人到英國,習近平沒同意,其後不久兩人離婚。個中詳情外人固然不知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在當時,無論是習近平前妻一家,乃至習本人,都不那麼看好像他這樣學歷不高、政績平平的人的仕途前程;他們都沒有料想到以後的中國政局竟然發生那樣的變化,以至於30年後習近平會被送上中共黨國最高領袖的寶座。

再說薄熙來。薄熙來先是上了北大歷史系,據說當時就猛攻外語,希望出國;然後又進了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所。據他當年的同學說,那時候,薄熙來的最大願望就是當個駐外記者,每年能搬回幾個「大件」,多弄點外匯券。

在當年,也有紅二代立志從政的,例如劉少奇之子劉源。在1980年北京高校競選運動中,在北京師院就讀的劉源以獨立參選人的身份站出來競選。他在一次答辯會上講到自己參選的個人動機時說:「……這十幾年,我與全國人民共同經歷了一場可怕的大災難。我的家中死了四個,六個進監獄。我自己,起碼可以說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顧自己的經歷,那太令人不寒而慄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場場景色都深刻在我心裡,不時地漂現腦際,不讓我安寧,我想任何一個曾無言地與父母生離死別的孩子都會有這樣的感覺。我走過唾沫和侮辱的狹道,曾幾次被拋入牢房,在那裡埋葬青春;在餓得發瘋的日子我像孤兒一樣生活過,像狼一樣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著牙活下來。誰曾目睹過父母在侮辱的刑場上,在拳打腳踢中訣別?誰曾親眼見過有人往才九歲的小妹妹嘴裡塞點著的鞭炮?大家能想像我心裡的滋味。我咬著牙,一聲沒吭。從十幾歲起,我就在鞭子下勞改,在鐐銬的緊鎖中淌著鮮血;多少年,在幾千個日日夜夜裡,每一小時我的心都在流著血和淚,每時每刻都忍受著非人的待遇和壓力。我緊緊地咬著牙,不使自己發瘋。為什麼?就是為了看到真理戰勝邪惡的一天。……今天,回顧以往的苦難,我決不允許讓別人,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再經歷這樣的痛苦!我必須站起來為人民說話。為了避免災難重演,就必須剷除產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實現民主,不管有多難,路有多長,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就去爭取民主。」

在這段話裡,劉源沒有忘記他的紅二代身份,但是他當時的政治理念已經和紅衛兵時代大相逕庭。至少在那時,劉源決不認為,老子打了天下,兒子就理所當然地該坐天下。他參加自由競選本身就有力地否定了這一點。這顯然和現在說的紅二代的使命感不是一回事。

在八十年代,也有很多年輕人遵循體制內路徑從政,習近平也算其中之一。不過在當時體制內從政的年青人中,習近平並不起眼。當時的政壇新秀很少紅二代,僅有的幾個也不算出色,領跑的幾乎都不是出身高幹,例如出自北大的張煒(六四前是天津開發區主任)、潘維明(六四前是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和李克強。八十年代有部很流行的電視連續劇《新星》,講的是一位年輕的縣委書記的故事。現在有好逢迎者說劇中主角的原型就是習近平。可是那個時代的過來人都知道,如果說「新星」在現實中確有原型,那是翁永曦。

在八十年代,紅二代遵循體制內路徑從政,其家庭背景使他們容易獲得較高的起點,但要再往上走就不行了。陳雲之子陳元就是一例。陳元是文革前清華大學的學生,文革後又獲得中國社科院的碩士學位,既有年齡優勢又有知識優勢。1982年被調任北京市西城區區委副書記,以後又當到北京市委常委和北京市體改委副主任,可是在1987年十三大前的差額選舉中卻沒選上黨代表,自感前程受阻,於是就轉赴中國人民銀行當副行長去了。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期裡,每逢在黨代會上搞差額選舉,紅二代們就遭遇滑鐵盧。

在八十年代,政治上活躍的紅二代們,基本上都是改革派,而且大多都帶有自由化的色彩,例如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陶鑄的女兒陶斯亮等等(不知戴晴算不算紅二代),甚至也包括鄧小平的長子鄧樸方——由他掛名主編的《二十世紀文庫》,編委會裡面就有不少自由派知識分子、民主牆運動和高校競選運動的活躍人物,實際負責人李盛平是民主牆時期民刊《北京之春》的編委,又是高校競選運動中北大一分校選出來的人民代表。

應該說,八十年代的中國,是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中,政治上相對而言最寬鬆最和諧的時期。你如果只查閱那個時期的各種文本,或許看不出什麼所以然,因為當時的寬鬆與和諧,主要體現在整個社會的氣氛上、氛圍上、心態上和趨勢上。唯其如此,才會有後來的八九民運;而六四屠殺為這一演變趨勢打上休止符。

(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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