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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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4年2月26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陳伯達

陳伯達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澤東的秘書。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高潮時,陳伯達提出不要商品生產、取消貨幣的主張,在鄭州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奚落。後來他到下面看到一些實際情況,開始轉向反左。

剛上廬山時,他和幾個秀才一起發表議論,批評一九五八年的失誤。他在七月十八日、十九日在第三組曾經兩次發言,認為不能忽視大躍進的副產品,要對事不對人。他說:「我和陳正人同志開了一次火」,中央農村工作部應當檢討。因為陳正人認為農業並沒有多大問題,糧食只是小部分地區緊張。陳伯達還說到他受騙、「吃苦藥」的事:「我去年到河南遂平、山東范縣所看到、所聽到的一些東西,有一部分是不真實的。是下面幹部預先布置的。最近《紅旗》雜誌的同志到那兩個縣,把一些情況查清楚了。我把反映這些情況的信,給舒同和吳芝圃同志看了。他們兩位都很難過。」廬山會議前陳伯達到福建作過調查,因為他是福建人,聽到一些真實情況,因此反映了一些福建問題。(註一百零三)

在毛澤東七月二十三日講話以前,陳伯達和田家英、吳冷西、李銳等人看法是相同的, 二十三日講話以後,他和田家英等人一樣,心中沉甸甸的。他也是「離右派三十公里」的人中的一個。(註一百零四)

二十三日以後,陳伯達在小組會上自然成了被批評的對象之一。

為了擺脫自己的困境,陳伯達一方面修改自己的發言稿(《簡報》刊出時刪掉一些),一方面又長篇大論地批判彭德懷的信。他以理論家的姿態,引經據典地為毛澤東七月二十三日的講話幫腔。把大躍進和巴黎公社並提。還說:「我完全同意主席講話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范縣,又到廣東、福建,是被廣大群眾那種衝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動的,所吸引住的。對群眾的衝天幹勁,我是沒有懷疑的,雖然我說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陳伯達認為彭德懷的信「一個對形勢的估計,一個對傾向的估計,都是錯誤的。」(註一百零五)

由於他在鄭州會議上挨過毛澤東的批評,不管他怎樣表態,怎樣洗刷自己,別人對他還是不留情面,還是不放過他。在八月初最緊張、鬥爭最尖銳的時候,陳伯達就生病,不參加會議。為了挽回政治上的被動局面,陳伯達埋頭寫文章。十月九日,他將寫就的《請看彭德懷同志的政治面目》一文送給毛澤東。此文正中毛澤東下懷,但還嫌火力不足。十月十一日,毛澤東批示:「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喬木二同志談一下,可能進一步改得更好。」陳伯達按毛澤東的意見,徵求了康生、胡喬木的意見並加以修改以後,將題目改為《無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鬥爭》,再次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作了修改後,發表在《紅旗》一九五九年二十二期上。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將這篇文章印發給各級黨委。(註一百零六)

由於在批彭上立了新功,陳伯達走出了鄭州會議挨批的陰影,重新得到了毛澤東的信任,在文革中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一度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四號人物。但毛澤東還是記住了他的右傾之表現,後來批林彪、陳伯達時又重提此事。

胡喬木

胡喬木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毛澤東秘書,是毛澤東的近臣。

在去廬山開會的列車上,李銳和胡喬木、田家英有過閑談,主要是交換各自的看法,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都基本上持否定態度。胡還認為「以鋼為綱」是取其諧音的文字遊戲。(註一百零七)

七月三日,剛上山的那天晚上,在胡喬木的住處,李銳、陶鑄、胡喬木三人一起漫談。談話的內容基本是批評一九五八年的高指標。胡喬木除了再次引證了天體運行的規律以外,還舉了遵守戰爭規律的程序:先遵守戰爭規律,次遵守革命戰爭規律,再遵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他說,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的名言,他(指毛)本人似乎忘記了。(註一百零八)

七月六日晚,在田家英和吳冷西住處,李銳、胡喬木、陳伯達五人閑談,胡再一次談到綜合平衡的重要性。認為平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規律,不平衡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規律,因而才經常出現經濟危機。又認為「以鋼為綱」、「三大元帥」的說法統統違背了按比例的規律。胡喬木還特別談到,一九五八年一反常規,毛澤東當時指示過:報紙刊載中央活動要及時。為什麼南寧會議、成都會議都沒有要報道呢?可見北戴河會議之後毛澤東頭腦發熱之程度。武昌會議公布糧食產量七千五百億斤時,陳雲曾不同意公布,告訴了胡喬木,但胡沒有敢向毛彙報。為此,上海會議胡喬木挨了毛的批評,毛稱讚了陳雲:「真理有時在一個人手中」。胡喬木說,當時不彙報是為了保護陳雲,否則上海會議時,陳雲也恢復不了名譽。胡喬木介紹,武昌會議時,王稼祥對劉少奇說,不要公布關於人民公社的決定,王不敢去向毛彙報,劉向毛轉告了,結果毛髮了脾氣。胡喬木說,王應該受到表揚。隨後大家還談到,自南寧會議以後,柯慶施等人受了誇獎,不久又進了政治局,於是更加發展了迎合之風。反右派運動之後,整得人們不敢講真話,養成了講假話的習慣。去年講假話成風,登峰造極了。(註一百零九)

大概是七月十八日,在田家英住處,胡喬木、吳冷西、陳伯達、李銳五人對彭德懷的信都很感興趣,覺得信內容好,觀點跟我們一致。不過,胡喬木說了一句:這封信可能惹出亂子。他可能從王任重那裡得知毛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不滿的消息。(註一百一十)

七月十八日,胡喬木在第二組作了較長的發言,為《記錄》(草稿)起草者辯護。因為《記錄》(草稿)中關於形勢的那一段受到一些人的批評,批評者認為對一九五八年成績講得不夠,問題講得太重。胡喬木回答這些批評,認為一九五八年問題還是應該說透。在發言中,胡喬木沒有提及彭德懷的信,他實際上是支持這封信的。(註一百一十一)

毛澤東七月二十三日講話之後,胡喬木一度沉默,幾天以後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急忙緊跟。八月十日下午,胡喬木來到第四組(他本是參加第二組的),作了長篇「斥所謂『斯大林晚年』的污衊」的長篇發言。(註一百一十二)他說,毛主席有點像斯大林晚年這個話,用意顯然是專門說斯大林錯誤方面,這是一個嚴重的原則問題,這是對毛主席和黨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惡毒的污衊。」接著從六個方面將斯大林晚年和毛澤東作了比較,藉此對毛澤東進行吹捧。

由於胡喬木、陳伯達等「秀才」的善變,八月十一日毛澤東講話中說:「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們的人。」「李銳不是秀才,是俱樂部的人。」這樣,雖然會議初期,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吳冷西也說了一些真話,但沒有受到批判。

為了進一步取得毛澤東的信任,一下廬山,胡喬木就送上了《剝開皮來看――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為什麼是一個反黨的綱領?》的長文,對彭德懷的信無中生有,上綱上線,強加了種種政治帽子。這篇文章經毛澤東批示,印發給全國,成為批判彭德懷等人的重武器。

說完了原喬木,還得順便提一提吳冷西。他身兼新華社社長和人民日報社長之職。上廬山以前和廬山會議初期,吳冷西對大躍進的形勢持批評態度。他還給分社下達指令,讓分社收集大躍進以來的材料。所以,當時分社發來的內參稿件講了一些真話。彭德懷回國以後看了很多「內部參考」、並對他產生影響的,就是新華社提供的。廬山會議轉向以後,吳冷西不僅態度很快轉變,他還立即給北京新華社總社打電話,讓把分社收集的批評大躍進的材料送上廬山,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罪證。根據這些材料,浙江分社社長尤淇、廣東分社社長杜導正、四川分社社長紀希晨、雲南分社社長陳湧進、青海分社社長程光遠、福建分社社長孫權等七位,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據杜導正對本書作者說,他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主要是總社的意見,廣東的陶鑄是想保他的。

賀龍及其他幾位高級將領

賀龍元帥是一個有膽量的人。一九一六年春天,他用兩把菜刀砍了巴茅溪鹽稅局子,拉起了一支劫富濟貧的隊伍。在南昌起義時,他是主要領導人之一。新中國成立以後,賀龍先是協助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后調北京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體委主任。處在高位的賀龍,在毛澤東面前,已經沒有「兩把菜刀鬧革命」的膽量了。在廬山會議上,他是毛澤東的一個得力打手。

從七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在第三組討論中,對彭德懷的信持批評態度的主要有陳正人、程子華和賀龍少數幾個人。那時毛澤東還沒有發表七.二三講話,他們卻態度鮮明,堅決維護「三面紅旗」。賀龍還揭發彭德懷說的「請紅軍來」的話。

七月二十四日,賀龍在發言中進一步揭發彭德懷,他提到洛川會議,說對毛主席的抗戰戰略方針,有人不堅決執行。(註一百一十三)毛在七月十七日晚找周小舟、周惠、胡喬木、田家英、李銳五人談話時,談到洛川會議舊事。說彭德懷主持的華北軍委分發的小冊子中,不同意中央在洛川會議定的游擊為主的方針。這小冊子曾為王明所利用。說明彭歷史上就跟他不一致。(註一百一十四)但這五人沒有向其他人透露過毛談話的內容。賀龍這個揭發和毛澤東的想法完全一致。

在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講話以後,賀龍發言更為尖銳。八月三日,他在第三組發言說,德懷同志的信,我認為是一個反黨的綱領。他過去幾次在緊要關頭上發生動搖,對毛澤東同志是很不服氣的,當了錯誤路線的幫手。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黨綱領,也完全是對著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註一百一十五)

在軍隊幹部中,羅瑞卿、蘇振華、黃永勝、蕭華等對彭德懷的批判也十分激烈和尖銳。

這裏簡單介紹一下羅瑞卿的態度。

七月八日,還是在「神仙會」階段的早幾天,李銳發言批評「以鋼為綱」和指出國民經濟沒有搞好綜合平衡時,羅瑞卿就打斷李的發言,極力維護「大躍進」。

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發表反擊講話以後,李銳、周小舟、周惠三人由於想不通,在周惠住處發泄情緒。周小舟懷疑毛這篇講話,是否經過常委討論,認為按照講話的精神發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只有個人獨斷專行。他們三人就去找黃克誠談談,後來,彭德懷也進來了。他們出來時,被羅瑞卿碰上了。(註一百一十六)當然羅瑞卿不知道他們談論了什麼,但是,在這個時間,在這個地點,這幾個人相聚,引起了羅瑞卿的高度警惕。經羅瑞卿揭發后成了「二十三晚事件」。在會議後期的批判中,這個事件成了追查和圍攻的重點。

八月三日,羅瑞卿在第五組發言說,彭德懷生活上學馮玉祥(指艱苦樸素)是「偽君子」,「所謂艱苦樸素,實際上很多都是裝的(有人插話:『換了政治上的慾望』),他的政治慾望很大……黨性有虧,私心很重,不是正直無私,他的個人主義很嚴重。不要說生活,為人很多是裝的,即使是真的,可是總是反黨,反對黨的正確領導,反對總路線,這種所謂生活樸素有什麼用處?」羅不僅在小組會上發言否定彭德懷的人格,在會下見面時還當面質問彭德懷。(註一百一十七)

一般人就在自己的組裡發言。但羅瑞卿十分活躍,不僅在自己組裡發言,還到其它幾個組裡發言。八月十日,羅瑞卿強行帶著著李銳到黃克誠那個小組去,就「二十三日晚事件」和所謂「斯大林晚年」問題和黃克誠對質。批鬥會形成了一個新高潮。像爆發了一棵炸彈,全組立時嘩然。羅發言時疾言厲色,說彭德懷、黃克誠的住處成了反黨司令部,成了搞陰謀活動的地方。他厲聲質問黃克誠:「你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你聽到了把毛澤東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這樣的話,為什麼不氣憤?為什麼不臭罵你們『軍事俱樂部』的成員?為什麼不反映?」(註一百一十八)

廬山會議結束以後,羅瑞卿由公安部長升任為總參謀長,和林彪一起主管中央軍委工作。據說這是林彪建議的。但是,好景不長。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揪」出了「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在政治高壓下,羅瑞卿跳樓自殺未遂,摔斷了腿。葉劍英元帥為此賦詩一首,其中有「將軍一跳身名裂」之句。「彭陸羅楊」中的彭真,在廬山會議上也是一位批判彭德懷的得力幹將。在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的常委會上,彭真多次發言、插話和質問。

蕭華對彭德懷也是落井下石。由於他和彭德懷一起出訪東歐,他的揭發是很要害的。八月九日第四組繼續開會,有人又追查彭德懷出國的事。蕭華說:彭德懷同志在阿爾巴尼亞講了一段話,說我們的黨,在革命時期最大的危險是右傾。當奪取了政權以後,最大的危險是官僚主義,是「左」傾。有人接著念了彭德懷在出訪東歐幾國時的談話記錄。蕭華說:我還懷疑他第二次與赫魯曉夫的談話,他們在一個桌子上,我們在另一個桌子上,沒有大使館的翻譯在場。(註一百一十九)

在彭德懷蒙受冤案時,其他幾位元帥沒有人為他說過半句公道話,沒有落井下石的也是代毛澤東去勸降,要彭早點認罪。七月三十日上午(彭德懷說是七月二十四日,李銳的日記中記的是三十日),聶榮臻、葉劍英兩位元帥來到彭德懷的住處勸說彭德懷作檢查。彭德懷記下了當時談話的主要內容:

他們問我考慮好了沒有?我說,我寫給主席的信,是根據國內某些具體情況和廬山會議的情況寫的,並沒有什麼準備和懷有什麼陰謀目的。他們又問我寫信事先同其它同志交換過意見沒有?我說:「除了周小舟同志有兩次到我處談了些湖南省的具體工作情況,我給他說了我準備寫信(沒談內容)給主席以外,沒有同其他同志談過。張聞天同志有幾次來我處談了些帶全國性的經濟建設工作,並沒談寫信的問題。」他們又說「不能單從信的方面看,而要從如何對全局有利著想。」「要拋開信的本身,從全局利益來作檢討。」(註一百二十)

八月三日,聶榮臻在小組會上談到這次勸說時的情形說:「我們都提到他的桀驁不馴。劍英同志說:毛主席健在時,你就這樣,將來黨內誰管得了你。劍英同志說話時,都激動得掉淚了。」

陳毅元帥是外交部長,八月二十四日,外事系統召開批鬥張聞天大會,大會小會反覆進行揭發、批判。集中火力追查「裡通外國」的問題,一盆盆污水潑到張聞天頭上,對一切問題都要當場交待清楚。張聞天受到莫大的侮辱,傷心之至。回到家裡,同親人相對默坐,禁不住潸然淚下。(註一百二十一)主持批鬥張聞天的,就是陳毅元帥。

湖南的二周(周小舟,周惠)原來都是支持彭德懷的,周惠因講了不少真話在會上受到不少批評。毛澤東對原來持彭德懷看法的人極力分化瓦解,爭取歸順。為了「挖彭德懷的牆腳」,找周惠到美廬(毛澤東的住處)單獨談話。周惠承認了錯誤,就沒有列入反黨集團。毛澤東也曾想把周小舟拉過來,八月一日,給周小舟寫信,信中說:「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並且和周小舟談了一個通宵,曉之以利害。毛告訴周,只要他寫一個檢討,起來揭發彭德懷,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著眼淚對毛澤東說:「主席,我不能寫這樣的檢討,彭總的意見書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訴他的,是我們動員他找主席談的。我以為他的身份向主席談可以起作用,他才寫的,我么能批彭總呢?」毛澤東揮手說:「你走吧!」周小舟站起來誠懇地說:「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書記到湖南去可能對情況不熟悉,我請主席考慮,還是讓周惠回去,他熟悉情況,可以當好新書記的助手。」周小舟將所有的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臨下山時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囑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並請他幫自己照顧妻室兒女。(註一百二十二)周小舟沒有「迷途知返」,因而受到激烈的圍攻,但他還是堅持到底,一九六二年對右傾主義分子甄別時,中央規定對周小舟不甄別。

周惠的歸順本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四十年以後,作家權延赤合寫了一本書,書中把右傾反黨集團寫成「彭黃張周周」,把本來不是反黨集團的周惠加了進去,還對周惠作了不符合事實的粉飾。據知情人說,這是周惠的子女為美化周惠而提供的情況。(註一百二十三)這一下子惹怒了他的湖南老鄉――《新湖南報》即《湖南日報》的前身的編輯記者們,他們自費出了一本書,書中揭了周惠的老底:廬山會議結束以後,周惠以猛虎下山的姿態,回湖南和張平化一起,不僅窮追狠斗周小舟,落井下石,多方加罪,還大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株連二萬多名幹部落馬。這本書還揭露,一九五七年,周惠製造了一個「新湖南報右派反黨集團」,將五十四人打成了右派(全報社共有編輯記者一百四十五人)。當年《新湖南報》的社長朱九思還在這本書的前面寫道:「誰是真金,誰是糞土,包括當年那位不可一世現在仍不知羞恥的人物,歷史終於做出了公正的結論。」(註一百二十四)

在中國政治制度下的官員們,要保住地位,是很難成為「真金」的。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們,誰沒整過人,誰沒挨過整?不要苛求周惠,八十年代,他在內蒙古任書記時,還是做了一些好事的。為子女者,希望自己的父親有一個光輝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但過於粉飾,反而損害長輩的形象。順便指出的是,八十年代以來,一些高官的親屬、子女、部下,寫了一批歌頌他們父輩的書和文章,其中,不少有類似《天道--周惠與廬山會議》的問題。

註解:

[註一百零三]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五三頁。

[註一百零四] 同上,第一四二頁。

[註一百零五] 同上,第一五四頁。

[註一百零六]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五四六-五四七頁。

[註一百零七]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三十頁。

[註一百零八] 同上,第三十六頁。

[註一百零九] 同上,第三十七-三十八頁。

[註一百一十] 同上,第七十四-七十五頁。

[註一百一十一] 同上,第七十八-七十九頁。

[註一百一十二] 同上,第二八七-二八八頁。

[註一百一十三] 同上,第一五三頁。

[註一百一十四] 同上,第七十三頁。

[註一百一十五] 同上,第二三九頁。

[註一百一十六]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五三頁。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第一四四頁。

[註一百一十七]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二三九頁。

[註一百一十八]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五九頁。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二八零頁。

[註一百一十九]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二五一頁。

[註一百二十] 《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二七八頁。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七一-一七二頁。

[註一百二十一] 程中原:《張聞天的發言》,載張湛彬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國》,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二七五頁。

[註一百二十二] 楊第甫:《廬山會議周小舟堅持不批彭德懷》,《炎黃春秋》二零零一年第一期。

[註一百二十三] 權延赤、黃麗娜:《天道——周惠與廬山會議》,廣州,廣東方旅遊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註一百二十四] 朱正主編:《一九五七新湖南報人》,長沙,湘新出准字(二零零一)第一六一號,二零零二年。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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