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七十）

北京時間：2014-02-12 08:08

【新唐人2014年2月12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二「浮夸風」使人瘋狂

「浮夸風」集中表現在糧食產量上大放「衛星」上，這方面的情況在第「糧食問題」一章已經作了詳細介紹，這裏不再贅述。其實，「浮夸風」還有多方面的表現。

當時河南流行一個口號：「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省委書記吳芝圃在一次會上講了一個《李廣射虎》的故事。一天，李廣出遊，隱約看到一虎攔路，遂開弓射之，近看，乃一大石也，但箭頭竟入石寸余。彼復射，箭頭觸石落地。由此「可知意念之重要，解放思想之威力！」這種藉助于無根據的傳說，鼓勵唯意志論，又出自當權人物之口，當然會鼓起群眾浮躁浮夸的情緒。此時又反回來依據「氣可鼓而不可泄」的論述，壓制一切不同意見，並上綱到兩條道路鬥爭，從而使「浮夸風」在各條戰線上愈演愈烈。

在工業建設上，「浮夸風」不僅表現在大辦鋼鐵方面，在其它行業也很嚴重。不僅大城市浮夸，在一些邊遠地區的「浮夸風」簡直到了天方夜譚的地步。例如，雲南有的地區號稱平均每一點零五分鐘就辦一個工廠，花二元錢也可以辦一個工廠。（註十五）一九五八年甘肅靜寧縣謊報在十五天內建了一萬多個工廠，而這個縣當年只有二十五點七萬人。（註十六）貴州省鎮寧縣，是一個苗族聚居的縣，一九五八年全縣建了四百九十四座工廠和一千二百零五座高爐，當時全縣僅三十萬人，平均每二百五十人就有一座高爐。（註十七）

在科學研究領域，應當是最講科學性的，但這裏也颳起了「浮夸風」。一九六零年秋，我剛上清華大學時，就聽上兩屆的老同學說，一九五八年，全校搞科學大躍進，搞了很多不切實際的課題。例如，我們系（當時是動力系）就批判「熱力學第二定律」，說克勞休斯的「熱寂說」是唯心主義，是悲觀論。其它系也根據自己的專業，選擇大批判的課題，向科學權威挑戰。

大躍進狂風颳到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院士薛攀皋在《院史資料與研究》一九九三年第四期上發表了關於「大躍進」時生物學部的回憶文章。文中有一段說：「會議一開始，一位宣傳部門的領導同志講話。他提出：科研單位要同農民開展種高額豐產田的競賽，如果競爭不過農民，就要摘掉科研單位的牌子……」。後來有人問薛這位領導同志是誰，他說是於光遠。（註十八）當時於光遠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長。可見於光遠當時也頭腦發熱。

有一次，聶榮臻元帥（負責軍事科學）曾帶張勁夫（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和於光遠兩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見毛澤東，要張勁夫彙報科學院的情況，要於光遠彙報全國科技的情況。於光遠根據山東省委的報告，彙報了山東的農民把蘋果苗插在正在長的南瓜上，結果蘋果同南瓜一起長。那時的於光遠認為，要相信黨、相信群眾，省委的報告還能有錯？後來，於光遠越想越不是滋味，認為這是他一件丟臉的事。他堅決反對「人體特異功能」之類的偽科學，就是從這裏吸取了教訓。（註十九）

全國都大躍進，中國科學院也得大躍進。因此，上級一號召，各研究所就分頭動起來了，主要是搞了超聲波管道化等一些東西，不少所搞大戰多少天，向黨獻禮。這些獻禮項目，都是浮夸的。

當時，在「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口號下，不迷信教授，向權威挑戰，中國科學院廣泛開展學術批判。除了又重新批判孟德爾、魏斯曼、摩爾根遺傳學外，還批判了牛頓力學、微爾和的細胞病理學。在「科學大批判中」，說果樹栽培方面農大園藝系教授沈雋「疏花疏果」是資產階級思想，說保花保果是無產階級思想。批判在林木採伐中主張「間伐」的（中科院瀋陽林土所劉鎮諤）是資產階級思想，說主張「皆伐」的是無產階級思想。連最抽象的數學領域也搞起了批判，武漢大學數學系的齊民友就是當作白旗給「拔掉」的，等等。心理學的批判是從批北師大心理學教授朱智賢開始的，心理學被當作唯心主義的被否定。（註二十）

教育戰線的「浮夸風」也不弱。全國各地都辦起了大學。專區辦大學，很多縣也辦起了大學。在河南省逐平縣十個公社八月底就創辦紅專綜合大學、水利工礦專科學校，業餘農業大學五百七十多所（註二十一），河南省登封縣兩天之內辦起了四十四所紅專大學（註二十二）。大學遍地都是，村支書就可以任命大學教授。（註二十三）就在我們中學――浠水一中，也騰出了幾間房子辦起了「浠水大學」。我們中學一些老師一夜之間就成了大學教授。不知哪裡來的一些二三十歲的「大學生」，在我們這些中學生面前昂首闊步、大搖大擺起來。「浠水大學」不到幾個月就散了伙。報紙宣傳，截止七月底，全國已有六百三十九個縣基本掃除文盲，佔全國縣市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八點一。（註二十四）

在文化戰線，其狂熱程度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一九五八年八月和十月間，文化部先後在安徽、鄭州召開了省文化局長會議和全國文化行政會議，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躍進」。會議有的單位提出群眾文化活動要做到：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寫會算，人人看電影，人人會唱歌，人人能繪畫，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創作。鄭州會議還提出文藝創作要「行行放衛星，處處放衛星，層層放衛星。」各級都要成立「藝術衛星指揮部」。一瞬間，各地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群眾文化活動組織，例如江西省組織了五千多個山歌社，四川省組織了二萬二千多個農村文藝創作小組，安徽省隊隊有創作小組。由於提出了放文藝衛星的任務，層層布置，層層加碼，使得許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實際甚至是荒唐的口號和要求，諸如什麼「兩年就要超過魯迅」，「一個夜晚寫六十個劇本」，「每個縣都要出一個郭沫若」等等。一些「新民歌」大多是吹牛皮的，例如「稻粒趕黃豆，黃豆像地瓜，芝麻賽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趕冬瓜，一幅豐收圖，躍進農民畫。」「今年是個豐收年，秋後糧食堆成山，不知糧食打多少，壓得地球打轉轉。」（註二十五）

全國都搞詩歌運動。著名詩人田間下放到河北省懷來縣，他在那裡搞起了「詩傳單」，不但他寫，還把所有的村幹部、社員都拉進去寫詩。寫出來的都是順口溜，什麼「千日想，萬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六個鄉，成一家，社會主義開紅花。」這些詩編成集拿到石家莊出版了，並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後來，這場詩歌運動越搞越大，鬧到火車上每個乘客必須交詩一首，鬧到制定文學創作規劃，各公社開展有比賽。這個說：「我們年產詩一萬首」，那個說：「我們年產長篇小說五部，劇本五部」最後張家口地區竟出了一位「萬首詩標兵」，他一個人在一個月內就寫了一萬首詩！（註二十六）

當時，一些著名作家、詩人、文藝工作者，有的不了解真相，有的隨波逐流，有的賣身投靠，用自己手中的筆，胡說八道，助紂為虐。在這些人當中，知名度越高的，危害越大。

當時被認為是大文豪、大詩人的郭沫若，寫了不少歌頌大躍進的詩，現引他寫的《太陽問答》中的幾句：

農民：

太陽太陽我問你，

敢不敢來比一比？

我們出工老半天，

你睡懶覺遲遲起。

我們摸黑才回來，

你早收工進山裡。

太陽太陽我問你，

敢不敢來比一比？

太陽：

同志同志你問得好，

我舉起雙手投降了。

我因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你見不到。

西方的情況真糟糕，

不勞動的人光胡鬧。

超英，十五年不要，

同志同志我敢擔保。

接下去是幾段農民和月亮、農民和星星的對詩，極其誇張之能事，不再援引。最後一段是農民、太陽、月亮、星星的合唱。

合唱：

感謝黨呵感謝黨，

黨是不落的紅太陽。

東風永把西風壓，

社會主義放光芒。

鼓足幹勁爭上游，

多快好省建天堂。

紅旗插遍全世界，

紅旗插在天頂上。（註二十七）

郭沫若還與周揚一起編《紅旗歌謠》，這本書極盡浮夸獻媚之能事。但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郭沫若給陳明遠的信中寫道：「大躍進運動中處處放衛星、發喜報、搞獻禮，一哄而起又一鬨而散，浮夸虛假的歪風邪氣泛濫成災……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僅可笑，而且可厭，假話、套話、空話是新文藝的大敵，也是新社會的大敵。」（註二十八）據說，郭沫若的秘書對這封信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如果這封信不是真的，那就是郭沫若在一九五八年不了解真實情況，跟風起鬨；如果這封信是真的，那郭沫若就是明知故犯了。不管郭沫若在一九五八年是對實際的無知，跟風起鬨，還是內心很明白，卻要違背良心，作「新文藝的大敵」、「新社會的大敵」，像他這樣有地位的人做出那樣浮夸獻媚的事，是最可悲的，也是危害最大的。

毛澤東曾說過，「經濟事業和作詩是兩回事。『端起巢湖當水瓢』，這是詩。我沒端過，大概你們安徽人端過。怎麼端得起來？」（註二十九）但是，當時報刊沒有宣傳毛澤東這些話。因為「不能給群眾運動潑冷水」，這樣的詩歌在當時浮夸風中推波助瀾。

統計部門的「浮夸風」影響最大。本來，統計工作的生命和靈魂在於真實，然而在「大躍進」運動期間，統計工作的基本原則和科學方法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用編織的數字來證實謊言。國民經濟信息的嚴重失真直接導致了決策的失誤。北戴河會議之所以做出大鍊鋼鐵的決議，就在很大程度上與一九五八年夏糧的虛假數字造成了「農業問題已經解決」的假象有關。

一九五八年的工農業大躍進帶來了「統計工作的大躍進」，從而產生了「躍進型」統計體制「躍進型」統計體制，是指在大躍進期間形成的以黨政領導的意圖和指示為圭臬，以證明大躍進路線的正確性為宗旨的統計體制。大躍進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這在數字上必須體現。在組織壓力下，統計部門不得不服從各級黨政機關的意志，炮製一個個高產衛星，形成一套弄虛作假、欺上瞞下的「統計」數據。困難時期所說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正與這一體制密不可分。（註三十）

在極權制度下，國家機器上的所有零件都緊緊圍繞政治軸心運轉，統計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統計工作者從上級那裡得到的指令是：「黨政領導需要什麼統計資料，我們就提供什麼統計資料，政治運動、生產運動開展到哪裡，統計工作就跟到哪裡。」（註三十一）「要根據黨的指示和實際工作需要辦事，黨叫怎樣做，就怎麼做。」（註三十二）薛暮橋和賈啟允是當時中家統計局的領導人。

為了把統計工作完全納入大躍進的軌道，使它成為服務於大躍進的「馴服」工具，各級政權一方面通過「思想教育」實現軟控制，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動用國家機器實行超強控制，對不聽話的統計工作者進行批判、鬥爭。與此相反，有些不說老實話、作假報告、誇張成績、隱瞞缺點的人，沒有受到應有的批評，反而得到表揚和提拔。統計管理也下放權力，國家統計局要求地方統計部門以百分之九十的時間完成地方任務，上報的統計數字要經黨委批准，甚至統計方法也突出「因地、因時制宜的靈活性」，從而便利了地方黨政領導對統計工作的干預。根據薛暮橋回憶，一九五八年八月有五六個省的統計局長向他訴苦：「省委要統計局報假帳，不報就要受處分。」問薛暮橋怎麼辦。薛回答說，「大躍進勢不可擋，只能聽省委的話，將來總有一天中央會問你們真實數字，你們要做好準備，隨時可以把真實數字拿出來。」（註三十三）薛暮橋在這裏暗示統計工作者搞兩套統計數字，把真的留下來，等中央需要時再上報。

隨著大躍進的升溫，統計部門對「統計大躍進」的認識也呈水漲船高之勢。薛暮橋六月份的講話中提出「方向道路是主要的，業務是次要的。」「我們搞統計工作是為人家服務的，不是為自己服務。要不要，要什麼，要問人家。計算方法，計算口徑，也是如此，為誰服務，就去問誰。」（註三十四）薛暮橋還是一個比較實事求是的經濟學家，當時經濟學界討論速度和比例的關係（針對只顧高速度）、討論經濟核算（針對不講經濟效益）、討論商品經濟（針對消滅商品經濟），薛暮橋還是站在比較科學的一方，但是，在「勢不可擋」的形勢面前，在他主管的統計工作中，也頂不住了。

一九五八年六月份在河北保定召開的全國統計工作現場會議上，打破了原來的躍進標準，認為「統計工作是否躍進，既不在報表數量的多少，也不在時間的遲早」，重新確立了躍進的兩條標準：第一，政治領導業務，同群眾的生產高潮結合起來，及時掌握生產進度，發動群眾評比，黨政領導需要什麼統計資料，我們就提供什麼統計資料，政治運動、生產運動開展到哪裡，統計工作就跟到哪裡」；第二，在各級黨委的經常領導下，由統計部門統一組織，結合群眾生產運動，發動廣大群眾積极參加統計工作，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貫徹執行統計工作的群眾路線。（註三十五）《人民日報》在八月十三日發表社論，號召「全黨全民辦統計」，意欲藉助群眾運動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動「統計躍進」。

一九五九年春天，中共中央下達了幾項向農民讓步的政策，如允許家庭養豬，擴大自留地等。統計工作者利用這個稍微寬鬆的政治環境，準備糾正統計工作中的錯誤。一九五九年四月召開的國家統計局長座談會上提出了提高統計資料的準確性，建立準確的人民公社統計工作，做好農作物產量調查工作以及整頓工礦企業統計工作等問題。國家統計局還提交了幾篇反映大躍進中實際存在問題的報告，如《關於鋼鐵工業的幾個問題》和《女職工人數的增長情況和存在的問題》。地方統計部門也行動起來，用統計手段分析本地大躍進中存在的問題。如江蘇省統計局編印了不定期的內部刊物《統計報告》，專門向指揮生產的黨政領導反映情況。這些統計報告比較實事求是地分析了「大躍進」的得失利弊，對抵制「五風」起了一定的積極的作用。但不久就被批評為「向大躍進吹冷風。」

在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和以後的反右傾運動，國家統計局不得不送上了檢討報告，承認前些時由於「政治覺悟不高」而向大躍進「吹了幾口冷風」。而且，國家統計局不僅帶頭寫了十幾篇報告，從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大鍊鋼鐵、人民公社、基本建設等方面全面論證總路線的正確性和偉大成就，還通知各地統計局：「希望各省市的同志們動員組織全體統計工作人員，在黨的領導下積極行動起來，拿起統計武器，為堅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擊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註三十六）

在極權制度下，統計數字「隨風倒」，隨最高掌權者的主觀意願而忽高忽低，「熱漲冷縮」。即使個人品質較好的經濟學家，如薛暮橋，只要他為這個制度服務，也只能隨之「熱脹冷縮」。這一點，毛澤東是明白的，但在制度面前他也無能為力。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日，在廣東省委三號樓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們老是要數字，什麼東西種了多少，產了多少，今天積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了什麼，天天統計，天天上報，統計也統計不及。橫直就是那樣，你瞎指揮，我就胡報，結果就浮夸起來了，一點也不實在。」 （註三十七）

三瞎指揮搞亂經濟

瞎指揮也在全國各地形成了一股強風。當時搞各種「大辦」：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農業．大辦工業……每種「大辦」都是「大兵團作戰」、「人海戰術」，成千上萬的人，呼之即來，招之即去，「白天紅旗如潮，晚上是火把如海」。有的縣領導人晚上站在山頭上看各公社的幹勁，看到哪裡火把最多，就認為哪裡幹勁越大，不問勞動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縣廣播上表揚。其實，這種大兵團作戰不僅造成了窩工和浪費，也使得幹部的瞎指揮到了極致。農業上的瞎指揮表現在很多方面，如生產隊種什麼作物，種多少，什麼時候種，用什麼方式種，都由上級規定。上級的規定不是來自實際，而是來自更上一級的意圖。上面有什麼意圖，下面就層層放大，最後到荒唐可笑的程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密植，二是深翻。這兩個方面毛澤東都說過話，下面就當聖旨，強令農民執行。

關於密植，其實毛澤東只說一個字，這就是他提出的「農業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工、管」。意思是要搞好農業必須抓好這八個方面。前面四個字好理解，不必解釋。密，是合理密植；保，是水土保持；工，是工具改革；管，是田間管理。「密」字僅是「八字憲法」中的一個字。這一個字經各級領導人層層放大，就變成了一股狂風，刮遍全國各地。在很多地方，縣裡規定禾苗行距和株距，由公社貫徹到每一個生產隊，沒有按這個指示插的秧，不管多大面積，都得全部撥掉重插。不僅重新返工，還要「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不同意搞密植的被說成是「稀植論」和「密植減產論」，就要當作「白旗」被拔掉；而把學習密植經驗積極、一畝地下幾百斤種的幹部看作「紅旗」，加以表彰和重用。四川省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實行「聚土、定向、雙行、錯窩、密植」，距離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窩糾正。蒲江縣壽安公社上一年搞密植試驗田吃了大虧，五個黨委書記研究來研究去，再搞大面積密植後果不堪設想，認為最多栽八寸見方，但又不敢給縣上講，就請求來公社檢查工作的地委辦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地委領導人答覆不行，說：「因為你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組織，這是黨中央規定的，應該執行。」

由於過度密植，有的一畝地就播下種子幾百斤，長出后苗株間密不透風，陽光也進不去，連種子也收不回。儘管如此，但「密植」是來自最高指示，誰也不敢反對。解鈴還需系鈴人，最後還得毛澤東自己出來說話。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寫了一封「黨內通信」，才解決「不可太密」的問題。只有他自己說話沒有政治風險。

對深翻，毛澤東也講過幾句深翻對作物生長有利的話。於是，全國各地都深翻土地一米以上。把生土翻上來，把熟土埋在下面。不僅勞民傷財，還破壞了土壤結構，造成大幅度減產。

吉林省公主嶺鳳響鄉泡子沿村，一九五八年十月，將鳳響、響水、范家屯三個區併入一個大公社――范家屯人民公社，下設團、營、連的軍事體制。然後「大躍進、大兵團大會戰」。第一個戰役就是深翻地。在會戰中「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各家煙囪站崗，鎖頭看門」，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的，全部到田裡參加大會戰。全管區共抽一千人，其中五百人被調到王學坊管理區「放衛星」，其餘五百人在本村搞會戰，全面掀起深翻高潮。要求所有土地全部翻身，深翻三尺。公社天天搞檢查，隨時報進度。十隊因進度慢，隊長萬老九，被公社幹部當場拔了「白旗」，撤了職。為了加快深翻進度，勞動力都抽走了，只剩下老人、婦女搞秋收，有百分之十的莊稼扔在地里。（註三十八）

遼寧省鐵嶺縣汎河公社，上級說搞密植，就不管好壞地，一律規定一個株距，下種時用尺量。有一個社員比規定的株距種寬了一點，就拉到會上「辯論」，直到本人承認「破壞生產」才算完事。各種活計安排，都是公社幹部發令，大隊幹部傳令，小隊幹部聽令，社員任憑幹部擺弄。不管幹什麼，都要求一個規格，一個期限，一個進度，完不成就大搞夜戰，大搞辯論。楊威樓生產隊社員編了一個順口溜：「種地不由民，生產亂調兵，草比苗還高，還喊產萬斤」。瞎指揮從一九五八年一直搞到一九六零年。一九六零年社員說：「五八年你們瞎指揮，我們提意見；五九年你們搞瞎指揮，我們還偷著干；今年豁出來了，叫我們種石頭我們也種。反正我們挨餓你們也飽不了。」（註三十九）

湖北省沔陽縣在貫徹《緊急指示》（十二條）的過程中，由於中共中央開始批評瞎指揮，群眾才敢說話，貼了不少批評瞎指揮的大字報。選錄如下幾張：

天下雪，地下秧，谷芽落地一掃光，

群眾反映有困難，右傾帽子實難當。

_{（沙湖公社中幫管理區群眾貼）}

稀奇稀奇真稀奇，那有小麥種這密，

每畝下種一千斤，害得群眾餓肚皮。

_{（雙江公社黃荊生產隊群眾貼）}

幹部強迫命令大，整好熟田不插秧，

一切停止把湖下，誤了一年好莊稼。

_{（沙湖公社杜窯管理區群眾貼）}

幹部主觀主義大，扭轉乾坤種莊稼，

為了好看連片化，壞田也要種棉花。

_{（楊林尾公社中心生產隊群眾貼）}（註四十）

四強迫命令風視民如草芥

幹部強迫命令和特殊化，本是極權制度的產物，又是對農民實行專制的具體表現。在大飢荒期間，除了飢餓死亡以外，被拷打、折磨致死的不計其數。在本書各省的章節中都有詳細的介紹，這裏不再一一贅述，只重點介紹一下在中國最大的城市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發生的「上海奉賢縣問題」。

一九五八年六、七月間，上海市奉賢縣在「掃除殘餘反革命」和「反擊富裕中農進攻」的口號下，就發生了亂關、亂斗的現象。到一九五八年深耕深翻、興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戰三十晝夜」，「不完成任務拿頭來見」，「要用殺人之心去搞生產」等口號，因而在全縣範圍內普遍發生了捆綁、吊打、亂罰、亂斗、亂關等現象。據調查，被活活打死的農民有四人，被逼得走投無路而自殺身死的有九十五人，晝夜連續勞動不準休息而累死的一百三十一人，生病不準請醫治而導致死亡的二百零五人，不準父母請假、使生病兒童失去護理而致死亡的四百一十一人，其它因嚴重強迫命令而造成死亡的一百一十四人。共計九百六十人。僅奉賢公社（縣委的重點社）一個社，被直接或間接逼死的群眾，就達三百六十四人。經初步調查，公社黨委副書記、正副社長以上的領導幹部，親自動手捆綁、吊、打、關過農民的就有五十五人，占上述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五十，被他們親手捆綁、吊、打、關過的農民有三百二十九人，被他們直接逼死的農民有二十九人。

十月間，縣委領導人王文忠、李少峰等又提出「向富裕中農為代表的地、富、反、壞分子作鬥爭」的口號，普遍發生亂斗中農亂撤幹部的現象。經縣委排隊準備鬥爭、撤職的幹部有一千八百多人（占幹部總數近百分之二十），其中七百二十五人已被鬥爭後撤職。被戴上「富裕中農」帽子（實際上大部分是貧農和下中農）而鬥爭或勞改的農民，約四千人左右。

十月下旬，在縣委的統一部署下，各公社和生產營都普遍設立了所謂「勞改隊」，被勞改的農民就有二千四百多人，此外集訓了二千多人。有的「勞改隊」還定了各種「處罰條例」，動輒加以嚴刑拷打。縣公安局還舉辦了「兒童集訓班」，集訓了二百多名兒童。進入集訓班的兒童大都十歲左右，最小的僅六歲。「兒童集訓班」規定不準哭，不準笑，不準玩，不準講話，違者就受到吊打、腳踢、罰站、罰跪，用針剌手心、用手銬銬（小手小，雙手銬在一個圈裡），用手槍對準腦袋等種種摧殘手段進行折磨。

十一月間，該縣在消滅紅鈴蟲的工作中，認為放過棉花的房子都有紅鈴蟲，就將放過棉花的二千一百三十一間房子燒掉。此外，在「拆屋並村」時，又拆掉房屋二千一百四十六間。被拆房屋的群眾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有的淋雨受凍、氣憤發瘋，有的叫苦連天，碰頭打滾。在深耕秋播中，強迫群眾將已經成熟、即將收穫的棉花七萬八千八百九十一畝統統翻掉。在興修水利時，為了鋪設運土方的四輪車木軌道，將全縣九千多台織布機全部拆掉，連社員的門窗、地板、板壁等也被拆走，還挖出了墓地里八千多具棺材。掘墓時既不徵得墓主的同意，對屍骨也不作善後處理。（註四十一）

奉賢縣的問題雖然很突出，但不是個別的。不管是地處中原的河南省、山東省，還是遠在大西南的雲南省瀘西和遠在大西北的甘肅省通渭，都出現過類似奉賢這樣的問題，有的情況比奉賢還要嚴重。但是，在處理這些違法亂紀的幹部時，又都追究這些幹部個人和其配偶的家庭出身。認為是他們是國民黨的殘餘分子，大搞「民主革命補課」，為農村開展「四清運動」埋下了伏筆。

註解：

[註十五] 當代中國農業編輯部：《當代中國的雲南》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四二頁。

[註十六] 《中國國情叢書•鎮寧》，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十六頁。

[註十七] 《中國國情叢書•鎮寧》，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九七、第五三七頁。

[註十八] 李真真：《大躍進時的中宣部科學處——于光遠、李佩珊訪談錄》，原載《百年潮》一九九九年第六期第二十三-三十頁。

[註十九] 同上。

[註二十] 同上。

[註二十一]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光明日報》。

[註二十二]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二日，《光明日報》。

[註二十三] 康健：《輝煌的幻滅——人民公社警示錄》，第二七五頁。

[註二十四] 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光明日報》。

[註二十五] 謝春濤：《大躍進狂瀾》，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九十六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