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5日訊】 2013 年12月20日，中紀委公佈中央防範和處理X教問題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公安部黨委副書記、副部長李東生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李東生是中共十八大後被調查的第二個中央委員、第十六個省部級官員。李東生落馬後，權威反腐專家指出，2013年是「習近平年」，「習近平的反腐力度為近三十年來最大」，「彰顯『蒼蠅和老虎一起打』的堅強決心」。很多網民歡呼雀躍，倍受鼓舞：「習近平好樣的，我黨有希望了，中國有希望了，中華民族有希望了，中國夢有希望了！」筆者估計，要是習近平真的把「康師傅」這個沙皇1號人物下架了，中國臣民也會像朝鮮臣民那樣高唱《我們除了他誰都不認》。一旦臣民們沉浸在「紅歌」的希望裡，就永遠也不會明白一個人類的基本常識——反腐力度大小不在於打虎多少。

一、在中國歷朝，朱元璋打老虎數量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習近平登基後查處的貪官數量確實夠大，但絕不是前無古人。在中國朝廷歷史上，朱元璋的打虎數量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學者估算，在他當政的31年中，大約有10萬到15萬貪官人頭落地。但他的反腐成效不斷回潮和反彈，貪官前「捕」後繼，用他自己的話說：「自開國以來（到洪武元十九年），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所有司官，未嘗任滿一人。」沒有一人做到任期滿不是「異地交流」了，而是因貪腐被砍頭了。從洪武十八年開始，朱元璋在詔書裡指控的對象從個別貪污官員變成了官員全體：「朕自開國以來，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後，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無厭。」他的秘書代他作的《大誥後序》中說：「日者中外臣庶，罔體聖心，大肆貪墨……」洪武十九年，朱元璋說："我設各級官員，本來為治理人民。然而，過去所任命的官員，都是不才無籍之徒，一到任後，就和當地吏員、衙役、地方上的黑惡勢力相勾結，害我良民。」朱元璋到死也不明白為何「我欲除貪贓官吏，卻奈何朝殺而暮犯」。他把原因歸結為沒有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他說：「過去元朝統治華夏，九十三年之治，使華風淪沒，彝道傾頹。讀書人只知道背書，對於思想淨化，毫不用力。所以做事之時，私心戰勝公心，以致往往犯下大罪。」

那時的大明也是一個所謂的「法制國家」，其法律是很健全的。朱元璋為了反腐，建立了一套由《明律》、《大誥》、《鐵榜》以及律文以外的一些詔令、單行科條組成的法律體系。《刑律》為《大明律》的主體部分。其中專設了「受贓」門，對官吏索賄行賄也定了嚴厲的處罰。那時的明朝也有類似紀委、檢察院、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中央巡視組的機構。一是設立御史台（後改為都察院），考察地方官吏的廉政情況。二是運用特務機構「檢校」監督在京大小衙門官吏，設立錦衣衛，直接聽命於皇帝，專門負責偵察百官臣民的言行以及審問、判刑等活動，形成上下左右交錯的監督網絡。

那時的朱元璋也是堅持不懈地開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對待那些文臣武將們，他耐心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先後發布了《鐵榜文》、《資世通訓》、《臣戒錄》和《至戒錄》，苦口婆心地告誡大家權為皇帝所賦、權為民所用。凡受賄數額在六十兩以上的官吏，梟首後在地方衙門旁邊專設的「皮場廟」剝皮，皮被剝下以後被填上稻草，擺在衙門的公座邊上，起著殺一儆百的作用。明朝刑法中有一字叫「醢」，即是將貪官污吏剁成肉醬，然後分賜給各地官員叫他們吃下，吸取教訓。

那時的朱元璋也是「蒼蠅老虎一起打」。洪武十五年，戶部官員與地方官府勾結，採取預先空白報表蓋印後私自填充虛假支出數額營私肥己貪污財物，被朱元璋發現後，戶部官員及各地衙門管印的長官全部處死。三年後，又查處戶部侍郎郭桓侵吞稅糧團夥案，中央六部涉案貪官統統被處死，各省、府、縣被牽連的幾萬貪官人頭落地。洪武十六年查處刑部尚書「替死鬼案」，洪武十八年查處工部侍郎韓鐸剋扣工匠工資案、兵部侍郎王志徵兵受賄案，洪武十九年查處刑部郎中私放死囚案、禮部侍郎章祥侵吞公主婚禮銀兩案、都察院御史劉志仁「吃了原告吃被告」案，洪武二十五年查處戶部尚書趙勉夥同老婆內外受賄案，這些大貪官都被朱元璋斬首。更狠的是，在查處「中原茶葉走私案」時，朱元璋大義滅親，處死了駙馬歐陽倫。

二、在社會主義國家，安德羅波夫打老虎數量無與倫比

安德羅波夫從勃列日涅夫手中接過的蘇共政權，表面看很自信、很穩定，實際卻是搖搖欲墜，四面楚歌:農業和消費品工業瀕臨崩潰；東歐「離心離德」，不在聽大哥的話；在科學技術上已降為二等強國。更嚴重的是，蘇共特權階層腐敗問題嚴重。嚴重到什麼程度？

早在赫魯曉夫時代，毛澤東在「九評蘇共」的文章裡對蘇共描寫到：「蘇聯特權階層控制了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職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佔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他們的一切活動，都以特權階層的私利為轉移。」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已經「允許適度腐敗」，勃列日涅夫本人帶頭腐敗，他對貴重禮品、轎車、獵槍的喜愛在當時就已為很多人所知曉，尤其是他在數百萬電視觀眾面前擺弄他的那枚鑽戒的鏡頭。同時，他從不忘記滿足家人的要求，每次「深入基層」，他的妻子公開接受「貢品」，滿載而歸。他的家人及一些親屬都參與了倒賣公共資源的公文批件及購買稀缺商品的「條子」。上行下效，貪污腐敗涉及各部門各行業各級別工作人員。黨證和公職也可以買賣，在格魯吉亞共和國一些黨組織中，有人從事黨證交易，把各種類型的騙子接納進蘇共組織，在他們行了更大的賄賂之後，又把這些人推上更高職位。在阿塞拜疆的一些地方，給州委書記和一些職能部門官員、管理人員和普通工作人員都標定了價格。70年代後期烏茲別克共和國的卡什卡達爾音州，在州黨委第一書記加伊波夫的直接領導下，區、市和州一級的職位被出賣了。

蘇聯的「黑手黨」（相當中國的太子黨）一邊煽動臣民罵美國，一邊高出國內小麥一倍多的價格走私美國小麥。蘇聯的金剛石開採量佔世界1/4份額，但蘇聯沒有鑽石加工企業，只能出口原料，原因是特殊利益集團極力反對阻止加工金剛石出口鑽石的提案，通過倒賣金剛石贏取巨額利潤。中央政府各部委官員貪污盜竊國有資產的現象達到了瘋狂的地步，不僅反映在實權部委，在「清水衙門」都有出現。文化部部長福爾采娃挪用裝修大劇院的材料為孫子建造別墅，被告發後，當政治局開會就這件事批評她時，她火冒三丈地進行了批評與自我批評：「沒有什麼可責備我的，看看你們自己吧！」

面對「無官不貪」的蘇聯，安德羅波夫上台後的「三把火」沒有任何新意，除了經濟體制改革和擴大精神病院建設之外，只能走「先皇」的老路——禁止和限制商店賣烈酒，整頓勞動紀律、改進黨的作風，用查處貪官數量代替反腐力度，消化怨氣，換取人心，為黨贏得苟延殘喘的時間。

雖然安德羅波夫僅僅做了15個月的總書記，但他「打虎」的數量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無與倫比。從1982年11月至1983年底，僅黨中央、政府部長和州黨委第一書記以上的高級幹部，因貪污受賄或瀆職而被撤換的達90多人，包括內務部部長謝洛科夫，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150個州級領導人中，47名被撤職。安德羅波夫甚至下令槍斃了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工業技術出口局局長斯米利亞科夫，以及專門為勃列日涅夫一家和其他權貴提供短缺食品的莫斯科第一食品商場美食部經理索科洛夫。安德羅波夫查處了一系列貪腐大案。如「烏茲別克案」，該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3個核心人物幾乎全部捲入腐敗案，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尤•丘爾巴諾夫為保護該共和國領導人的腐敗活動，收受了巨額賄賂。如「棉花案」，蘇聯國家財政為虛報的棉花產量支付了30億盧布的補貼，其中14億盧布被腐敗分子竊為己有。如「梅杜諾夫案」，他在擔任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黨第一書記時，把所管轄的地區視為自己的私有領地，控制了以旅遊業聞名的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發放建築許可證的大權，大搞權力尋租。

由於安德羅波夫死得太早，這些貪腐大案只是處在曝光階段，涉案的一些「老虎」也只是受到了黨紀處分，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契爾年科接班後，停止了反腐敗，僅執政一年就去見馬克思去了。戈爾巴喬夫接班後繼續禁酒、轉變作風和「打虎」，有人說他的「打虎」數量比安德羅波夫多，其實，他只是把安德羅波夫時期沒有處理完的案件撿了起來。戈爾巴喬夫把安德羅波夫死前沒有來得及施刑的老虎繩之以法，但此時的各級領導幹部早已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在他進行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的改革時，這些領導幹部一夜之間變成了紅色資本家。戈爾巴喬夫已經明白，打再多的老虎也不能遏制蘇共的腐敗，於是他把多數刑期未滿的腐敗分子釋放了，把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也提前6年釋放，最後宣佈解體蘇聯並解散蘇共。但他給葉利欽留下了「紅色寡頭」壟斷經濟和政治的社會正義轉型難題，直到普京當總統後用憲政這個真正的「反腐力度」才基本解決了這個難題。

三、明朝和蘇聯的臣民從打老虎數量上看到了誰的希望

我們知道，運動式的打老虎，歷來是皇權社會和獨裁國家的臣民最樂於看到的事情。朱元璋作為一個元朝蒙古皇帝的「前臣民」，對「老虎」的疾惡如仇是因為自已底層生活的痛苦經歷；作為一個帝王，他的痛恨則來自對自己家業的愛惜，他生怕這些碩鼠毀壞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統治根基。但他沒有想到的是，貪污腐敗是人性惡的一面的表現，改變這種人性比打江山還難，腐敗在專制制度下不是一種病態，而是常態。他的諸多努力，都在取得短暫效果之後，就如同石子入水蕩起一圈圈漣漪後漸漸消失，最終變得毫無用處。

儘管運動式的「打虎」會使一些貪官污吏受到懲處，會有一些為富不仁者受到制裁，臣民為之歡欣鼓舞，歡呼朱元璋是「明君英主」，但這些所謂的「戰果」卻大多只是權謀鬥爭之下的副產品罷了，換句話說，臣民以為惡狗被好人打了，殊不知卻是一群狗被另一群狗咬了而已。在每一次打虎運動的背後，都是一場赤裸裸的權力鬥爭與宮廷政變，它不過是被冠以了反腐敗與反顛覆的名義，遭受苦難的，永遠都是那些一直被愚弄著的一般幹部和底層臣民。太子朱標曾經勸說朱元璋不要殺人太多，朱元璋氣憤得把一枝荊棘摔在地上，讓太子揀起來。荊棘多刺，太子難以下手，朱元璋把荊棘上的刺全部削光，把光禿禿的荊棘塞到太子手裡，說：「我這些做法，都是在為你削除荊棘上的尖刺啊。」可想而知，朱元璋的許多做法，明裡是反腐，暗裡卻是剷除異己、打壓反動派，以維繫保障他皇權的絕對地位和世襲統治。如此的反腐，親疏立見，肯定難以真正公平公正。當年墨索里尼上台不久就鋼拳鐵掌打老虎，把久治不癒的黑手黨及政府中的「保護傘」一掃而光，舉國為之歡呼，對元首的崇拜無以復加。接下來，鐵拳就面向所有敢於提出非議的人們，這個時候，絕大多數人的判斷力已經喪失了，同時歡呼已經成為習慣，社會遂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當年薄熙來在「打黑」和「深挖保護傘」中，也是像納粹那樣把「打老虎」作為超級動員工具，把「打黑」變成「黑打」。最後，民營企業家與那些不聽話的官員都變成了「老虎」和「保護傘」，而自己及親信成為真正的「黑社會」。

由皇權獨攬到高度集權，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安德羅波夫「打虎」那年，被稱為「安德羅波夫年」，蘇聯臣民把他看作是彼得大帝、斯大林那樣的鐵腕人物，同時也是「明君英主」。然而，安德羅波夫把近三分之一勃列日涅夫時代的部級官員趕走後，用自己熟悉並信任的克格勃官員取而代之，繼承了斯大林的「警察治國」，使蘇聯成為純粹的「警察國家」。安德羅波夫不僅要求幹部轉變作風，還要求工人整頓勞動紀律，採取了駕輕就熟的克格勃辦法:增加民警巡邏隊的規模和民眾糾察小組的數量，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公園裡，在普通的莫斯科澡堂、美容廳、高級理髮廳、排隊買緊俏商品的隊伍裡，在郊區火車上和電影院裡，進行廣泛搜捕和檢查證件。沒帶證件的公民常被帶到附近民警分局去「查明身份」，如系在職人員，上班時為何閒逛？看電影的人是否佔用了工作時間？

在安德羅波夫領導下，國家安全委員會加劇了對國內的控制，建立了一個新的部門，即第五管理總局，專門負責抓捕猶太人，迫害宗教信徒，消滅地下出版物和壓制不同意見，肅清思想意識方面的異端邪說。繼希特勒迫害猶太人之後，蘇聯國家安全委員對猶太人進行了第二次迫害。克格勃對猶太人實行了各種各樣的限制：他們不能被派往國外工作；不允許他們參加機密工作；禁止他們參加國防工程的工作；年輕的猶太人在高等院校經常無立足之地。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全蘇聯不斷擴建精神病院、形成全蘇聯精神病院網絡，以此收容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精神病」患者，從而維護蘇聯的國家制度。這些活動比斯大林逝世以來的任何時期進行得更為系統、有效和徹底。正如安德羅波夫自己所說：「我們竭力幫助那些思想混亂的人，竭力使他們改變自己的想法，消除他們的混亂思想。」

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下，法外施刑的屢次發生並不會讓更多的人產生憂慮，相反，多數人倒是欣慰於看到打虎數量的幾何增長，而無論這種數量是否屬於律法系統合乎程序操作的結果。最高統治者的法外施刑很容易被更多地視為英明決策，在這裡，程序正義是退居其次、甚至是無人關注的，一個良性的、可以自動運行的律法系統和監督系統也落到了人們的視野之外。光明網專題《朱元璋「重典反腐」為何失敗》論述了程序正義大於實體正義：「法外施刑的氾濫說明了朱元璋並無意於建立一種完善的、可以自行運轉的律法體制，而更多的是著重制衡官僚集團，於是，合理有效的監察機制就更是不必要、甚至根本就不會讓其存在。皇權所追求的是一種「一把手說了算」的制衡結果，追求這種結果自然也就不需要什麼「程序正義」。於是，派系的鬥爭與博弈，往往會利用吏治作為幌子打壓對手打擊敵人。朱元璋作為權謀高手，當然成為各派系鬥爭的佼佼者與獲益者。洪武年間最著名的胡惟庸和藍玉兩案，前後歷時十四年，牽連至死的足足有四萬五千多人，而後的空印案和郭桓貪污案再起巨大波瀾，不但官員被嚴辦了無數，追贓還波及到了全國各地的很多富戶那裡，導致大批富人破產—-這讓人禁不住懷疑：借此大量斂財之舉到底是摟草打兔子的結果還是其本身就是當初的直接目的之一？」

在程序違法之下，反腐或多或少帶有了不確定性。正是這種「不確定性」更為讓人恐懼，因為，你雖然有可能成為一場上層社會博弈的受益者，也同樣可能被莫名其妙地牽連進去，成為受害人。朱元璋規定普通百姓只要發現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們綁起來，直接送京治罪，且路上各種檢查站必須放行。若有人膽敢阻擋，不但要處死，還要株連九族。洪武十九年，他嚴厲懲罰了鎮江市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們沒有積極捉拿貪官韋棟，直到這個貪官被皇帝親自發現。皇帝發佈詔書說，因為這些市民不聽他的話，所以「將坊甲鄰里盡行責罰搬石砌城」。皇帝得意洋洋地說：「有罰款把家罰得精光的，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不及去搬石就被我處死！」在恐懼之下，通往南京的路上，經常出現一群衣衫襤褸的百姓押解著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貪官逃回家裡，被親戚捉住，大義滅親地送到京師。

從朱元璋到安德羅波夫，由皇權獨攬到高度集權，真正起反腐作用的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什麼是真正的「反腐力度」？看看世界上還有幾個沒有「走邪路」的獨裁國家就知道答案了。習近平堅持走「打虎」這條「正路」，如同安德羅波夫諱疾忌醫。1983年夏，安德羅波夫的健康狀況突然急劇惡化，其家屬和身邊人都建議請西方名醫來會診。安德羅波夫說:「我們一直說我們的制度優越，現在最高領導人生病，反倒要求助於西方醫師，我寧死也不幹。」他不走「邪路」，很快就走上「天路」，向斯大林匯報打虎戰果去了。

明朝、蘇聯和中國的臣民從打老虎數量上看到無數個希望，唯獨沒有看到個人的希望。你看到了黨的希望，但這個黨是特殊利益集團的黨，是權貴資本主義的黨，是裙帶資本主義的黨，你若是一個農民工黨員，紅色江山代代傳也傳不到你兒子孫子的頭上；你看到了國家的希望，但愛國的基本前題是你必須是這個國家的公民才有資格去愛國，臣民和奴隸無國家，國家是「美國籍孩子中國籍家長」的國家；你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但當年康熙「打老虎」是愛新覺羅民族自家的事，與奴才沒有關係；你看到了中國夢的希望，但中國夢要靠一群「美國鬼子」和「加拿大人的爺爺」帶領你去實現。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