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四十）

北京時間：2014-01-01 08:08

【新唐人2014年1月1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七全省大飢荒

一九五八年冬季出了館陶事件，一九五九年春季出了濟寧事件，還有菏澤事件。從一九五九年一月到一九五九年四月，全省累計出現浮腫病人八十三萬九千九百二十五人。這些嚴重的情況雖然引起了山東省委的重視，但左傾狂熱的思想路線沒有改變。在廬山會議期間，舒同上山開會去了，裴孟飛在家主持了幾次會議，對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和徵購任務重新作了討論，比原來要實際一些。舒同從廬山帶回來反右傾的最高旨意，不僅推翻了裴孟飛定的指標，還讓裴孟飛作檢查，各地跟著裴孟飛調整指標的也要作檢查。這樣，左傾路線繼續把農民逼上絕路。到一九六零年夏季，出現了全省大飢荒。（註二十一）

范縣在一九五八年秋曾提出一九六零年過渡到共產主義，毛澤東十分欣賞，說范縣的報告是一首詩，在幹部中廣為印發。結果怎麼樣呢？修水庫佔了土地，還使大量土地鹽鹼化，老百姓哭鼻子流淚。縣委還大批拆老百姓的房子、扒老百姓的祖墳。用拆房子和扒祖墳得到的磚瓦木料蓋禮堂、蓋迎賓館，蓋大辦公室。到一九五九年就食堂停伙，水腫病大量流行，餓死了不少人。（註二十二）

臨朐縣大峪大隊，一九五九年秋收，四十多萬斤糧食被徵購，剩下人均口糧僅一百多斤。從十一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給四兩原糧。此外又宣布瓜菜代口糧：「蘿蔔四斤頂一斤，菜葉子五斤頂一斤，南瓜二點五斤頂一斤。」玉米秸、剝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殼、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農民的口糧。實在湊不出了，又假設每人偷了四十斤糧食，強行加到每個人的頭上，算起來每人的口糧又多了四十斤。最後向上級報告說每人口糧三百五十七斤。但一天四兩糧食維持不了生命，農民就這樣活活餓死。死的人多了趕不及埋，許多人暴屍路旁。（註二十三）

趙健民在一次發言中說，據不完全統計，從一九五八年冬到一九六零年上半年這一年半時間內，全省非正常死亡六十五萬人，外流一百零九萬人，人吃人的現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二十三起，沒有文字但有口頭彙報的還有十多起。一九五七年山東人口五千四百萬，一九六零年只有五千二百萬，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山東每年新增人口一百萬，以一九五七年為基數，一九六零年應有人口五千七百萬，而實際只有五千二百萬，少了五百萬。壽張縣一個村莊沒有生小孩的。王成懷同志向舒同彙報說淄博地區死了十一萬人。他還滿不在乎，說安徽、江蘇也死了許多人，不值得大驚小怪。（註二十四）

甘肅省委工業交通部部長張北華是山東人。一九六零年，在通渭縣大批餓死人後，他被派到通渭縣去處理。就在這時，他的侄兒從山東老家去甘肅找他，告訴他山東家鄉的情況與通渭縣差不多，他的父親也是餓死的。連這位高級幹部的父親都餓死了，山東死了多少普通農民就可想而知了。（註二十五）

當時，到處可以看到餓死人的慘狀。在青島市第三鋼鐵廠門口，有一個要飯的老太婆，拿著一個破瓢要飯。餓得倒在廠門口，工廠里沒有一個人給她飯吃，也沒人看她，最後餓死在廠門口。為什麼這樣？因為給她飯吃就會被說成右傾，不敢管她。（註二十六）

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的省委擴大會議上發言說：由於飢餓，民兵訓練工作不得不停止，一九六零年徵兵工作也不得不推遲。有些連排幹部家屬，在部隊駐地乞討，有一位軍官家屬對丈夫說：「這種年頭你顧不了我，我顧不了你，把孩子送給人家，咱們各奔前程吧！」一個戰士全家討飯去東北，父親臨走時去部隊，父子見面后抱頭痛哭了一場。有一個排長全家死得只剩下一個小弟弟。一個連隊一個時期接到十五份電報，其中十三份報告家裡餓死了人。

飢荒嚴肅重破壞了生產力。一九六零年勞動力只剩一千七百九十萬人，比一九五七年的二千一百七十三萬人減少了三百八十四萬人；一九六零年耕畜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了二百三十七萬頭，而且剩下的瘦弱不堪；土地荒蕪，耕地面積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了一千九百萬畝。鹽鹼地由一千五百萬畝增加到二千萬畝。糧食產量退回到一九四九年的水平，總產量只有一百六十億斤。（註二十七）

在大飢荒中，山東省發生了多起人吃人事件。

曾在山東政法部門工作的蕭磊在《炎黃春秋》上發表文章說（註二十八），一九六零年春，山東日照縣檢察長發現本縣和臨縣的莒縣，不但大批餓死人，且發生人吃人。經他到事發地點初步核實，日照縣一個生產大隊發生人吃人三起，吃掉屍體五具。莒縣的三個生產大隊均發生人相食的事件。這位縣檢察長急急忙忙到省檢察院向檢察長陳雷彙報了人吃人的情況。陳雷聽了甚為震驚，連夜乘火車趕到北京飯店，向在這裏開會的省委主要負責人舒同彙報了日照縣人相食的情況。舒同態度冷漠，且不耐煩地問陳：「你談的這些情況是聽說的呢？還是親眼看見的呢？」陳雷只好悻悻而返。當時有許多幹部向省委彙報餓死人、人相食的情況，都被以「聽信傳言」頂回去，並告知全省各地「禁止傳謠」。

一九六零年冬，舒同因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犯有「嚴重錯誤」，受到批判。華東局書記處書記、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到山東主持處理。曾希聖在報告中提到：「據初步發現，全省人吃人事件七十余起。」實際上，山東各地都曾發生人吃人的事件遠遠超過曾希聖報告中所提到的數字。

省委駐金鄉縣工作組長劉若克（省檢察院副檢察長）讀了《總結報告》中人吃人問題時，派工作組員蕭錫宜到金鄉縣胡集公社胡集大隊調查。胡集大隊十五個生產隊，有二千多人。經座談會調查與個別訪問，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冬，全大隊發生人吃人事件九起，支部書記四歲男孩餓死煮熟后，全家吃了一天。這九起人吃人事件，直至曾希聖總結報告時未能發現。

一九六一年春，孫慶真參与省政法工作組檢查萊陽縣檢察院批捕、起訴質量時，閱卷中，發現二起賣人肉案件。二起作案人均是複員軍人。審訊中一作案人供稱：「二年內盜挖餓死後新埋上的屍體十多次。一具死屍能割十幾斤肉。最初，因全家餓的快要死，吃了幾次人肉沒餓死。往後盜了屍體煮熟推倒大集上當牛肉賣。」另一作案人供：「二年內盜屍煮了當牛肉賣，共有七、八次。賣人肉的還有幾個人，他們盜屍體賣比我多。」

據萊陽縣檢察院講述：一九五九、一九六零這兩年，全縣盜挖屍體案件時有發生。已破獲七、八起，還有五、六起未破。萊陽縣城相公社（城關公社）兩位五十多歲的男社員，他們是鄰居，白天他們二人還病懨懨的坐在門口石台上說話，都說自己不行了。到了夜間死了一位。活著那位鄰居飢餓難忍，在這天的下半夜，背上筐，帶著鐵掀和菜刀奔向城東南丘陵，掘開鄰居的土墳，割下死者兩條腿裝進筐里。在背著人腿返回時，摔在梯田下死亡。天亮后被過路行人發現，報告了城關派出所，經警民檢驗認為：盜屍人嚴重水腫，身體極其虛弱，加之偷屍勞累、恐懼，跌撞而死。

在大飢荒期間，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我們只能用官方資料進行計算。根據《中國人口•山東分冊》（註二十九）中的歷年死亡率資料，可以計算出山東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非正常死亡一百八十四點四三萬人，少出生二百二十五點六六萬人。（註三十）薄一波告訴趙健民山東餓死了三百萬人。從當年山東省飢餓的嚴重程度來看，三百萬人可能是一個最低數字。

八亂抓亂捕：政法工作大躍進

蕭磊當時在山東一個政法部門工作，親歷了大躍進年代亂抓亂捕的歷史，投稿《炎黃春秋》（註三十一）雜誌，講述了當時的情況。下面摘自他的文章。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說：「憲法記不得了」「不靠刑法、民法維持秩序。」「要人治，不要法制。」「會議決定就是法，開一個會也是一個法。」「《人民日報》社論，全國執行，何必要法。」劉少奇在同一個會議上說：「到底是人治，還是法治？看來，實際上靠人。」此後，中央政法領導小組負責人，在最高人民檢察院講話時說：「你這個檢察院，你這個二黨，都監督到黨的頭上了。」山東省檢察院、山東省高級法院貫徹全國四次司法工作會議和傳達中央領導人關於「要人治，還是法治」的講話以後，在山東省委主辦的《新論語》刊物上以「提倡人治，反對法治」為題，共同發表文章，說：「堅持人治，還是堅持法治，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堅持資產階級專政的分界點，是兩條路線鬥爭的大是大非問題」。

「大躍進」期間，在「打破法律框框」的口號下，山東省許多地區公檢法合併。公檢法任何一長都可代替三長辦案。公檢法任何一員都可代替三家任何一員行事。事後在法律文書上分別蓋上公檢法的印章。

在捕人、判刑上，某些政法部門實行「四就一馬」。四就：對犯罪嫌疑人就地逮捕，就地預審，就地起訴，就地判刑。一馬：馬上送勞改隊。許多縣、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領導幹部，認為這是「新事物」，省人力，省時間，符合「大躍進」「多、快、好、省」的要求。

樂陵縣政法部門，在縣委分管政法書記的親自指揮下，調集五百名民兵，各持步槍、土炮、大刀等武器，如臨大敵，在縣城進行示威，高喊：「誓與違法犯罪分子決一死戰。」滕縣政法部門一長代三長，各帶領「突擊隊」分頭抓人，苦戰一晝夜，三支「突擊隊」各抓人一百多。縣檢察長向縣委「報捷」后，又向省檢察院「報捷」。

菏澤地區政法部門閻XX一長代三長，創造「雙百」專區，計劃在三十天內，現行案件破案率百分之百，解放后未破的積案，破案率百分之百。「雙百」計劃下達到各縣、市的政法部門，落實到人，包干負責。「包干」人員感到壓力大，唯恐限期內完不成任務，在破案中採取違法手段，利用村幹部向群眾暗示、誘道，秘密投票選舉作案人，名之曰「群眾路線」。一九六零年春，昌濰地委副書記孫XX坐鎮益都縣親自指揮建立「共產主義新村」和開展「民主革命補課運動」所謂「補課」，就是補劃地主、富農成分，全縣補了三千余戶（經核查全部否定）。「建共產主義新村」，採取先破后立，拆房扒屋，已拆房佔全縣全部房屋的百分之四十，一家三代只給留一間屋，逼著群眾到「共產主義新村」地址建新房，群眾的強烈不滿，甚至謾罵，有的村幹部帶領群眾集體上訪。孫副書記聽了彙報，火冒三丈說：「那些不滿分子表面上牢騷怪話，實質上是聯合新老地富反壞攻擊社會主義，要進行打擊。「在孫副書記的指揮下，全縣大逮捕，半個多月的時間里，全縣逮捕一千零七十人，縣看守所容納不下，分到各公社關押，並準備在各公社設臨時法庭，進行公判。

一九六零年春，金鄉縣法院審理一起普通刑事案件，和議認為：被告說「人民公社好，就是吃不飽」，應判三年刑，和議通過。正要宣判時，縣委政法部長徐XX來到合議庭問：「準備判幾年？」審判員答：「和議三年」徐部長說：「不行，攻擊人民公社的案件要重判，弄他十來年。」審判員只好重新和議，由原和議判三年改為判十年。

一九五九年夏，泰安地區（當時歸濟南管轄）有人舉報肥城縣發現特務組織。濟南市分管政法工作的領導的領導人魏XX聞訊后，先下令抓人。肥城公安局長經初步調查，認為案件的真實性值得懷疑。魏XX聽了公安局長的彙報說：「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先逮捕了「為首分子」。審訊中刑訊逼供，屈打成招被株連四十餘人，全部逮捕。他們的口供互相矛盾，又自相矛盾，且時供時翻。經公安部門反覆偵查和預審，沒有得到任何有價值的證據，建議撤案放人。魏XX說：「不是沒證據，而是沒本事。」堅持繼續審查。看守所內在押人員嚴重的飢餓，四十余涉案人員在關押中死亡過半。

刮檢察機關取消風，反對法律監督，主要來自上面某些領導人，下面有些人跟著颳風。謝富治初任公安部長時，到山東煙台視事，時有省檢察院工作組在煙台地區調查案件，順便向謝彙報情況。當彙報萊陽縣村干、民兵違法亂紀，全縣打死、逼死六十餘人的情況時，謝說：「違法亂紀打死人固然不好，但維護了社會治安。」在向他彙報有些地方刮檢察機關取消風時，謝說：「這就對了，過去檢察院做了些扯腿的工作。」

九舒同丟官

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是舒同，是一位很名氣的書法家。他出身貧寒，師範學校畢業，當時在中國共產黨內算是一個知識分子了。譚啟龍是第二書記，趙健民是第三書記。一九五五年五月，中共中央曾打算調舒同到《人民日報》任社長，後來沒有成行。在這期間，山東的新聞報道曾說譚啟龍是第一書記。有一次，一個外國軍事代表團到山東訪問，在接待時，譚介紹舒同時稱他為「原政委」（省委第一書記是軍區的政委）。有檔案資料稱，舒同因此對譚猜忌，怕他取而代之。

舒同怕失去封疆大吏的顯赫地位，最終還是失去了。

由於山東情況比較嚴重，靠山東省委難以挽回局面。中共中央華東局到山東揭蓋子。當時山東屬華東局。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宣布中共中央決定：免去舒同職務，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兼任山東省委書記。

曾希聖走馬上任，十月二十九日，他作了一個大報告：《黨政軍民緊急動員起來，為戰勝災荒、克服困難而鬥爭！》。這個報告，用大量事實指出山東問題的嚴重性：一，農業嚴重減產，糧食總產量只有一百六十億斤，回到一九四九年的水平；二，口糧嚴重不足；三，病情嚴重，四百二十萬人水腫；四，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五，耕地減少；六，群眾生產積極性低落。他批評說，廬山會議上中央提出解決「一個指頭」的問題，舒同沒有照辦；上海會議中央進一步強調解決「一個指頭」的問題，舒同仍然沒有辦；北戴河會議，毛主席指示要抓緊時機，集中勞動力爭取秋季多打糧、多種菜、大抓秋種，爭取明年收成比哪一年都好，舒同沒有認真傳達貫徹，青島會議開了四十多天，誤了季節。曾希聖指出：

要承認今天其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主要是人為災害所造成的。而人為災害，又主要是因為原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同志和原省委農村工作部長張新村同志沒有執行和違背了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和毛主席的歷次指示所造成的。

黨中央和毛主席知道我們山東的情況嚴重以後，就當機立斷地採取了許多有效措施，不僅立即撤銷了他們兩人的職務，而且抽調了一批幹部並在調撥大批糧食、醫藥、種子以及其它物資來支援山東。

曾希聖承認死人是人為造成的，這是對的，但他把中央和毛澤東的責任完全歸罪於山東省委的兩個人，是不符合事實的。

舒同從封疆大吏變成了批判對象。中共中央華東局於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中旬，在山東主持省委擴大會議和五級幹部會議，集中揭發批判舒同的錯誤。山東省檔案館保存有這次會議的全部材料。省委擴大會議由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主持，十二月十六日，曾希聖作了長篇發言，他在發言中首先揭露了山東「五風」的嚴重性。接著他批評了幾種錯誤的看法：第一是誇大困難，抹殺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第二是懷疑「三面紅旗」；第三是懷疑中央領導人。他批評說：「有人說，中央是領路人，舒同是帶隊人，帶隊人帶得不好，領路人也應負責，這種說法是極其錯誤的，是別有用心的。舒同的錯誤應由他自己負責，與黨中央領導毫無關係。」曾希聖把中央領導人的責任開脫得一乾二淨，把山東問題僅看作一個省的特殊問題，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根據曾希聖定的調子，參加會議的山東幹部向舒同猛烈開火。

會上揭發舒同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一系列的糾偏政策貫徹不力。廬山會議上，毛澤東伸出自己的兩個手掌，把近兩年的工作比做十個指頭,「三面紅旗」的成績是九個指頭，缺點錯誤只不過是一個小指頭。在強調批判右傾機會主義、保衛「三面紅旗」的同時，他也指出要解決好「一個指頭」的問題。由於毛澤東的重點放在反右傾上，各省在傳達貫徹廬山會議時，對「一個指頭」的問題沒有引起重視。舒同在傳達廬山會議的講話中，甚至沒的傳達毛澤東關於「一個指頭」這一段話。為什麼沒有傳達？舒同在檢查中說，「怕給群眾潑冷水」，出於同樣的考慮，裴孟飛建議他在傳達時把毛澤東關於也要注意左傾冒險主義的說法在一定的範圍內提一下，舒同沒有同意，反而批評了裴孟飛。

會上揭發舒同在糧食問題上的錯誤，在一九六零年四、五月份糧食分配會議上，沒有聽取一些實事求是的意見，把指標壓下來，把一九五九年糧食產量落實為三百二十億斤，而偏聽偏信了農工作部長張新村的意見，把產量落實為四百億斤，徵購任務為七十億斤。這是山東省糧食緊張的重要原因。在糧食緊張出現以後，還不面對現實，為農民解決問題，還在全省搞反瞞產私分運動。給農民造成更大的災難。

一九六零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了北戴河會議，除了討論國際形勢外，國內工作提出保糧、保鋼、保外貿出口三個任務。毛澤東要求各省要集中勞動力，爭取秋季多打糧食多種菜，大抓秋種，爭取明年夏收成比哪一年都好。舒同回來后，八月初召開青島會議傳達貫徹。但是，青島會議開了四十多天，一直開到十月份，農時已經耽誤了。為什麼青島會議開這麼長時間？在批判舒同的省委擴大會上，省委秘書長吳建揭發，原來舒同和一個女護士有非同一般的關係。到了青島以後，舒同根本不和其他書記往來，除了參加他非參加不可的會議以外，不是和護士在房間里打撲克，就是帶著護士遊山玩水，跳舞。要給女護士打胎，打完胎以後，又要休養恢復健康。這樣，就有意將會議時間拖延。直到青島會議結束以後，舒同還不打算回濟南抓工作。後來陳雲要來濟南，吳建把這個消息告訴他，催他提前回來。青島會議沒有開好，救災措施沒有落實下來，山東的飢荒發展到更嚴重的地步。有人說，中國不是議會政治，而是會議政治。會議怎麼開，開多長時間，全由第一把手的意志決定。中央如此，各省也如此。

舒同十二月十日的檢查，講了由於他的工作失誤給山東帶來的損失，與會者不滿意，沒有過關。十二月十三日的檢查時，他一開始就說：「我現在向大會檢查我的錯誤，不但檢查錯誤，而且向大會請罪，我犯了不可饒恕的罪過！」他列舉了中共中央自鄭州會議以來等一系列的糾偏政策，檢查自己執行不力。他說他之所以犯錯誤，是因為從左的方面來接受廬山會議的精神（廬山會議的精神本來就是左的嘛，他這麼執行了，還要檢查，舒同好不冤枉！），他還扣上了自己個人主義、沽名釣譽、好大喜功、好出風頭，急躁冒進等帽子，因此，在做計劃、定指標、提工作任務的時候，往往從壓倒外省出發（爭先恐後），從主觀願望出發，而不是從本省實際情況出發。

曾希聖身掛兩省帥印。其實，安徽的問題比山東還要嚴重，曾希聖到山東來揭舒同的蓋子，卻緊緊捂住自己的蓋子。相比之下，舒同比曾希聖要老實得多。

舒同丟官以後，山東的情況並沒有好轉。一九六一年夏，山東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專區，六月份餓死人一萬六千七百人，九月份上升到三萬五千六百人，到十月，僅聊城一地外流討飯人數高達十萬，賣兒賣女者九百八十五人，有夫改嫁者八百六十九人，個別基層組織已完全癱瘓。（註三十二）

註解：

[註二十一] 穆林同志在省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三日。

[註二十二]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三日-十五日山東省委擴大會議簡報。

[註二十三] 一九六零年八月，中共山東省委工作會議文件，八月十四日簡報。

[註二十四] 趙健民在省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五日。

[註二十五] 段君毅：《深切懷念張北華同志》，《人民日報》，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註二十六]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三日-十五日，省委擴大會議簡報。這個會議集中批判舒同的錯誤。

[註二十七] 曾希聖在山東省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黨政軍民緊急動員起來，為戰勝災荒，克服困難而鬥爭！》，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九日。

[註二十八] 蕭磊：《我所知道的「特殊案件」》，載《炎黃春秋》二零一零年第七期。

[註二十九] 吳玉林主編：《中國人口•山東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