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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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12月20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第六章富饒的饑饉

江蘇省位於中國東部沿海的中心,地形以平原遼闊、地勢低平、河網稠密、湖盪眾多為特徵。江蘇省因氣候適宜、資源豐富,歷來是中國最為富饒的省份之一。這裡是魚米之鄉,歷史上很少鬧飢荒。和其它省份相比,這個省居民的生活水平較高。人們稱江蘇省為「富饒的寶地」。

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間,江蘇省這個富饒的地方也發生了嚴重的飢荒。當然,和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山東等省相比,飢荒程度要輕一些,但廣大農民也遭受到嚴重的摧殘。

一 江渭清奉命行事

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是一個比較穩當的人,也是一個熟悉「黨文化」的老練政治家。在毛澤東面前,他察言觀色、審時度世,估計不會帶來危險的情況下,有時還能擋住毛澤東某些不合理的要求。如,在反右鬥爭中,毛澤東曾希望在江蘇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事後還派彭真到江蘇傳達對江渭清「打招呼」,說江「右」。江渭清還是擋住了,在省、地、縣幾級主要領導中一個右派也沒有抓。全省抓了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九名右派,約佔全國右派分子總數的百分之二點四。(註一)江渭清在他晚年的回憶錄中,對他的「右」,對在毛澤東面前敢講真話的事,寫得繪聲繪色,對「三面紅旗」危害江蘇的事,也寫了一些,但在某種程度上有些淡化。從現存的檔案中反映,江蘇省在大躍進和隨之而來的大飢荒年代,問題還是相當嚴重的,個別地方還發生了人吃人的事件。不過,與其它省相比,江蘇在大躍進中並無自己的「發明創造」。對中共中央不合理的指示,江渭清不直言頂撞,但會用婉轉的作法迴避極端。江蘇沒有興辦如甘肅引洮工程那樣耗資巨大、勞民傷財且毫無效益的超級水利工程,不僅沒有像有些等省那樣,揪出省級主要領導幹部作為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靶子。反而保了上面要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省委常務書記劉順元。江蘇省在工農業中放的 「衛星」比較少、也比較小。由於江渭清和劉順元等人的作用,再加上江蘇自然條件優越,在大飢荒期間,江蘇省的「非正常死亡率」比有些省份低。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在北京召開全面發動大躍進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江渭清在這次會上代表江蘇省委作了發言,發言的題目是《政治挂帥,以生產為中心,帶動各項工作一道前進》,他著重介紹了江蘇的「躍進」形勢,說全省廣大幹部、群眾已樹立起「要跳、敢跳、能跳」的躍進思想,以「苦幹、實幹、創造性地干」的精神,掀起了「大躍進」的熱潮。並列舉了當時的一些豪言壯語,諸如「政治掛了帥,生產飛上天」;「幹部能下海,我們能擒龍」;還有一些新編的順口溜:「志氣比天高,幹勁沖雲霄;掏干大海水,切斷荒山腰;就用這股勁,實現四十條」等,藉以說明江蘇人民勢如破竹、敢作敢為的精神。(註二)

五月八日,中共江蘇省委發出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範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一個學習和宣傳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運動。五月二十三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閉幕,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馬上部署籌備召開江蘇省委三屆八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現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農業生產不能高速度發展的迷信,肯定了農業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辦工業的神秘觀念,地方工業可以自力更生大發展;三是大破了對科學技術和科學家、技術人員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辦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事業。」(註三)會議結束后,一場大規模的宣傳鼓動大躍進的運動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南京市有二十萬人參加宣傳大躍進的活動。所有宣傳員、報告員全部出動,各種宣傳輿論工具積極配合,文藝、歌舞、曲藝、黑板報、牆報、標語、有線廣播、宣傳車、展覽會紛紛上陣。在強有力的政治鼓動下,工農商學兵和街道居委會全都行動起來,基層細胞進入了高度亢奮狀態。江蘇各個城鎮的職工、學生和居民紛紛上街,敲鑼打鼓。四月二十七日,南京市玄武區舉行「火炬歌唱大遊行」,數萬與會者齊聲高唱《東風壓倒西風》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載歌載舞,表示熱烈擁護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當時人們確信大躍進可以帶來幸福,他們的這種態度是真誠的。

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提出了「吃飯不要錢」和「放開肚皮吃飯」的口號。江渭清覺得,這樣的口號明顯過頭了,儘管在「大躍進」,還沒有這個物質基礎嘛!所以,當中央分管農村工作的譚震林副總理來南京視察工作時,江渭清向他說:「譚政委,光放開肚皮吃飯,不搞生產也不行,還要加一句:鼓足幹勁生產。」譚震林採納了江渭清的意見。後來的「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就是他視察江蘇「大躍進」以後提出來的。(註四)在「共產風」中,有的提出「人民公社應當有計劃有步驟地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剩餘」、實行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和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相結合的原則進行分配,將社員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農具等統統收歸公社所有。全省組成了一百三十二個「民兵師」,農民實行了軍事化。在「生活集體化」的口號下,全省各地大辦公共食堂,農村絕大多數人都到食堂吃飯。有的地方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口號下,盲目蠻幹到了離奇的程度,如「農田深耕」從幾尺到一兩尺,「試驗田」以白糖作肥料「奪高產」;密植「越密越好」發展到幾畝水稻移並在一起,以「並苗移栽」製造假「衛星」等等。(註五)

江蘇省的大躍進也是從興修水利開始的。江蘇省委要求實現「三年全省水利化」,在嚴寒刺骨的風雪中,數百萬群眾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奮戰。民工往往每天勞動長達十二-十五個小時,甚至更多。一九五八年三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調工程開工,這是當時江蘇歷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准軍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三十四億土石方,如果包括農田水利部分,江蘇全年共完成三十四億土石方,相當於一九五七年的十三倍。(註六)

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聽各省省委第一書記的彙報,毛澤東一邊聽江渭清彙報,一邊插話。當江渭清講到江蘇今冬明春水利建設準備搞三億方時,毛插話說:「吳芝圃講搞三百億萬,我看得死三萬人;曾希聖講稿二百億方,我看得死二萬人;渭清講三億方,可以一個人不死。他們那是虛誇。」(註七)看來毛澤東的頭腦還是比較清醒的。但江蘇不是搞三億方,而是搞了四十三億方。所以還是死了人。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發表了會議公報:「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為在一九五八年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即比一九五七年產量五百三十五萬噸增加一倍而奮鬥。」

江渭清在參加北戴河會議期間,於八月二十日專門就大鍊鋼鐵問題同省委通了電話,提出了三點意見,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認真研究,堅決貫徹執行:一是要把今年全省十五萬噸鋼的任務,按十八萬-二十萬噸的要求來保證完成,只准超過,一斤也不能減少。二是今年只剩下四個月了,各級領導決不能向困難低頭,鍊鋼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時加以解決。三是各地、市委第一書記,有鋼鐵生產任務的縣委第一書記,都要親自抓鋼鐵生產,農業由其他書記或常委去抓。這就是所謂「鋼鐵元帥升帳」。大鍊鋼鐵運動以軍事化或半軍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動的。

北戴河會議一結束,江渭清就趕回南京,進一步部署鋼鐵工作。當時,鋼鐵生產進展緩慢,連續幾個月都沒有完成預定任務。江渭清十分著急,他在九月二日召開的市委書記電話會議上強調,九月份一定要超額完成計劃,保證全月完成五點五萬到六萬噸生鐵和二萬噸鋼的生產任務。

當時形勢逼人。全國已有六個省日產生鐵一千噸以上,其中湖南達到三千噸,河南達到一點八萬噸,而江蘇才九百一十噸多一點。中央決定九月二十三日召開全國大鍊鋼鐵電話會議。江渭清急得沒有辦法,搶先召開地、市委書記電話會議,要求全省力爭在九月二十二日突破口產生鐵三千噸,二十九日放出個「大衛星」。什麼叫「大衛星」呢?當時,日產生鐵突破五千噸是「小衛星」,八千噸是「中衛星」,如果在國慶節那一天宣布江蘇日產生鐵突破一萬噸,這就是「大衛星」。

對於「大鍊鋼鐵」中大放「衛星」,任務一天比一天加碼,指標像天文數字一樣翻了又翻,江渭清和省委的其他領導人在思想深處是不贊成的,但又不好公開反對。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日,毛主席在張治中、羅瑞卿、曾希聖陪同下來南京視察「大躍進」形勢,江渭清到中山陵毛下榻的地方彙報工作。毛主席在聽取彙報以後,指示他們要一手抓工業,一手抓農業,提醒他們不要因為大辦工業,放鬆了農業。同時,他又提出要江蘇搞一百萬噸鐵,問江渭清能不能完成?江渭清說搞不到這麼多。事實上,群眾性「大鍊鋼鐵」效率低,質量差,人力、物力的浪費從一開始就十分明顯。所以江渭清又說,像這樣全民鍊鋼鐵,說句不好聽的話,叫「勞民傷財」。毛主席聽江渭清這麼回答,就說:「不談了,明天再談。」

第二天,毛主席把省委書記處的幾位領導人都找去,說:「我要江蘇搞一百萬噸鐵,渭清講搞不到。順元,你什麼意見?」劉順元愣了一下,回答說:「渭清同志是班長,班長怎麼說,我贊成。」毛主席就問:「惠浴宇,你什麼意見?」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順元同志的意見。」毛主席又說:「江渭清不但說搞不到一百萬噸鐵,還說這是勞民傷財,你們也同意嗎?」見大家都不開口,毛澤東就問江渭清:「渭清,你還有什麼意見?」 江渭清說:「主席,我們千方百計去搞,能搞一百萬噸更好,實在搞不到,就請您派人來檢查我的工作。」毛主席說:「好,就這麼辦。」(註八)

江渭清覺得,向毛主席、黨中央講真話,講確實存在的困難,這是應有的責任,但「大鍊鋼鐵」是當時全黨的大局。他這個第一書記不抓不行。為了爭取建國九周年到來之際,放出日產萬噸生鐵的「大衛星」,全省各級黨組織和政府機關都動員起來了,成千上萬的幹部帶領群眾日夜奮戰,砍樹挖煤,找礦煉鐵,連鐵門鐵欄杆都拆下來煉鐵了,美其名曰「找米下鍋」。在所謂「小土群」齊上陣的口號下,堆起了數不清的小土高爐、小土焦爐,到處濃煙滾滾,火光衝天。《新華日報》有個報導:九月三十日「三萬座土洋高爐烈火漫天,四百萬鋼鐵大軍激戰爐前」。據統計,當時全省一度動員了將近七百萬人鍊鋼鐵,不僅有整勞力,而且有半勞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國慶前夕,終於放出了日產生鐵一萬零七十三 噸、燒結鐵四千多噸的「高產衛星」,成為全國九個「萬噸省」之一。(註九)

如此不惜代價地「大鍊鋼鐵」,浪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事後江渭清算了一筆帳,一九五八年「大鍊鋼鐵」中,全省高爐利用係數平均只有零點五左右,煉一噸鐵需耗煤五六噸至七八噸,煉出的鐵許多不合格,鋼大部分是土鋼,根本不能用。所建上萬座小高爐,只有個別的保留下來。直接經濟損失更是驚人。全省土法鍊鋼煉鐵共計虧損一萬四千一百零九點六萬元,省里補助九千萬元,其餘部分均由各地從地方財政中抽錢填補。(註十)

為了實現「生活集體化」,全省一度辦起三十萬個食堂,在食堂吃飯的占農村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七。當時,中共江蘇省委已經發現,這樣大呼隆吃食堂,管理困難,浪費甚大,弊端甚多。還在一九五九年春夏,省委就同意一些地區提出的經過群眾討論、本著自願的原則,可以把口糧分發到戶,實行社員回家自炊自吃的辦法。但是,廬山會議以後,颳起新的「共產風」,把這些做法當成「右傾」,加以批判。一些停辦的食堂,被迫重新開伙。一九六零年春統計,全省共有農村公共食堂十六點八萬個,參加農戶四十八萬戶,占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五。(註十一)

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過程中,各地都找彭德懷在本地的代表人物。柯慶施在廬山會議結束時,曾向江渭清提出要批評劉順元,暗示劉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劉順元是一位老資格的革命家,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他被派往被蘇軍佔領的旅大任副書記、第二書記。當時的蘇軍橫行霸道,軍紀極差,強姦婦女,搶劫財物,蘇軍領導人則是大國沙文主義。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劉順元多次抵制了蘇軍的惡劣行為。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日,旅大蘇軍總司令宣布將劉順元「驅逐出境」,並被帶上了「反蘇」的帽子。一九四八年八月,劉順元任濟南市委書記兼濟南警備區政委。斯大林得知劉順元還擔任要職,十分不滿。一九四九年七月,劉少奇訪蘇時,斯大林對他說:「你們中國有個劉順元,在旅大時對我們蘇聯很不友好,據說現在還得到你們的信任,我希望在今後的合作中不要再出現劉順元這樣的人。」劉少奇回國后令劉順元寫了檢討,並降三級使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以後,劉少奇找到了劉順元,並於一九五四年九月,任命他為中共江蘇省委常務書記。(註十二)

劉順元對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都是積極並充滿熱情的。後來,他感到從合作化到總路線、大躍進、公社化,工作中的問題越來越多,風氣越來越壞,很有意見,曾經公開批評過「三六九幹部」、「風馬牛幹部」。「三六九幹部」是指不幹實事,只會在嘴上賣弄「三面紅旗」、「六億人民」、「九個指頭」,以勢壓人的幹部;「風馬牛幹部」是指見風使舵、吹牛拍馬的幹部。這些話傳到了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那裡,所以柯想批判劉順元。江渭清沒有按照柯慶施的意見辦,他向柯解釋,說要看通篇文章、報告講的是什麼,不能憑一句兩句話就說有什麼問題。如果省委常委里有人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長嘛!我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怎麼會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呢?就這樣應付過去了。當年秋天,毛主席乘坐專列路過南京,在列車上召見江渭清和省委其他負責人,並詢問了「反右傾」情況。江渭清向毛彙報說:我們有「右傾」思想,但沒有「分子」。譬如對一九五八年放農業」高產衛星」、「鋼鐵衛星」,我和其他常委同志都說過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總路線、大躍進,而是反對浮夸虛假。這樣,從江蘇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縣委的主要領導人,都沒有划「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但不歸省委管理的基層黨員幹部,被划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是有的。全省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的黨員、幹部等二百五十四人,占參加運動的黨員總數百分之零點二,比當時中央所作的全國大約佔百分之二的估計少得多。(註十三)

但是,大勢所趨,全省從上到下還是層層搞了「反右傾」運動,進入大躍進第三年,即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零年春夏,在煞「五風」時開始制止的「左」的錯誤做法、浮夸不實的口號,又重新出現。一些地方提出在三五年內實現人民公社「由基本隊有制過渡到基本社有制」;已在實踐中證明行不通的農村公共食堂又被視作「有助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新生事物」而大加提倡;還有的提出要建立「城市人民公社」。與此同時,工業方面一度下調過高的指標,被批為「右傾」;農業指標則由下調變為上調,一些地方重新提出要像一九五八年那樣,「爭上游,創奇迹」,「競賽評比打擂台,現場會議插紅旗」,不顧實際,盲目蠻幹。

如此「反右傾,鼓幹勁」的實際結果是,一九六零年農業全面減產。全省原計劃一九六零年糧食總產三百八十億至四百億斤,實際只完成一百九十一點九六億斤,比上年減少六點五八億斤,還低於一九五二年一百九十九點五億斤的水平;棉花六百萬擔,實際只完成二百四十八點五萬擔,比上年減少九十三點一萬擔,低於一九五三年二百九十四萬擔的水平;鋼鐵、原煤等,均遠未達到計劃指標。(註十四)

由於高估產、高徵購,從一九五九年秋冬開始,各地農村就出現了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浮腫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現象。一九六零年春夏,情況更加嚴重。這年二月,省委向周恩來總理報告,全省城市浮腫病患者共有十二點六萬人。另據鎮江、揚州、徐州、淮陰四專區和南京市不完全統計,農村外流人口達十四點八萬餘人。到六月份,省衛生廳統計,全省共有八十九點二萬餘人次患上了浮腫病和消瘦病。一些地區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寶應縣為例。從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四月,該縣先後死亡三萬五千三百九十一人,占農村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六點二。在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屬於正常死亡,大多數是因為缺糧而餓死的。多年沒有出現的棄嬰現象也出現了,而且為數不少。寶應城內拾到的棄嬰就有九百二十七名,其中死嬰一百五十三名。(註十五)

註解:

[註一]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一五-四一七頁。

[註二] 江渭清在中國共產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政治挂帥,以生產為中心,帶動各項工作一道前進》。

[註三] 中共江蘇省委:《關於學習和宣傳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報告和決議的通知》,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

[註四]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三一頁。

[註五]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第四三一-四三二頁。

[註六] 高華:《「大躍進」運動與國家權力的擴張——以江蘇為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二十一世紀》,一九九八年第八期(總第四十八期)。

[註七] 在武漢召集的華東和中南地區省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插話摘要》,一九五八年四月一-九日。

[註八]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第四二六-四二七頁。

[註九] 同上。

[註十] 同上,第四二七-四二八頁。

[註十一] 同上,第四五四頁。

[註十二] 潘祝平:《劉順元事件與中蘇關係》,《炎黃春秋》,二零零四年第六期。

[註十三]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第四四六-四四七頁。

[註十四] 同上,第四四八頁。

[註十五] 同上。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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