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一部《大明劫》承托萬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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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12月15日訊】最近,中國正在放映一部電影《大明劫》,敘述的是明亡前一年,即崇禎十六年的歷史。其時,李自成正攻打開封,離其攻入北京只有一年時間,而兩年前即崇禎十四年前李自成破洛陽、殺福王震動朝野。入獄數年的能臣孫傳庭被從牢獄放出,臨危受命,率領大明最後一支精銳之師,與李自成決戰。孫戰死之後,《明史》稱:「傳庭死而明亡矣。」

*「大明劫」如何形成?*

對明代這段歷史我相當熟悉。中國此時此勢之下,一個「劫」字,勾起了我的興趣。我很想看看這部電影是如何展示大明成劫之因,於是我看了網上視頻。

整部片子瀰漫著王朝末日的絕望。如果觀者不瞭解明中葉以後歷史與中國的今天,很難明白導演想表達什麼。明末之劫的形成有極為複雜的歷史背景:廠衛政治肆虐、閹黨專權、萬曆與天啟兩代皇帝的朝政墮廢與激烈的朝廷黨爭,以及不可治藥的腐敗,崇禎接手時已經是個風雨飄搖的爛攤子,遍地亂民、外患(後金即滿清的崛起)、蝗災、旱災、瘟疫,軍費開支浩大、財政枯竭、「三餉」將民眾剝奪得無以為生,點點滴滴,最後匯成了大明王朝的終結篇。任何天才導演,都難以在短短 90來分鐘的影片中,展示這麼多的絕望,這麼多的痛苦。於是影片將重點定成兩條主線:一是用瘟疫展示了這個王朝的極度虛弱與不堪一擊;二是以孫傳庭為代表的那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傳統士大夫精神。

也因此,我充分理解,經歷過「四五運動」的導演謝曉東確實「有話要說」,他要說的是:明朝並非亡於清,而是亡於自身。也因為片中展現的那種絕望與今天好多相似之處,因此,這部影片被中國觀眾以複雜的情緒觀看熱議——與其說他們是在觀看影片,還不如說他們藉觀影發表影評以澆心中塊壘。

*「一切真實的歷史都是當代史」*

電影向觀眾展示了什麼呢?

孫傳庭在崇禎初年請命而練成的秦軍,在明軍中號稱第二精銳之師。出獄後的孫傳庭起用為兵部右侍郎(後任陝西總督),帶的兵是否還是他以前組建的「秦軍」,影片沒交待,但史書記載,「兵部侍郎張鳳翔進言,孫傳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將,皇上只有此一付家當,不可輕動」。此前一年,即1642年,洪承疇松山戰役兵敗,精兵盡失,張鳳翔故有此語。但孫傳庭接手的這只最後一支「精銳之師」的實際情況又是怎樣呢?

影片中展示的情景是:孫傳庭閱軍時,軍中火器無彈藥,成了擺設;孫傳庭檢查軍中糧草,管倉庫的官吏先以真糧食應付檢查,孫傳庭至倉庫裡面檢查,才發現糧袋裡裝著沙子與雜草,此情此景,如同朱鎔基當年查糧庫發現庫無存糧一般。如此軍隊,怎堪一戰?

——這裡牽涉到重大的財政史掌故。明朝處在從冷兵器向熱兵器過渡的轉折階段,火器需要大量軍費支撐,萬曆朝首輔張居正是罕見的理財高手,他最大的功勞是讓明朝財政在其當政時具有支撐軍備轉型的能力。張居正死後,明朝宰輔中再無此等理財高手,於是先吃老本,繼之軍備弛廢。到了災禍連結的崇禎十六年,軍備當然已是十分不堪。有研究者甚至將財政制度轉型落後於軍事技術轉型,歸於明朝敗亡的原因之一。

影片中大量場景是表現瘟疫帶來的末日恐慌。據史書記載,崇禎年間確實流行過好幾次瘟疫,崇禎十三年河北京津地區的瘟疫陰影還未消散,新的瘟疫又起。《明史》云:崇禎十六年(1643年)「京師大疫,自二月至九月」,吳震方《花村談往》記載:八月至十月,京師內外疫病流行進入高峰,「名曰疙疸病,比屋傳染,有閤家喪亡竟無收斂者」,「人心驚畏,弔問之禮幾廢」。這場瘟疫流行造成了20多萬人的死亡,北京「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殮者」。1644年李自成逼近北京,瘟疫中的守城明軍「鳩形鵠面,充數而已」。

——這場病,被稱為「明朝SARS」。影片中醫生吳又可提出疾病、瘟疫通過空氣傳染:「我覺得此症絕非傷寒,更像是人吸入了邪氣」。這種空氣有毒的說法,不僅會讓中國觀眾聯想到2003年那場SARS,還會聯想到今年兩度降臨的霧霾。今年初發佈的《2012中國腫瘤登記年報》公佈,全國每6分鐘就有一人被確診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為癌症患者,未來10年,中國的癌症發病率與死亡率仍將繼續攀升。僅12月初這輪霧霾就吞掉中國網民8.7億元。影片幾次提到:「此次治瘟,事關大明存亡」,治霧霾與環境污染,同樣事關中國人的健康及民族前途,即中華民族的存亡。

劇中孫傳庭向當地強佔軍田、讓屯民流離失所的富豪募捐。國家傾覆之際,那些富豪根本不以朝廷為念,不願捐資助餉,孫傳庭氣憤地說:「倘若潼關不保,各位家中的財物、妻兒老小也都不保,還不都拿去孝敬闖賊了?」「大明朝如果滅了,你們又將如何?」這故事讓人想起崇禎十四年死於李自成義軍之手的福王。據《明史》載,當時「河南連年大旱,蝗蟲成災,人相食」,這位萬曆皇帝曾「耗天下財富以肥之」的福王卻只顧享樂,不肯救濟守軍與百姓,讓他們餓著肚子抵抗義軍,其巨額財富在城破之後盡歸農民軍,而福王本人的下場也很悲慘,最讓人不忍聞的傳說是李自成的義軍將他做成了「福祿湯」。

——這讓人想起了中國現在的貪官污吏。如果說福王只是惜財,中國的貪官更惡劣,利用職務之便斂財自不必說,連救災扶貧都被不少官吏當作發財機會。與福王無處可逃不同,現時貪官可能通過移民,攜帶搜刮來的錢財一走了之。

陝督孫傳庭與醫生吳又可的那場「只談時情,不談醫情」的對話可算是本片的點睛之筆。孫問吳又可:「你覺得大明朝氣數已盡了嗎?」吳答曰:「《黃帝內經》有云,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歷朝歷代皆是始興終衰,其中道理乃重馭世之術,輕經世之道。我朝積弊已久,非一味猛藥可以痊癒」。「不治已亂治未亂」,談的是治國重在防微杜漸,等弊端積重之時,救治已晚。其中「重馭世之術,輕經世之道」,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朝官精於世故,只重眼前利益,忙於投機鑽營,謀取權勢富貴,當局者也無長治久安之策。

歷史學家克羅齊有名言曰:「一切真實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對於這段歷史,中共曾自比李自成,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惕惕自勵。在中共建政前後如此比擬有點道理,而現在執政60多年,一切弊端皆與明末相似。這麼一部以明王朝傾覆前夕做歷史背景的電影,在此時的中國上映,引起的聯想是豐富的。即使不願意解讀影片寓意的影片導演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承認,「它不僅僅是一部明朝電影,你能從片中看到你所處的時代。」至於網上評論那就更為豐富多彩,網友將片中指陳明朝積弊與腐敗的台詞彙編在一起,以澆心中塊壘,還有的乾脆建議習近平率領全體政治局委員觀看這部影片,從中汲取歷史教訓,「不要幻想江山一統萬年」。

正可謂一部《大明劫》,承托萬民意。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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